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宪宗元和七年（812），二十三岁的李贺作《金铜仙人辞汉歌》：“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此诗所咏的史实非常明确，因为诗序中已交代清楚：“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此事史籍有载，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景初元年（237），“徙长安诸钟虡、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拆，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李贺序中所云，除年代不够准确外（青龙元年为公元233年），均为史实。甚至连铜人流泪也载于史册，裴注引《汉晋春秋》：“帝徙盘，盘拆，声闻数十里，金人或泣，因留于霸城。”但是李贺为何作诗追咏六百年前的故事？诗中又为何用大笔濡染铜人流泪的细节？让我们先读文本。

首句从汉武帝说起。“茂陵刘郎秋风客”，这个称号真是别出心裁。按古人的习惯，“刘郎”应是对刘姓青年男子的美称，比如《幽明录》中所载的刘晨，曾与阮肇在天台山中同遇仙女，仙女即呼其为“刘、阮二郎”。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诗中自称“刘郎”，即出此典。《汉语大辞典》中“刘郎”条的第一义项是“刘姓帝王”，并举《宋书·符端志》为书证：“逆旅妪曰：‘刘郎在室内，可入共饮酒。’”此乃误引。《宋书》中所说的“刘郎”，乃指宋武帝刘裕少时，当时他还是个以贩履为业的穷小子。等到刘裕称帝以后，谁还敢称他为“刘郎”？李诗中说“茂陵刘郎”，是指汉武帝登基乃至驾崩之后。汉武帝十六岁登基，在位长达五十四年，这才是“刘姓帝王”。但是除了李贺，恐无他人敢称武帝为“刘郎”。至于“秋风客”，当因武帝曾作《秋风辞》。清人王琦评曰：“然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曰‘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李长吉歌诗汇解》卷二）然而诗人之言，何必定要合“理”？还是清人黄周星说得好：“徽号甚妙，使汉武闻之，亦当哑然失笑。”（《唐诗快》卷二）因为这个称呼不但显得亲切，而且富有“文艺范”。汉武帝虽是雄才大略的帝王，但多情善感，且喜好文艺，以“刘郎”称之，妙不可言。

汉武帝的生命力特别旺盛，不但功业彪炳，且有无数风流韵事。无怪他渴望延长生命，求仙服丹，无所不至。他听信方士之言，在建章宫中建造高达二十丈的铜人，掌托铜盘，夜承露水，和玉屑而饮之，以求延年益寿。可惜死生有命，寿夭自有定数。杜诗说得好：“人生七十古来稀。”汉武帝享年七十有一，终究难逃一死。也许他对此耿耿于怀，故死后犹不甘寂寞，据《汉武故事》记载：“甘泉宫恒自然有钟鼓声，候者时见从官卤簿等似天子仪卫。”李诗前四句，就是对这个传说的生动想象。岁月无情，朝代更迭，三百个春秋风驰电掣，转眼到了魏代。魏明帝下令将铜人移往洛阳。李贺用浓墨重彩深情描写铜人启行的过程：魏官车载铜人，向千里之外的洛阳进发。及出长安东门，秋风凄厉，如箭镞般射入眼眶，直吹得两眼发酸。铜人思念汉武帝，不由得潸然泪下。“铅水”一词，想落天外，又妙合情理。一则铜人之泪水应有金属性质，二则此泪水格外沉重。读者恐怕都未见过铅水，但读过此句后闭目一想，竟仿佛得见两行沉重的、闪耀着暗淡银光的泪水从铜人眼中缓缓流出。晋人桓温曾有名言：“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我们完全可以仿照着说：“铜人犹如此，人何以堪！”

