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使至塞上》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名篇，中学语文教材选录，大学中文教材再次选录。对这首诗的解读和欣赏，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例如，中学语文教学偏重诗歌艺术手法分析，对其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尤为关注，认为是情景交融，通过对大漠风光的描写，体现出诗人落寞孤寂的心境，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又如有人从制度角度来解读，认为此诗是了解中国古代军事制度的重要史料。但事实上，要深度解析此诗，全面了解其中的情、境、事、理，还必须进一步深究。陈寅恪先生曾提出“以诗证史”“诗史互证”的文学研究方法。他强调，中国古诗有三个基本要素，即时间、地点、人事。本文即以陈先生提出的三要素作为基本纲领来解析此诗。

先说时间。这首诗的写作时间，一般认为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夏，基本无异议。史载张九龄受周子谅事件影响，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左迁荆州都督府长史。王维至河西也与此事有关。故其离开长安的时间，当在本年四月。诗中“归雁入胡天”，是说天气转暖，大雁由南而北，也表明写作时间在夏初。

再说地点。诗歌中的地，包括写作地点和作品中所记的地名。《使至塞上》到底是写于何处，暂且不论。先看诗中所涉及的地名。该诗中的地名有“居延”“汉塞”“胡天”“大漠”“长河”“萧关”“燕然”，其中“胡天”“大漠”均为泛指，“长河”为黄河则是常识。这些都无需赘述。“属国过居延”句中的“居延”，是汉代的“属国”，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境。又汉代张掖郡有居延县，故城在今额济纳旗东南。王维从长安至河西，不可能经过居延故城。此处无非是说，他所经之处曾是汉代属国居延国之境。汉塞，是指汉长城。《汉书·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破匈奴后，将其降者置于边地五郡故塞之外，也就是秦汉长城之外。长城是汉、胡的边界。诗中的汉塞，当指从新泉军至凉州的一段汉长城，是王维西行凉州的必经之地。新泉军属河西节度使所辖八军之一，位置在黄河乌兰渡口的西北岸，与东岸乌兰县相对。从新泉军至凉州应有驿道，当是王维必经之路。燕然是古山名，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汉代窦宪大破匈奴后，曾登此山刻石记功。班固曾撰《燕然山铭》，此石刻今已被发现。后世多以此典故来表达建功立业之愿望。王维到河西，顯然不会经过此地，诗中的“都护在燕然”无非是借古事来说今情。

诗中最重要的一个地名是“萧关”。唐代萧关有两处，一是汉萧关，在原州治所平高县（今宁夏固原）东南30里。汉萧关在唐时已废弃，唐朝另设萧关新城，亦即唐萧关。萧关新城位于原州治所（今宁夏固原）以北180里，在蔚如川（今清水河）东岸，由此关可达灵州（今宁夏吴忠市）。诗中说“萧关逢侯骑”，那么，王维经过的萧关，是唐萧关还是汉萧关呢？这个问题，涉及王维到河西的路线。根据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所考，唐代长安至凉州的主要路线有两条，一条是经由岐、陇、秦、渭、兰五州到达凉州，里程约2000里。另一条经由邠、泾、原、会四州到达凉州，路程约1800里。由于第二条线路在第一条的北边，故称第一条为南道，第二条为北道。汉萧关在北路原州城东南30里处。从诗歌来看，王维所走的路线当为北道。因为诗中所写的萧关、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等事物都不在南道。诗人所取之北道，亦即从长安城出发，向西北行进，经邠州、泾州后到达原州。在原州由西北方向出，经石门关、河池到达会州治所会宁县（今甘肃靖远县），出会宁关，再沿黄河东岸北行，至乌兰渡口过河。此段为黄河河曲，河水西流。乌兰渡口常有渡船五十艘渡行人，是河曲最重要的渡口。乌兰渡口对面即新泉军。由此西行，经今腾格里沙漠南端至凉州（今甘肃武威）。王维取北道至凉州，所经之萧关为汉萧关，而非唐萧关。

