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红五月

百团大战打破了多田骏的“囚笼政策”。之后，日军实行所谓“牛刀子战术”，结果又被粉碎。再提出“分散配备，灵活进剿”战略，依然无效。华北八路军、游击队如火之燎原。

至此，多田骏不得不去职。

1941年7月15日，冈村宁次大将接任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冈村号称日本军界三杰之一，1884年5月生于东京，德川幕府武士的后裔，1910年毕业于陆军大学。之后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区队长，阎锡山、孙传芳、何应钦、汤恩伯都是他的学生。1914年8月，冈村任参谋本部战史课参谋，到青岛收集战史资料。此后，他担任北洋政府军事顾问青木宣纯中将的助手，长期驻北京。1924年，他任上海日本领事馆武官，并被孙传芳聘为军事顾问。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33年1月，指挥关东军进攻热河，5月代表日本与中国签订《塘沽协定》；之后，在东北基本剿灭共产党的抗日联军；1938年7月，他由东北调华中，任11军司令官，指挥部队攻克武汉。

冈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了解中国国情民情军情，且治军严明，爱护下属，即使对身边的勤务兵也彬彬有礼，深得下属拥戴。

他上任后，在北平翠明庄集中一段时间，专门分析前任多田骏失误的原因。他认为华北方面军（下辖第1、12军、驻蒙军、直属第27、35、110师团及4个独立混成旅团，日本在华的最大方面军，共18个师团约40万人的兵力）历来高度分散兵力。由于缺乏定期的肃正目标，常常变成静止不动的防御，但在双方共存期间，中共却在民众中秘密工作，充实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即可一举转入进攻，百团大战就是例证。

冈村宁次确定的战略是：“治安肃正”，竭泽而渔。

把华北分为“治安区”、“准治安区”、“非治安区”。

在“治安区”，即日军所谓能够稳固统治的地区，以清乡为主，利用伪组织和隐蔽的特务网，强行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建立伪保甲制度，实行村民“连坐法”，建立各级伪组织和新民会、商会、合作社等，强化伪自卫队、保安团、警卫队等汉奸武装，对青年强制进行特务训练，对群众进行奴化教育。

在“准治安区”，即日伪与共产党力量均能进入的地区，以蚕食为主，镇压与怀柔并用，逐渐驱逐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政权和地方组织，建立伪政权和伪组织，使游击区逐渐变为敌占区。

对“非治安区”，即敌后抗日根据地，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反复清剿，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以达到巩固占领区、控制游击区、蚕食根据地边沿区和“扫荡”根据地腹心区的目的。

为了完成对占领区的控制，冈村上任后，进一步大修铁路、公路，构筑据点、碉堡。

截至1942年7月，共修公路102465公里，建据点1892个，碉堡岗楼5591个，封锁沟7618公里，封锁墙5605公里……

在日军频繁扫荡中，129师损失惨重。

2月9日，太行第三军分区司令员郭国言在武乡大有镇指挥作战时，中敌山炮弹牺牲；2月19日，新十旅旅长兼太行第六军分区司令员、著名抗日将领范子侠在沙河高庄反扫荡中牺牲；3月25日，日军3000余人扫荡邱县南部，385旅769团的两个连，在烟屯村遭遇合围，全部牺牲；4月11日，新七旅政治部主任刘诗松带部队在南宫郑家堤被围，全部牺牲；4月29日，新四旅和冀南第四军分区机关在香城固一带被4000多鬼子合击，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四旅政治部副主任陈元龙等阵亡……

1939年整个根据地面积曾达104147平方公里，到1942年已下降到81291平方公里。冀南区更为严重，几乎全部变成了游击区……

冈村对负责太行山扫荡的第一军司令长官岩松义雄大为不满。

冈村宁次决心对129师主力部队控制的太行地区进行一次彻底的扫荡。1942年4月底，他委派自己的得意助手石野美男大佐到第一军，协助谋划和指挥。

几天后，“C号作战计划”出炉了。

5月15日开始，作战分三期进行：第一期8天，消灭沁河畔之共军；第二期20天，消灭涉县北方地区之共军。第三期20天，消灭涉县南方之共军……

冈村宁次认为八路军之所以与国军不同，能愈挫愈奋，还在于其领导层意志坚强和富于谋略，因此要不择手段，黑虎掏心。

在他授意下，日军设在保定培养专门特务人才的“日华训练队”的50名青年学生提前毕业，派往太行山。另外命令驻太原的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挑出150名勇士，组成两支挺进队，由益子重雄和大川桃吉分任队长，统属深见信次中佐（日军上党道特务机关长）指挥，进行专门训练，刺杀八路军高级将领。

