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家与国这两个概念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诗经·大雅·思齐》篇中有这样的诗句：“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意思是说，周文王以礼法要求他的妻子，也以礼法约束宗族的其他成员，并由此推而广之，去治理国家社稷。国家原就是由一个个家庭、家族组成的，而皇王受天之命，君临下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天下人都是他的臣民，在君王那里，国就是家，家也就是国，并无分别。由家而国，治国理家，也成了历来儒家的合乎逻辑的类比和推演。《周易·家人卦》的彖辞说：“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兄弟、夫妇之间的人伦关系处理得好，这个家庭就会很和睦。一个国家同样如此。虽然君臣上下种种关系十分复杂，但也无非是一个家庭的扩大，能处理好家庭内部的关系，自然也能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家是国的缩影，人人各尽其责各得其所，家国才能和平安定；反之，若是一个家庭内部尚不能和睦相处，又如何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呢？

由家到国，理家的下一步或目的是要治好国家。不过，要理家、治国也还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先要把人自身的修养提高了。《礼记·大学》篇里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南宋的朱熹认为这话出自孔子之口，所以特别重视，他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重新进行注解，叫做《四书章句》。这里且不谈《四书》如何，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却实在是道出了历来儒家士大夫向往和践行的最高境界与目标，个人与家国在这里融合在了一起。“家国”成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永恒的题材和主题。

家国意味着一种责任。比如屈原，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诗人，博闻强记，懂得古今兴亡治乱的道理，善于交往和言辞，不辱使命，曾辅佐楚怀王处理国家的内政和外交事务，深得怀王的器重和信任。然而，屈原的才华和被器重，却受到了奸臣的嫉妒、诬陷和无端攻击。屈原逐渐被楚怀王疏远以至流放，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即使是在被放逐江湘的时期，他所忧心的仍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直至自投汨罗，以死抗争。屈原难道就没有其他的选择了吗？当然不是。春秋战国时期，朝秦暮楚、晋材楚用的情形亦比比皆是，像吴起、申不害、商鞅、孙武、苏秦、张仪等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奔走于诸侯国之间，各有所成。以屈原的才华，改事他国，也必能做出一番事业。但是，屈原没有也不能这样做。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是五帝之一高阳氏的后人，有着高贵的出身，与景氏、昭氏一样，同属楚国的王族；因为他一生所萦心的，并非个人的名利，而是楚国的前途和追摹尧舜美政的理想；因为他始终深爱着自幼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国土。可以说他几乎天生地与这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了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必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他与他的家族、与这个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当看到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当感受到自己的祖国将不再强大的时候，别人或能接受这一现实，但屈原决不愿也不能接受这一现实。屈原的这种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充分地表现在他的长篇抒情诗《离骚》及其他作品中。这些作品，文辞华美，义旨幽微，香草美人的比喻和象征中，蕴含着深刻的对家国的责任和眷念，可谓义兼《风》《雅》，争光日月，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深遠的影响。

家国是一种忧患感。西汉文帝初即位，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休养生息，轻徭薄税，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又允许臣僚上书言事，对外亦不轻启边衅，社会趋于安定，国势逐渐走向兴盛。然而此时却有一位士大夫，忧心忡忡，这就是贾谊。他连连上书，大声疾呼：“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

（《汉书·贾谊传》）这难道是危言耸听吗？当然不是。比如，诸侯王与朝廷的矛盾问题，自汉初以来就没有解决。汉分封诸侯王，屡生变乱，汉文帝即位不久，又先后有济北王、淮南王起兵造反。而到了汉景帝时，终于酿成了七王的反叛。贾谊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在《治安策》中提出了明确的对策：“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辏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削减诸侯国的力量，使其不得不听命于朝廷。这一建议为汉文帝所采纳，虽未能彻底解决诸侯国与朝廷的矛盾问题，但事实上诸侯国的力量已难以与朝廷相抗衡。贾谊所提出的其他一些建议，也多为文帝所采纳。所以，后来刘向就论道：“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盛，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

（《汉书·贾谊传赞》）王安石也在诗中咏道：“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

（《贾生》）认为其历史地位远非那些徒居高位的公卿可比，评价极高。虽然贾谊的才华和抱负并未能完全得以实现，但他的远见卓识和对国家的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还是得到了文帝的赏识和采纳，这为后来西汉的“文景之治”提供了条件。贾谊少年得志，不免被人嫉恨，外任长沙王太傅，路过湘江，作楚辞伤悼屈原。在长沙三年，有鸟飞集其房上，又作《鸟赋》自解。然而，贾谊后为梁王傅，梁王坠马而亡，贾谊却无法摆脱这一梦魇，他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应尽的职责，终于抑郁而死。这也可从一个侧面见出他的责任心之重。

