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论著·《饮冰室诗话》

《饮冰室诗话》大量辑录了当时革新派人物的诗作，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这些诗作忧国忧民和改良救亡的爱国热情，主张诗歌文学要表现“新理想”、“新意境”。它只谈当时的诗作，只谈改良派中的诗人，与以往泛论古今的诗话不同。尤其推尊谭嗣同、黄遵宪等。“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其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诬也。”

《饮冰室诗话》从改良主义的政治斗争需要出发，十分强调诗歌文学的社会功用。它所充分肯定的诗界乃至整个文学领域内的“革命”，其含义集中起来就是：利用文学形式，表现改良主义的政治内容和社会理想，及时、紧密地配合现实的斗争实践。而在这一方面，梁启超认为中国的传统诗歌与西方相比较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中国自古以来，长篇诗歌凤毛麟角，而史诗可以说没有，不能充分反映社会历史内容。第二，中国自古诗与乐合流，亦诗亦歌，共同发挥对国民品质的“精神教育”，但后来诗乐分家，诗的社会功用也削弱了。有清一朝，诗人文学家多不懂音律，先王乐教全委诸教坊优伎之手。词章家对国民大众不能发生影响，推其原因，乃诗乐分家之故也。因此，诗界必须“革命”，突破旧局限，创造出能充分反映新思想的好诗、长诗、史诗，把诗乐重新结合起来，共同负起教育国民、振奋精神的社会职责。梁启超说：“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他指出“诗界革命”的实质在于内容和精神，而不在于搬用新名词，从理论上纠正了“诗界革命”以来所出现的偏颇，具有积极意义。但他没有认识到形式与内容、风格与精神的辩证统一关系，反而把二者绝对分开，也是片面的。他认识到诗、乐、文学与社会进步、政治改良有密切关系，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这是对的。但过分夸大这种作用，把文艺的审美功能与政治宣传混为一谈，也是不利于文艺自身的发展、提高，因而也不可能真正发挥文艺的社会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