舞蹈的起源都有一个共性，即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在其形成的初始，总是与宗教、巫术密不可分的。

在黎族社会中，每当人们发生各种病痛，都认为是鬼在作怪，有病就必救治，救治就必驱鬼除魔，驱鬼除魔就必举行各种宗教祭祀仪式。人们认为只有宗教职业者—“道公”、“娘母”才能担负起驱鬼除魔的责任。因为宗教职业者是人与神、人与鬼沟通的媒介。在举行宗教仪式时，“道公”、“娘母”头戴帛巾或帽，手持法具，脸着面具，身穿巫衣，以舞蹈和诵经来表现巫术的内容，手舞足蹈，又念又跳，为患者解除病痛，为病家消灾解难。

在乐东、东方、昌江等市县属黎族哈方言“罗活”土语的黎族村寨中，每逢家中有人做恶梦或生病，必请“道公”、“娘母”来作法，跳《捉鬼舞》。当地黎族群众认为作恶梦或病魔缠身，都是恶鬼在作祟，摄去人的灵魂所致。所以，家人要请来“道公”或“娘母”，宰杀牲畜，设起祭坛，先在坛面上铺好芭蕉叶，摆上3行碗，每行各摆放5个或7个碗；盛上未放盐巴的牲畜肉、饭菜及酒；筷子竖起插入碗中；然后将编成小梯子的芭蕉梗，从坛面吊挂至地下，病人衣物则置于坛下。“道公”左手持一支铁箭，右手拿一把刀或红藤叶，在锣鼓声中，边念咒语边表演捉鬼、赶鬼、招魂等动作，围着祭坛边歌边舞。最后将铁箭在病者身上拨动，意在驱赶缠在病者身上的“鬼魂”，为病人请神消灾。

在三亚、陵水、乐东、东方等市县黎族哈方言“哈应”土语的黎族群众中，他们认为人具有两重性：肉体和灵魂。人死后只是肉体的消亡，而灵魂却是永存的，而且与阳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人死后，死者的灵魂既可保护家人，又可作祟家人。因此，这些地方流行人死后停棺7天、l2天、2O天甚至几个月不等（视经济条件决定）的习俗。待举行隆重的“作斋”仪式，为死者超度亡灵后，才将死者抬到家族墓地埋葬。“作斋”时，跳的是《五风舞》。所谓“五风”即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这里的黎族群众认为人死后在一定的时间内，其灵魂仍游荡于荒郊僻野，无法归宗，跳《五风舞》，就是为其招亡魂。舞时，首先在香案四周设神位，然后“道公”带5个表演者绕着神位起舞。在锣、鼓、镲等乐器伴奏下，先逆时针方向绕神位走，走完一圈又顺时针方向走，时左时右，场面严肃又热烈。 传统文艺表演

源于原始巫舞的傩舞，明清时也随着道教一起传入了黎族地区。傩舞主要流行于白沙、保亭、琼中和三亚等市县。跳傩舞时，扮演主角的是“道公”，由少则几个人多则二三十人来配合，所有扮演者均戴上面具。“道公”请两个人来当助手，他们身穿黑色或灰色长袍，腰束黑色带，头缠素布；“道公”还腰佩匕首，额上插三支雉尾，助手额头则插一支雉尾，一人手拿弯弓，一人手持箭支；剩下的人皆扮演各种“恶鬼”，他们一律身穿黑色长袍，所戴面具尖头大耳、青面獠牙、阔口大鼻，个个面目狰狞，阴森可怕。在摆好各种祭品后，“道公”开始作法，口念咒语，大意为：现在的妖魔鬼怪把瘟疫病痛带给了本村或某家，请上天速派天兵天将前来帮助驱赶鬼魔，消灾除难，保护村人平安。念完后，“道公”将筊杯扔于坛面，证实天兵天将已请到，接着“道公”抽出尖刀，二位助手张弓搭箭，高举箭支，齐声喝令“恶鬼”现形。此时扮演“恶鬼”的人纷纷登坛，他们高举张开双手，随着鼓钹声前后左右跳跃，口作怪声，而“道公”则挥舞尖刀，指天拍地，左刺右戳，用力跺脚，不停地吆喝和念咒。经过几个回合的搏斗，“道公”下令天兵天将出击，围观的观众也随着大声呐喊助威，“恶鬼”被逼边跳边退，人们步步紧逼，“恶鬼”终于被逐出了村子，“道公”随即将祭品泼向“恶鬼”，一切妖魔鬼怪就这样被赶走，所有扮演者所戴的面具也集中丢于村外的路边烧掉。

黎族宗教祭祀舞蹈多与驱鬼除魔、超度亡灵有关。不论是人本身的生老病死还是居家旅行、生产劳动等都离不开宗教祭祀舞蹈。这种舞蹈一般都是在晚上进行，舞者多为宗教职业者。由于渲染的是人、鬼、神三界的关系，因而整个场面气氛极为凝重肃穆，舞者十分虔诚投入，配上古朴的舞蹈动作、低沉的音乐和颤抖的念经声音，使围观者也仿佛跟鬼神进行了一次生与死的较量。黎族社会在宗教信仰上基本处于原始宗教阶段，这种信仰反映到舞蹈，使黎族舞蹈更具浓厚的迷信色彩和远古巫风特点，众多的黎族宗教祭祀舞蹈便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