这些人都精通汉语，熟知民情，能说八路军的交往语言，每人都有一个小折子，贴着129师主要指挥员的照片，刘邓为首。

死里逃生

冈村不愧为中国问题专家，他还提出了一个口号，很耐人寻味：

北伐北进军事第一，扫清苏联赤化；

西伐西进政治第一，煽惑重庆政权；

南伐南进文化第一，联络联盟投降。

邓小平仔细琢磨了一番后，叹息说，冈村宁次是很有头脑的，也很有策略，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向敌人学习。

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刘邓商量，两人分开行動，刘伯承留太行，邓小平到太岳。

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无奈，这是危急时机的一种特殊预案，是对局势做最坏估计的一种极端处置。万一总部被敌人包抄，最高首长全部蒙难，岂不群龙无首？

1942年3月18日晚，邓小平出发了。

临行前，刘伯承再三吩咐随行的警卫连长，晚上行走时将马蹄用棉布包起来。看着邓走远后，又对李达说：“你立刻通知要路过的几个地方，叫他们把接送情况，当天电告师部。”

即使这样，他还不放心。

3月19日晚，邓要过白晋线，刘伯承又到值班室。

值班参谋报告说：“刚收到电报，邓政委今晚过白晋线，到太岳区。”

因为过铁路，敌人封锁严密，晚上有巡逻队、探照灯，村庄里还有汉奸，如果地下工作人员稍有疏忽，就会出现危险。刘放心不下，对两个参谋说：“我知道了。”说完，他让两个参谋去休息，自己坐下来仔细地查阅值班日记。

两个参谋怎么能让师长亲自值班呢？连连说：“我们不困，还是师长去休息吧，有情况，我们立即报告。”

刘伯承看着他俩不动，就一手拉一个，把他们拉到隔壁的房间，按到床上，盖上被子，命令道：“你们先睡，到时候我再来叫你们。”

刘又回到值班室，继续翻看值班日记，一盏煤油灯照着他。一直到后半夜，机要室送来译好的电报，陈赓报告说，邓已安全到达太岳。

刘揉了揉眼，轻轻地走到隔壁，见两个参谋睡得正甜，不忍叫醒，就又坐了下来。

邓小平的行踪显然已被日军侦知，在太岳区行动的日军情报人员，人人手中都有一张署名邓小平的照片，背后写着“在太岳”三个字。只是，这张照片上的头像不是邓小平，而是385旅政治部主任卓仁灿。这批照片是日军情报人员从国民党内部获取的，当时摄影技术还不普及，红军内部鲜有照片，而且邓小平是政治工作人员，平时不张扬，很少出头露面，在国民党内部交往甚少，所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档案里邓的照片是错的。

