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云南是民族文化活的博物馆，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最突出的地方，也是世界和谐文化广泛存在的一个典型地区。如今，这座特殊的博物馆中所蕴藏的巨大的、不可忽视的文化科学价值已成为世人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其中，地处滇西北怒江州兰坪县境内的普米族，较早地以“天人合一”的观念建立起了人与自然长期和谐相处的朴素的生存法则，创造出了独具一格的云南民族文化新靓点——普米族“山岳生态文化”。相信我们追踪这个古老民族古朴而实用的“生存文化”，将给今时今日的人们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

近年来，我利用旅游资源考察的机会，跑遍了兰坪境内普米族聚居的各个地方，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兰坪普米族地区大都是山清水秀、草茂粮丰、六畜兴旺。普米族聚集区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依然如此和谐，这是现代人难以理解的—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学习和探索普米文化内涵的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普米族文化的精髓是建立在谋求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生灵之间的和谐秩序上的一种古朴安静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山地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基础上的—种生存方式，那就是普米族特有的“山岳生态文化”，这—特殊的文化形态是这个民族对生活进行了无数次选择后的生活经典，也正是坚守着这样的生活信念，使得罗古箐（兰坪普米族第一大村，也是普米族迁入兰坪的第一个落脚点）等地的生态环境至今还保存得这样完好。

普米族“山岳生态文化”形成的宗教基础

图腾崇拜是普米族“山岳生态文化”形成的宗教基础。它是中华民族的原始宗教起源，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早期图腾意为“我的亲属”，中期引申为祖先的某种物象。这种图腾崇拜现象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衰落。普米族的图腾崇拜与之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这种原始崇拜形式一直延续至今。例如，目前普米族地区还十分流行的白石图腾、羊图腾、树神、山神、铁三脚、中柱等一系列的图腾崇拜。在普米族的祭典活动中，有祭天地、祭龙神、祭三脚、祭中柱等宗教活动，有趣的是在祭神山的经词中处处充满了普米人对山的关爱之情，如“我们用钢刀来驱赶侵扰您的魔鬼，用生命来保护您，杀死人间万恶之徒，以免除对您的伤害，保佑您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在罗古箐村还把那里的古树称为母亲树、情人树，把罗古箐河称为母亲河，这种图腾认亲的文化现象充分体现了普米族对万物生灵的博爱之情。表达了人与自然、人与天地之间的亲和关系，他（她）们总是以这样的情感与天地沟通、与自然山水对话，再现了人类童年的梦。

普米族“山岳生态文化”形成的客观条件

普米族是羌之遗裔，祖先居住于江河源头的青海玉树地区，而古羌人即为“牧羊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对水草的追逐为首要之事。江河源头有辽阔的草原、神秘的雪山，与山河之间长期处于相互依存关系，在那里他们创造了辉煌的游牧文化。因此，雪域高原是普米族最初的生息之地。后来随着地区人口数量的增加，环境承载力的下降，他们不得不迁徒到四川甘孜、阿坝和凉山一带，它居于当代学者称之为“民族走廊”地区的中心地段，完成了普米族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迁徒。直到公元五世纪中叶由于受东南部农耕文化，即中国“主谷制”的影响，出于对自己生存方式的选择，他们进行了第二次大迁徒，从川西向金沙江的宁蒗、永胜和丽江迁徒。在这期间普米族开始形成了自己的农耕文化，不幸的是，他们也同历史上绝大多数西部各少数民族一样，往往没有吸收农耕文化的高生产技术来发展自己的畜牧业，更多的是改弦易辙使自己成为农民，将草地变成农田，这种屯田活动往往是与其居住的环境相冲突，是一种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活动，最终造成生存环境的恶化。这种屯田活动为普米族第三次大迁徒埋下了伏笔。直到宋末元初，居住在甘孜中部、凉山南部以及滇西北金沙江一带的部分普米族陆续向南迁徒，其中最远者到达兰州（今日兰坪）境内，完成了普米族最后一次迁徒。