在弄清楚王维至河西节度使的路线之后，再来看《使至塞上》的写作地点。很明显，诗歌不会作于萧关，因为汉萧关，亦即原州城东南30里处，距离会州（今甘肃靖远县，在黄河东岸）尚有390里，不可能见到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的景象。有人说，此诗当作于居延塞，诗人登居延塞眺望，所见的长河不是黄河，而是今额济纳河（古称弱水），所见大漠则是浩瀚无际的巴丹吉林沙漠。按：弱水位于凉州西北数百里外，发源于祁连山，在甘州古城汇入张掖河。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可靠的。凉州古城濒临马城河，流入腾格里沙漠中的休屠泽和白亭海。这条河流在凉州城的西北方向，但亦非诗人必经之地。因此，诗歌的写作地点应是凉州。更进一步说，此诗是诗人到达凉州后的回忆之作。诗人的回忆由近至远，从“属国居延”的“汉塞”开始，到“大漠”，再到“长河”，最后是“萧关”。因此，“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并非同时所见之景，而是两种不同的时空景象。大漠孤烟，是诗人渡过黄河进入凉州境之后所见。长河落日，则是诗人在此前沿黄河东岸行进途中所见之景。之所以选择此四处来写，是因为这些地名和景象，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汉塞”和“萧关”，属汉代之事，具有深厚的历史沧桑感。“大漠”和“长河”，既有雄浑气象，又具有路途景象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诗中的回忆与作者进入凉州的方向刚好相反。诗人从原州，亦即汉萧关所在地，西行至会州，再沿黄河东岸行进180里，到乌兰渡口，过河后到新泉军，沿汉长城（也就是诗中的“汉塞”），经腾格里沙漠南端至凉州。由此可以说《使至塞上》是王维至河西的纪行诗。

诗中涉及的人事较为复杂。王维到河西之前，在朝廷任右拾遗。王维因得到宰相张九龄识拔，开元二十三年（735）离开隐居的嵩山至东都洛阳任职。开元二十五年（737），监察御史周子谅上告新任宰相牛仙客无才，被流配瀼州至蓝田而死。张九龄因曾举荐周子谅，受此牵连而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王维亦曾得到张九龄赏识举荐，同样也受此事牵连而不得不离开京城。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到党争问题。牛仙客、崔希逸、李林甫等人为一党，张九龄等人为另一党。牛仙客本为河西节度使，开元二十四年（736）秋改任朔方行军大总管。同年十一月张九龄罢相，牛仙客入朝担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牛仙客离任后，接任者正是崔希逸。唐朝官员离任，往往需要举人自代。崔希逸接任河西节度使，应得到牛仙客的举荐。因此，王维被迫到河西，很有点借刀杀人的意思。不过，崔希逸本人尚属儒雅。他到河西之后，曾与吐蕃订立和平共处、互不侵犯之盟。《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崔希逸“发使与乞力徐杀白狗为盟，各去守备”。而且，后来王维还直接参与到崔希逸的家事当中。王维曾为崔希逸第十五女出家而作《赞佛文》，又为崔希逸夫人李氏父亲亡后作《西方变画赞》。开元二十六年（738）五月，崔希逸离开河西时，王维与他一同离开。这些事情表明，王维出使河西的过程非常复杂，但崔希逸对他是颇为赏识的。