5月13日，邓从沁源县部署工作后，连夜秘密赶往王新宁、聂震所住的暖迪村。几天后的18日半夜，忽然接到内部情报，日军正在逼近，邓小平马上起身转移。

果然，刚离开两个小时，鬼子就包围了小村。

好险啊！

喋血十字岭

5月24日，武安敌陷阳邑、活水、沙窝，向白草坪进犯，主力4000多人挟重炮4门，沿武（安）长（治）大道西进，陆空配合，气焰熏天。

长治敌3000余，亦自22日开始向东北出击，经潞城、黎城沿邯长路向涉县、索堡东进，与自武安西进之敌会合。至24日夜，日军已构成向青塔、偏城西北地区三面包围形势。

白晋路襄垣、沁州、武乡之敌共1000多人，22日起日夜兼程，于24日侵抵麻田、桐峪一带。

辽县之敌，先于20日出动，一股敌人约600人图袭桐峪，遇阻击，停滞于桐峪以北山地。24日夜，敌又出动1300余，经粟城向苏公急进。

至此，以上四路之敌对涉县青塔、偏城西北之南艾铺、圪腊铺地区已完成所谓“铁壁合围”之部署。冈村宁次不顾其士兵疲惫，严令日夜兼程以140华里之速行军。

25日，日军25000余人，由岩松义雄亲自指挥，陆空并进，以梳篦队形铁壁合围麻田以东，索堡、偏城以北，阳邑、徘徊以西地区，中心是偏城西北之南艾铺、窑门口村。

八路军主力已转移到外线，被合围的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军械部、军工部、《新华日报》社和北方局党校，共七八千人。这些人大都没有武器，还有2000多头骡子、毛驴驮带着的大量物资。担任掩护任务的是唐万成警卫连，还有769团一营，共500多人。

在此之前的反扫荡中，八路军总部等机关都是转移到这一带，因为这里是太行山的最偏僻處，离涉县、辽县、武安等周围县城均在百里之上，且没有公路相通，根本不适合日军活动。

但这一次，八路军犯了经验主义，估算错误了。殊不知，日本也是个山地国家，日军训练有素，亦善爬山，这次拿出了八路军的吃苦精神，尤其是听说已合围八路军总司令部后，士兵更是脱掉皮靴，穿上布鞋（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翻山越岭，穷追不舍……

八路军总部的厄运降临了，这是彭德怀万万没有想到的。

5月24日夜，日军通过电台已测定南艾铺是八路军总司令部，包围圈进一步缩小 。

彭、左、罗也已意识到深陷重围。

可手边没有部队，只有769团一营和唐万成警卫连了。

左权看着唐万成和769团一营教导员王亚朴，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你们的部队大部分是老红军，一定要顶住啊。”

当日黎明，部队已分散扼守十字岭、虎头山、前阳坡、军寨等险要山头，抵御从桐峪、上清泉、下清泉扑来的日军。

中午，王亚朴和唐万成分别收到左权警卫员送来的命令。

一张巴掌大的麻纸，写着：“总部正在转移中，誓死保证安全！”上面有左权的一个手印，红红的，大概书写命令时，已找不到印章了。

日军飞机在低空扫射，轮番俯冲，在山沟里投下大量炸弹，使原来就拥挤的山沟中骡马乱成一团，大部分马匹虽久经战阵，此时却也惊破了胆，拼命挣断缰绳乱窜，身上驮的东西、文件、钞票乱飞。无序的队伍与乱跑的骡马混杂一起，使原本狭窄的山沟更加混乱了。

几天前，左权就指示后勤部门转移物资，但后勤部门对敌情估计不足，大量物资仍是随队行军。

彭德怀气冲冲地问左权：“怎么回事？”

左权赶紧跑到队伍前面，喊：“不要乱跑，不要乱跑。”同时命令警卫人员分头集中队伍。

必须马上突围！

本来突围时间是选在晚上的，晚上是八路军的天下。但现在一切都来不及了，再耽误就要全军覆没。

彭德怀、左权、罗瑞卿、杨立三、王政柱趴在一个洼地里，议定分三路突围：左权带司令部和北方局机关沿南艾铺村西北的十字岭方向突围；罗瑞卿率野战政治部直属队和学校、《新华日报》社向东突围；杨立三率后勤机关向东北角庄子岭方向突围。

弹飞如雨，枪声似海。彭德怀目睹眼前，意识到这将是他军事生涯中一场大劫难，他不想走了。

左权着急了：“你的安全事关全局，现在还来得及，快走！”

彭德怀没吭声。

左权点着唐万成的鼻子，吼道：“唐万成，命令你马上扶彭总上马！”

彭德怀没想到左权会这样，指着左权：“你！”

见彭立马不走，左权再吼：“给我推，连人带马，推！”

眼看这样，彭长叹一声：“不用推了。”说完挥动马鞭，向西疾驰。唐万成率警卫排挎枪飞奔而去。

飞机炸，地上的人起起伏伏，太慢了。左权大喊：“不要管天上的敵人，快往前跑！”

这时，唐万成跑回来：“14号（左权的代号），快，快……”