普米族进入兰坪时正是兰坪矿产业开发的高峰时期，这期间纳西古王国的木天王已在云岭一带（兰坪境内）大量开采矿石、提炼白银，当时的采矿冶金术已十分发达。兰坪也因此而成为滇西北重要的经济枢纽地区之一，成为诸多民族汇聚之地和各种文化交融的节点地区。随着银产量的提高，农业、工商业和运输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这又一次给定居在兰坪的普米族提供了多途径选择生存方式的巨大空间。然而，他们没有为眼前的利益所动，而是吸取了三次大迁徒的教训，选择了以农耕和畜牧业协调发展，野生物种资源为补充的生存方式，走出了“以畜肥田，以草养畜”的路子。这期间大规模的矿业开发，正需大量的运输马匹，于是他们在畜牧交易过程中不但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回报，也极大地提高了普米族经商理财的能力，最终走出了一条发展山区经济的成功之路。也正是合理的产业选择，从而构建起了普米族“山岳生态文化”的基本框架。

普米族“山岳生态文化”形成的社会基础

生存方式上的成功实践，使普米人对山情有独钟，如果说高原雪域是普米族形成的历史舞台，那么云岭中部则是普米族山地经济发展的重要舞台。普米族“互不相属”，各自奋斗的羌戎性格特征，形成了后来各姓聚族而居的分散局面。由于长时间处于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调适、融合之中，这一过程反过来又极大地丰富和升华了普米族的民族文化内涵，同时各姓聚族而居的社会结构，对于统一宗族内各户的思想和行为规模无疑是十分有利的。除了用传统的宗教理念来规范宗族内各成员的行为外，还在其居住地的势力范围内划出宗族共有的神树林地、风水林地、水源林地、风景林地和肥源林地，其余部分均分配给氏族内各户作为其管理的责任林地，各户都能自觉地负责林地的除草、防火等管理工作。公共林地一经划定，谁都不敢轻易动之，各户起房盖屋需采伐责任林地内的木材时，也得经过氏族长老的批准方能砍伐，这种社会结构为普米族“山岳生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保障。

成功的山地经济模式催生普米族“山岳生态文化”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普米族的历史是一个对自己的生存方式进行不断追求、探索和调整的历史，最终他们在兰坪找到了自己科学合理的生存方式，找到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山区经济发展模式。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普米族地区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多样性的生物群落，不但为他们提供了发展了高效农业和畜牧业的环境条件，还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永续利用的自然资源。如市场价格昂贵的羊肚菌、松茸、木耳、香茹等野生菌类，以及高品质的药用植物如茯芩、虫草、贝母、天麻等。因此，不论什么时候，兰坪普米族地区的人均经济收入均高于全县平均水平，这种成功的山地经济发展模式成为普米族“山岳生态文化”发展的催化剂。

普米族“山岳生态文化”的基本特质

普米族的先民在长期的迁徒过程中，面对特殊的自然气候条件，在不断协调与环境相适应的谋生过程中创造了独树一帜的普米族文化，它融北方草原森林文化之元素，也包含大河文化的成分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长期融合而生的成果。其文化特质是建立在信奉“万物有灵”的信仰基础之上的人与万物生灵之间平等与博爱的和谐文化；它是人在与自然间长期和谐共处的过程中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生活模式，即成功的山地经济成果上的精神印记。不论他们的宗教信仰，还是歌舞艺术；不论他的生活方式，还是行为规范，都闪现出人与自然的亲和印记，这就是他们的文化精髓——普米族“山岳生态文化”。

简而言之，普米族“山岳生态文化”，是建立在人与万物生灵之间的平等与博爱的基础之上的和谐文化，在普米人的生存哲学中，世间万物有灵，人是自然中的普通一员的理性思维，不是对自然的征服，而是臣服。这种由和谐心态所支撑着的精神文化资源，理应成为２１世纪对人与自然实施双重拯救的精神文化资源之一；理应在众多民族文化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