诗中涉及的另外一件事是崔希逸破吐蕃事。有学者认为王维此诗与崔希逸破吐蕃事无关。主要证据是《全唐文》收录的樊衡所撰《河西破蕃贼露布》，认为破吐蕃之战事发生于王维到河西之后，故与王维到河西的起因是无关的。也就是说，王维并非奉朝廷之命，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到河西督查的。但经考证，此露布所载战事，发生于天宝元年（742），在开元二十五年（737）之后。根据两《唐书》玄宗本纪及《资治通鉴》所载，开元二十五年（737）三月，崔希逸与吐蕃大战，取得全面胜利，斩获首级二千余。开元二十六年（738）五月，崔希逸离开河西转任河南尹，为失信于吐蕃而常抑郁痛苦，不久去世。王维此诗显然与此事有关，共有两处：其一是尾联“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汉窦宪大破匈奴，于燕然山勒碑记功。王维用此典，是称颂崔希逸同窦宪一样，大破吐蕃建功立业。这一联很直接也很好理解。其二是颈联中的首句“大漠孤烟直”。初看此句，不过是写景而已。但细读之下则发现并非如此简单。杜佑《通典》卷一五二记载：“每晨及夜平安，举火一;闻警，固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来，即烽子为贼所捉。”也就是说，孤烟不仅仅是所见之景，在这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军事信号，孤烟即报平安。有诗为证，如杜甫《夕烽》“夕烽来不近，每日报平安”（《全唐诗》卷二二五）;刘禹锡《令狐相公自太原屡示新诗，因以酬寄》“万里胡天无警急，一笼烽火报平安”（《全唐诗》卷三六）;刘言史《赋蕃子牧马》“碛净山高见极边，孤烽引上一条烟”（《全唐诗》卷四六八）。故此句的真实含义是藉平安火来委婉地歌颂守边将士。王维此诗赞颂崔希逸是很明显的。

但王维到河西，是否以监察御史身份前去监督军事呢？有学者根据《使至塞上》中的“使”字，以及《出塞作》中的自注“时为御史，监察塞上作”，认为王维是奉朝廷之命监察河西节度使。但事实上，王维是在崔希逸幕中担任节度判官。唐代以监察御史分使诸军以督查，是常有之事，也是监察御史的职责所在。但奉使监察而被留置幕中担任幕职的，却既无先例，亦無后例。王维在河西所作《双黄鹄歌送别》和《凉州赛神》二诗自注“时为节度判官，在凉州作”，明确说他在河西节度使幕府中担任节度判官。据《通典》卷三二“职官十四”所载，节度大使所置僚佐，长史、司马等是官名，副大使、副使、判官乃为使职。节度判官二人，分判仓、兵、骑、胄四曹事。又《通典》卷一九“职官一”说判官等“皆是诏除，而非正命”。“非正命”，意思是指判官非官名，而是使职。这就是《文苑英华》所载《使至塞上》首句“衔命辞天阙”的来源，即是说担任河西节度使判官是朝廷“诏除”的意思。王维诏除河西节度使判官，所带宪衔为“监察御史”。这个宪衔的作用主要有三点：一是由于节度判官是使职，无品级，宪衔即其所享俸禄的依据。《旧唐书》卷四三说“镇军司马、判官俸禄，同京官”，则王维在河西的俸禄，与其他在京城担任监察御史者是一样的。第二，宪衔还能起到官职迁转的作用。《旧唐书》卷十三《德宗纪》载贞元九年（793）十二月，制：“今后使府判官、副使、行军已下，使罢后，如是检校、试五品以上官，不合集于吏部选，任准罢使郎官、御史例，冬季奏闻。”这就说明，幕职所带宪衔和京衔，与职务迁转密切相关。王维离开河西后，转任殿中侍御史，当与此前所带“监察御史”的宪衔有一定关系。第三，军中带宪衔者，还有一个特殊作用，就是可以参与地方案件的审理。《旧唐书》卷十八下载宣宗大中四年（850）八月，刑部侍郎、御史中丞魏謩奏：“诸道州府百姓诣台诉事，多差御史推劾，臣恐烦劳州县……今诸道观察使幕中判官，少不下五六人，请于其中带宪衔者委令推劾。”意思是说，带“监察御史”宪衔的使府判官，有资格和权力参办地方案件。所以，王维《使至塞上》之“使”，并非奉朝廷使命去勘核崔希逸破吐蕃之事，而是由朝廷诏授，至河西节度使担任判官，并按当时制度授予“监察御史”的宪衔。

