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回民族即今回族。关于回回民族的形成问题，学术界目前尚无一致看法。有的认为形成于元代，有的认为形成于明代，也有的说形成于16世纪中叶。下面所述，即以第三说作为依据。有关回回门宦制度问题，附带一并阐叙。

一、回回族称和族源

“回回”一词，原是“回纥”、“回鹘”音转，最早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卷五的“凯歌”词中。据沈括自己说，其词原是“市井鄙俚之语”（大众语）。徐霆《黑鞑事略》云：“霆考之，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回回者则用回回字，镇海主之。回回字只有21个字母，其余只就偏旁上凑成……燕京市学，多教回回字。”这里所说的“回回字”，显然是指“回鹘字”。成书较早的《蒙鞑备录》说：“今鞑之始起，并无文书……其俗既朴，则有回鹘为邻，每于西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于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可见“回鹘”、“回回”，原是一名异译。

但在《黑鞑事略》中，“回回”一词，有时也被用以泛指西域各国：“霆在草地，见其头目民户，车载辎重，及老小畜产，尽室而行，数日不绝……问之则云，此皆鞑人调往征回回国……回回诸种，尽已臣服。”所述明指窝阔台时遣兵征中亚各国事。徐霆之所以将西域各国均称为“回回”，显然是认为他们都是“回鹘”引起的。但随着蒙古国统治范围的扩大，与中亚各国人民往来的频繁，“回回”一词的含义不久又有所变化。在蒙古国的官方文书或诏令中，一般都以其指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而将“回鹘”称之为“畏兀儿”或“委兀儿”。例如1265年（元至元二年），忽必烈在一份诏谕中就说：“今拟黄河以南，自潼关以东，直至蕲县地面内百姓、僧、道、秀才、也里可温、答失蛮、畏吾儿、回回……应据官中无身役人等，并不得骑坐马匹。”①又如元《至顺镇江志》在载述其地侨居户时说：“蒙古二十九（户），畏兀儿十四（户），回回五十九户，汉人三千六百七十一（户）。”②这里所说的“回回”与“回鹘”显然已不相干。按当时使用情况看，其涵义已与“穆斯林”大致相当，主要是指来自中亚的各国人。

14世纪中叶，明代元而兴，“回回”一词的使用，基本上仍因袭于元。《明史·哈密传》引马文升奏疏中就有：“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儿、哈刺灰三种，北山又有小列秃、乜克力相侵逼……”许进《平番始末》：“哈密之人凡三种：曰回回、曰畏兀儿、曰哈刺灰，皆务耕织。”均可为证。但又派生出“汉回”一称，主要是指长期生活于内地的回回人。例如严嵩《议处甘肃夷贡疏》：“缘汉回通事，实本非我族类……今后如遇回夷入贡，伴送通事，亦用中国精通回语之人，不得差委汉回，致生奸弊。”③

在清代，由于存在以伊斯兰教作为划分民族的倾向，故又常将“回回”和维吾尔人俱称为“回”。但为了区别，有时也称“回回”为“汉回。或“熟回”，称维吾尔族人为“缠回”或“生回”。因其中夹杂着民族歧视因素，故现代广大回族人民仍依元明时习惯，自称为“回回”。

关于回回民族来源，向有不同说法：一认为主要来源于唐代回纥，一认为来源于汉族，一认为来源于突厥与东来的波斯、阿拉伯、阿富汗人的混合体，一认为来源于东迁的波斯、阿拉伯及13世纪时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国人。④根据现有史料，回回民族的先世最早可以追溯至唐、宋时期到中国经商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

众所周知，自618年唐高祖李渊建立唐朝后，中国封建社会便实现了空前统一，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唐代都城长安及东南沿海各通商口岸广州、扬州、泉州等地，商业都十分繁荣。世界各国商人，纷纷前来贸易。有的沿着丝绸之路，负笈驼载，直趋长安。有的泛舟大海，乘风破浪，往返于广州和泉州等地。唐政府在各通商口岸设“市舶司”，委任“市舶使”，以管理进出口商务，并准许前来贸易的商人，寄居于“海滨湾泊之地，筑石联城，以长子孙”，⑤时谓之“番客”，称其居地为“番坊”、“番巷”或“番市”。⑥