铜人流泪，当然是因为思念汉武帝。“忆君清泪如铅水”句中所说的“君”，必是指汉武帝而言。但是李贺为何要对这个细节如此濡染大笔？则众说纷纭，主要有四种解法。第一种是出于黍离之悲，明代无名氏云：“前四句有黍离之感，方落出铜人泪下。”又云：“铜驼荆棘之情，言下显然。”（《李长吉歌诗编年笺注》引）第二种是感怀时事，今人钱仲联先生云：“此诗是伤顺宗之死及王叔文诸人被贬出京之作。……借金铜仙人之离长安，指王叔文诸人被贬出京，不忍离开顺宗之情景。”（《李贺年谱会笺》）第三种亦是感怀时事，但具体指向有异，清人姚文燮云：“宪宗将浚龙首池，修麟德、承晖二殿，贺盖谓创建甚难，安得保其久而不移也。孝武英雄盖世，自谓神仙可期，作仙人以承露，糜费无算。中流《秋风》之曲，可称旷代，今茂陵寂寞，徒存老桂苍苔。而魏官牵车蹂践，悲风东来，唯堪拭目。……嗟夫！以孝武之求长生且不免于死，所宝之物已迁他姓，创造之与方术，有益耶？无益耶？读此当知辨矣。”（《昌谷诗集》卷二）第四种是自抒怀抱，清人陈沆云：“自来说此诗者，不为咏古之恒词，则谓求仙之泛刺，徒使诗词嚼蜡，意兴不存。试问《魏略》谓魏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诸钟虡、骆驼、铜仙承露盘，而此故谬其词曰‘青龙元年’，何耶？既举其事矣，而又特称曰‘唐诸王孙’云云，何耶？此与《还自会稽歌》，皆不过咏古补亡之什，而杜牧之特举此二篇，以为离去畦町，又何耶？《归昌谷》诗云：‘束发方读书，谋身苦不早。发轫东门外，天地皆浩浩。心曲语形影，只身焉足乐。岂能脱负担，刻鹄曾无兆。’而后知‘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潸然泪下’之意，即宗臣去国之思也。‘衰兰送客咸阳道’，即《还自会稽歌》之‘辞金鱼’‘梦铜辇’也。‘渭城已远波声小’，即王粲诗之‘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也。长吉志在用世，又恶进不以道，故述此二篇以志其悲。特以寄托深远，遂尔解人莫索。”（《诗比兴笺》卷四）

对诗歌旨意进行阐释虽然有多种可能性，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任何阐释必须符合文本。离文本越近，其合理性也越大。凡与文本风马牛不相及者，其合理性就不复存在。上述四种解说中，后面三种显然与文本相距较远。第二种认为李贺有感于顺宗之死及王叔文诸人被贬，可是唐顺宗其人，享年仅四十有六，登基不到一年即被迫退位，且始终缠绵病榻，他与汉武帝的差异不可以道里计。至于王叔文诸人被贬出京，又与铜人有何相似？恐怕只有流泪忆君一端。但是铜人流泪是追忆数百年前之武帝，王叔文诸人则是思念刚退位的顺宗，若李贺果真取之相比，那真是比拟不伦。即使李贺真有此意，历代去国怀君的贤臣不知有几，为何一概不取，偏偏托意于铜人？况且全诗中充溢着浓重的沧桑、黍离之悲，却不见有丝毫忠而被谤之怨。第三种的情况大同小异：唐宪宗一朝，并无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之事。即使偶尔修缮宫殿，李贺意欲讥讽，则尽可借历代君主所建之著名宫殿如秦之阿房、汉之井干为喻，何取于铜人？汉武帝铸造铜人，意在追求长生而非享受奢华。后人讥之，亦指向其迷信而非糜费。李贺为何用此来讥刺唐宪宗修缮宫殿？况且全诗中除了“三十六宫”一句稍及宫殿广大之外，根本没有写到“宫室崔巍”的情形，李贺写诗怎会如此离题万里？