若进一步推究，此诗尚能引起以下一些思考。

其一，王维的返程路线。王维至河西走的是北道，那么，他在开元二十六年（738）离开河西返回京城时走的是哪一条道呢？前文已述，北道要比南道少200里。但是南道相对来讲更平坦易行，所经之地亦较繁华，驿站也较多。从王维作于本年的诗歌来看，他同崔希逸一同返京所走的应是南道，也就是从凉州出发，经兰、渭、秦、陇、岐五州而至京城。此线最难行之处是陇坻，其关隘有三，即在陇、秦二州相邻处的大震关、安戎关和安夷关。这些关隘是重要军事据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因此也是边塞诗描写的对象。王维返程途中所作诗歌，如《陇西行》《陇头吟》《老将行》等，应是采用古题乐府“赋题”的方法，叙述路途中的所思所感。其中不乏回忆之作，如《陇西行》：“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戍断无烟。”而《陇头吟》中的“关西老将”和《老将行》中的“老将”，极可能表达的是对崔希逸的同情。因为崔希逸大破吐蕃之后，按理应是建立了莫大功勋，但实际上第二年他从河西节度使调至河南尹，与诗中所写“麾下偏裨万户侯”“苏武才为典属国”，及“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正好相应。当然，这些感叹的含义是丰富的，也可以理解为诗人对自己的哀叹，甚或是对张九龄罢相左迁荆州的伤感。

其二，王维至河西引致的创作变化。王维至河西以后的创作，现存作品不多。其中诗歌仅《使至塞上》《出塞作》《凉州郊外游望》《凉州赛神》《双黄鹄歌送别》《从军行》《陇西行》《陇头吟》几首。但是，这些诗歌与他之前任职右拾遗及隐居嵩山时所写有很大不同。这些诗作于边塞，既有与军情密切相关的作品，也有描写边地风俗人情之作。可以说，河西之行改变了王维的诗歌风格。这是就其个人而言的。如果就整个唐诗史来看，张九龄荆州之贬，不仅是唐代政治的分水岭，而且也是诗歌史的分水岭。王维走河西，是因曾得张九龄识拔。张九龄贬荆州，此前得其赏擢的很多青年才俊也同时被贬。例如，王维之外还有王昌龄等人。所以，可以说王维河西之行带来的诗风变化，只是张九龄荆州之贬事件引致诗歌变化的一个个案。实际上，张九龄、王昌龄、王维等人的诗风都受此影响而发生改变。

其三，王维诗歌的“盛唐正宗”地位问题。此问题钱志熙先生已作出深入的阐述。钱先生通过比较王维与同时代李、杜、高、岑等人的诗歌，认为王诗是盛唐正宗。其特点是王维自己所说的“弥工建安体”与“盛得江左风”。钱先生特别指出王诗上溯魏晋的一个最大的表现是化骈俪为散行，所举的例子就包括王维河西之行所作的一些诗歌。从体裁上来讲，《使至塞上》是一首工整的五言律诗。但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此诗实际上是一首纪行诗，以移步换景的方式叙事。从这个角度来讲，《使至塞上》也是王维“弥工建安体”的一首典型作品。

最后说一下王维的战争观念问题。唐玄宗在开元末“穷兵黩武”，特别是崔希逸破吐蕃，属于毁坏盟誓、背信弃义的行为。王维去河西之前，不可能不知此事。但他在《使至塞上》中表露出来的对守边将士的称颂，是否表明他认同此次军事行动呢？答案应是否定的。实际上，王维内心极其复杂，之所以称颂边将是因为他毕竟要在此幕中任职。从他之前学佛及嵩山隐居等行为，可以推测他是赞同和平守边策略的。这个想法，也体现在他再三同情崔希逸的诗歌中。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