住在“番坊”内的商人，虽然世界各国都有，但人数最多的还是波斯和阿拉伯等地的穆斯林商人。唐朝为尊重其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并使其自己管理自己，曾任命番坊中最有德望的人为“都番长”，以处理其内部事务，还允其于聚居区内建礼拜寺以从事宗教活动。宋朱彧《萍州可谈》云：“广州番坊，海外诸国人所居住。置番长一人，管勾番坊公事，专切招邀番商。”9世纪中期到过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游记》中说：“中国商埠为阿拉伯人麇集者曰康府。其处有回教牧师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广州），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专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戒训……一切皆能依《可兰经》（《古兰经》）、圣训及回教习惯行事”①。这些寄籍“番商”，有的后来长期寄居于中国，娶妻生子，并接受汉族文化影响，改用汉族姓名，习儒书，以适应其生活的环境。有的仕宦于当朝，如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以进士显名的李彦升，据说就是原居住于广州的阿拉伯商人。五代时又有颇具诗名的李珣兄妹，祖先也是移居于四川的波斯商人。878年（唐乾符五年）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时，据载住在广州的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等，前后被杀者有12万人。②数字或不免夸大，但其中穆斯林商人占多数似可肯定。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政治、经济虽远不如唐代兴盛，但因继续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经海路到广州、泉州、明州（宁波）、杭州等地贸易定居的波斯、阿拉伯等国商人，比唐代还多。他们从事象牙、犀角、珍珠、香料等的运输和贩卖，大都获利甚丰，成为各地的巨富。《泉州府志》载当时：“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资巨万，列居城南。”③如巨商蒲寿庚家族，据说就是先居广州后移居泉州的。《广东通志》亦云：“海舶贾蕃，以珠犀为之货，丛委于地，号称富庶。”④为了攫取巨大利润，有的人甚至千方百计请求到内地州郡经营。⑤部分穆斯林手工业者、宗教职业者等也相继前来定居，从而使前来寄居的穆斯林不断增加，并逐渐出现“土生番客”及“五世番客”诸名目。

除商人和宗教职业者外，还有部分来自阿拉伯的士兵。据记载，755年（唐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唐，唐政府派兵镇压，并请大食出兵援助。757年（唐至德二年），大食阿拔斯朝哈里发遣兵参加平叛。平定后，这支部队并未被遣回，而是滞居于沙苑（今陕西省大荔县南洛、渭二河间），后遂发展为沙苑回民的一部分。⑥《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一书说，清代西北地区穆夫提门宦创始人马守贞，祖先就是唐时受命参加平叛而落籍于陕西的。⑦

以上所述诸人，在整个回回民族来源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其最主要来源还是13世纪初年以后，自中亚等地陆续迁入的各地回回人。

中亚回回人东渐，是成吉思汗及其子孙西征中亚引起的结果。从现有记载看，蒙古军在前后数次远征中，至少曾掳掠了十数万人解送回中国。例如1221年春，蒙古军在攻破撒麻耳干（撒马尔罕）时，成吉思汗便将其工匠3万人分给诸子和族人送回；又从被俘的青壮年中，选择同样数量的人签发为军。⑧不久，在夺取花刺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中亚土库曼境内乌尔根奇）时，又将其妇女和孩子俘为奴隶，将10万左右工匠遣送中国北方。⑨1223年窝阔台率军进攻哥疾宁，当城他被攻克后，蒙古军队除对该城进行洗劫外，又将“工匠”、“手艺人”解送回国。①此后，拔都、绰儿马罕、旭烈兀等西征，又陆续有部分人被发遣东迁，加上部分自愿投降蒙古军的人，②其数字显然不在少数。

成吉思汗国以前，居住于蒙古地区的回回商人就不少，例如札八儿火者③、马哈木·牙刺瓦赤④、阿里火者、哈散哈只等，就是其中的著名者。1217年奉成吉思汗命令前往花刺子模贸易商团450人就全是回回人。随着蒙古贵族势力的扩大，中亚各地穆斯林商人自愿东徙的也很多。他们或从事从中亚至蒙古地区的长途贩运，或充当蒙古统治阶级的“斡脱户”（官商户）为各级王公贵族放高利贷。这些人在东迁的回回人中也占有一定比例。

以上诸项回回，是尔后形成回回民族的重要基础。

诚然，汉、维吾尔、蒙古等各族成员，也是构成回回民族的重要成分之一，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是回回民族的主要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