第四种解说最难证伪，因为它涉及文本的意蕴与诗人的心态之关系。一般来说，这两者当然是密切相关的。李贺是否“志在用世”？当然是。李贺有没有“宗臣去国之思”？当然有。然而陈沆对此诗的解说仍不合理，因为诗人的心态不一定与其每篇作品的意蕴若合符契。陈沆的具体解析则多有穿凿附会之弊，比如他发现魏移铜人事在景初元年，遂诘问“而此故谬其词曰‘青龙元年’，何耶”。其实诗人作诗，对史实多凭记忆，一时误记，乃为常情。而且李贺有什么必要“故谬其词”？所咏之事如此明确，难道把年代故意写错就能表达什么深层含意？又如序中自称“唐诸王孙”云云，陈沆又诘问“何耶”，其实这是由于序文以“魏明帝青龙元年”发端，接下来的叙事皆属过去式，惟末句转到当前，若径云“李长吉”，语气过于突兀，故需点明“唐”字。李贺本为宗室子弟，故自称“唐诸王孙”。这难道又有什么深层含意？至于“志在用世”“宗臣去国之思”，虽是李贺固有的心态，但是否寄寓在此诗中，仍需进行文本分析。先看后者。李贺于元和七年（812）因病辞去奉礼郎之职，离开长安返回昌谷。作为胸怀大志的宗室子弟，此时的诗人胸怀“宗臣去国之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此诗以如此伤感的情调描写铜人辞汉之事，与诗人心态不无关系。但是“宗臣去国之思”只是诗人咏怀古迹的心理背景，并非诗歌的主要意蕴，因为它在文本中若隐若现，远不如沧桑黍离之感那样浓重、明晰。至于前者，则笔者对此诗几番细读，未见“用世之志”的蛛丝马迹。陈沆所云，皆用李贺的其他作品作为旁证，语多穿凿，不足为训。陈沆的解说是一种“过度阐释”，既然无法落实于文本分析，则所谓“特以寄托深远，遂尔解人莫索”，遁辞而已。

那么，李贺诗中的铜人究竟为何流泪呢？让我们从文本分析入手。全诗十二句，着重描写了三点内容：一是汉武帝身后寂寞，二是铜人出宫时心酸流泪，三是铜人出关后天地寂寥，正是这些内容在诗人心中组成了浓重的沧桑、黍离之感。汉武帝一代雄主，功垂史册，可是在李贺眼中，他只是生前吟唱“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的“秋风客”，死后则是忽隐忽现的游魂。汉宫荒寂，桂冷苔碧，何等凄凉！甚至汉宫中的铜人也被新朝运走，临载之际，伤心流泪。只有天上明月亘古不变，当年曾照着铜人举盘承露，如今又照着他独出宫门。至于武帝的文治武功，汉宫的辉煌宏伟，早已灰飞烟灭，归于空无。应该说，“金铜仙人辞汉”这类题材，在任何诗人的笔下都难免沧桑、黍离之感。张说是盛唐名相，其《邺都引》云：“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李白豪情满怀，其《梁园吟》云：“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李贺生于中唐，国步惟艰，当然会对沧海桑田与朝代兴替怀有更加深切的感受。如果此诗仅仅表现了沧桑、黍离之感，那它未必能在同类诗中脱颖而出。此诗的独特之处是诗人在感怀历史沧桑的同时，渗入了格外浓烈的时间迁逝、生命无常之感叹，从而将抒情主体与感怀的客体融为一体。在李贺笔下，不但铜人多情，连衰兰亦能送客，明月亦解伴人。“天若有情天亦老”一句，后人皆评为千古奇句，其奥秘就在诗人将内心愁绪投射于天地万物。李贺体弱多病，多愁善感，他仿佛预见到自己年命不永，故对生命的短促怀着深切的焦虑。诸如“我当二十不得意，一生愁谢如枯兰”（《开愁歌》）、“月寒日暖，来煎人寿”（《苦昼短》）、“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浩歌》）等句，即是明证。在李贺心中，天地万物都是短暂的，都会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老、死亡。所以铜人的泪水就是从诗人心中流出的血泪，它包含着青春不永的惆怅、生命短促的焦虑、历史沧桑的感喟、朝代更迭的悲慨……万感交集，忧来无端，所以那两行泪水格外沉重，有如铅水。所谓“寄托深远”，倘在兹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