家国又是一种人生的理想和信念。生活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的大转折时期的杜甫，除了短期在朝中做过左拾遗的官之外，一生几乎没有涉入政坛，然而，作为一位有着奉儒守官家族传统的儒家士大夫，他却是“一饭未尝忘君”的（苏轼《王定国诗集叙》中语）。家国成了他终生信守的政治理念：“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年轻时的杜甫就以安邦定国作为自己的远大使命；进入中年，他更吟出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相丈二十二韵》）和“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样志向高远的诗句；而直到晚年，他仍要把自己已不可能实现的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托付给友人，嘱咐其：“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所谓“致君尧舜上”，就是希望君主像尧舜一样圣明，国家像尧舜时代一样施行仁政；而“窃比稷与契”，就是杜甫自己希望做一个舜、禹时代的贤臣稷、契式的人物，看到别人饿肚子，就像自己挨饿一样；看到别人落水了，好像是自己溺水一样。杜甫以一介布衣，在现实中几无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机会，然而却能有如此高远的理想、博大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家国在他的心目中，实在不能不是一种伟大、崇高的人生信念。正是凭着这种伟大的信念，杜甫给我们留下了“三吏三别”“二悲二哀”、《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茅屋為秋风所破歌》《秋兴八首》等等众多伟大的作品，他由此登上了“诗圣”的高峰。

家国还是一种对故土的眷恋。南朝梁“侯景之乱”后逃到江陵的庾信，奉梁元帝之命出使西魏，却不料被羁留北国，历仕西魏、北周，南朝梁灭亡后，由陈武帝陈霸先建立的陈朝取代了梁。在北朝为官的庾信，虽颇受器重，官至高位，然国破家亡的经历和波折，屈身仕敌的无奈和自惭，以及对梁朝覆灭的省思、对家国故土的眷念和羁旅状态的体认等等，时常交织在一起，挥之不去。在他的《哀江南赋并序》中，作者以其身世遭遇为线索，写出了梁朝由盛到衰的过程和江南地区遭受战乱、百姓深陷苦难的现实，以及作者内心的复杂情感。这就是后人所谓的“乡关之思”。《周书·庾信传》说：“信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乃作《哀江南赋》以致其意。”所谓“乡关之思”，所包含的，当然可以理解为既有对家国的思念，也有对萧梁兴亡的反思；既有自身羁旅之愁的体认，也有自惭二臣的哀感。但我们以为，对于羁留北方多年的庾信来说，这份“乡关之思”实在只是一种想象中的对故国、故土的眷念而已。因为，旧日的家国早已不复存在，家在哪里？国又在哪里？“华阳奔命，有去无归；中兴道销，穷於甲戌”，“将非江表王气，终于三百年乎？”现实生活里的家国既已无处寻觅，他心目中的故国也就只能是一种念想了。

家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摆脱不了、割舍不断的情怀。这种情怀，在现实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往往呈现出十分丰富多彩的面貌。有时候，它是“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式的悲悯故国；有时候，它是“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邦。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屈原《离骚》）式的对旧邦的流连；有时候，它是“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来迎，稚子候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式的倦途知归的欣喜；有时候，它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其一）式的幽幽的感喟；有时候，它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式的尖锐和愤激；有时候，它是“闻道长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杜甫《秋兴八首》其四）式的冷静反思；有时候，它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语）式的高远气象；有时候，它又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式的博大情怀；有时候，它是一种“吴儿踏歌女起舞，但道快乐无所苦”（《后元丰行》），“先生在野固不穷，击壤至老歌元丰”（王安石《元丰行示德逢》）式的安享太平；有时候，它又有着“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苏轼《荔枝叹》）式的忧愁怨艾；有时候，它就寓含在小楼听雨的安逸中（陆游《临安春雨初霁》诗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承平景象，何等美好）；有时候，它又会激荡在超现实的美好向往里（陆游诗有《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天宝边兵陷两京，北庭安西无汉营。五百年间置不问，圣主下诏初亲征。熊罴百万从銮驾，故地不劳传檄下。筑城绝塞进新图，排仗行宫宣大赦。冈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驾前六军错锦绣，秋风鼓角声满天。苜蓿峰前尽停障，平安火在交河上。凉州女儿满高楼，梳头已学京都样。”中原尽复，何其壮丽）；有时候，它是充溢在夏夜星空里的稻花的清香（辛弃疾有《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词：“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田野风光，何等清新）；有时候，它又化作了对故都昔日生活的美好记忆（陈与义有词《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抚今追昔，多少感慨）。

总之，家国蕴义，何其丰富；家国情怀，又何能道尽！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