他的话还没说完，左权已拔出左轮手枪：“唐万成，娘的，要是彭总出了事，我枪毙你！”说着，用枪管一下子戳在唐的额头上，唐万成额头上立时血淋淋的。

唐万成愣了一下，转身又向刚才的方向飞奔而去，追赶彭德怀去了。

天黑了，左权已到十字岭上，再有十多米，走下山坡，就出去了。

十字岭，位于南艾铺（属河北省涉县）和北艾铺（属山西辽县）之交界处，正岭呈东西走向，连绵数十里，副岭南北走向，两脉山体在这里天然成交叉在一起，状似一个“十”字，海拔1300多米。一羊肠小道自南艾铺曲曲折折斜通向山上，距山顶有五里之遥。沿山顶一线向下通北艾铺、南岩沟等村庄，这是唯一的生路。769团一营控制这座岭后，部队分西、南、北三面分散布防，确如总部所料，这一带就成了活棋，退守自如。

“十”字，在西方，是一个不吉利的信号，耶稣就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在中国，也含生死抉择的寓意，而左权的代号又是14号。最关键的地势、最凶险的形势、最不吉利的信息，都汇聚到十字岭上，时势也好，迷信也好，历史就是由一个个大大小小的事件串缀而成的，每到重要关头，总会有相应的悲剧或喜剧发生。而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注定是一个大大的悲剧了，而这个悲剧的主角，只能是最后撤退的伟大的民族英雄左权了。

日军飞机像一群群恶鹰，在十字岭上盘旋，轰炸。

呼喊了一天的左权仍在呼喊。他是最后一批到达十字岭的，他已经走上了十字岭，只需要十几米就可以走下山岭，躲过后面的子弹了。

但就是这十多米，他没有走出去。

罪恶的使者是一枚弹片。

击中的部位——太阳穴。

于是，他倒下了，倒在了十字岭上。

天地沉默，残阳如血，血如残阳。

25日深夜，毛泽东在枣园突然接刘邓电报，大吃一惊，心神不安。如此重大的敌情动态，由刘邓越级上报，而不是由八路军总部报告，说明八路军总部电台已经中断，处在极度危险中。他整夜未寐，揪心战局。

26日夜，毛再次彻夜未眠。一天一夜过去了，既没得到彭左的消息，也没再接到刘邓的报告。现实逼得他不得不从最坏处考虑，万一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彻底摧毁，该怎么办？谁代替彭出掌华北大局，那种后果要比皖南事变严重得多，因为中共的武装主要在华北。

27日拂晓，毛泽东的屋门仍敞开着，天明的时候，机要人员飞跑而至，送来一份电报。电报仍是129师发来的。看完后，毛泽东眼睛潮湿了，泪水簌簌而下，他为左权而万分悲痛，同时也为彭及刘邓的脱险而聊感安慰。

毛随即电示：

刘邓转彭：

感日5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感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时随129师行动。如何望复。

毛泽东 朱德

27日6时

我怎么向中央交待啊

由日军特殊训练的“六川挺进队”，扮成八路军，从潞城出发，携带精锐武器和一周的干粮，还有彭、左、刘、邓的照片，晓宿夜行，不走大道走小道，绕过村屯爬山地，偷偷向129师司令部急进。

5月22日黎明，“六川挺进队”突然出现在赤岸村村头。

真是太危险了，刘伯承此时仍在村里。

也许是情报有偏差，“挺进队”最先进入的是赤岸北边的王堡村。他们口称是“八路军”，村里派人联系，他们要求吃早饭，由于民兵一时没有识别真假，民兵指导员樊四的便很快组织把米粥和大饼送了过来。饭后，这些“八路军”要跟民兵往村里走。路上，民兵问：“你们是哪部分的？”答：“新编第六旅。”又问：“你们在山上干什么？”答：“保护政治部首长。”问：“政治部不是早转移了吗？”“啊……”

几问几答，民兵对这些“八路军”产生了怀疑。

不一会儿，“八路军”在村西头打人、骂人，佯称检查备战，挨家挨户搜查。樊四的断定这些人是敌人的化装队，便迅速组织村民转移了。

“挺进队”在王堡村折腾了许久，确认八路军指挥机关已撤离后，便又气急败坏地向赤岸村跑去。

上午10时，这些“八路军”赶到赤岸，看到的也是一个空村。

实际上，刘伯承刚刚离开3个小时。如果“挺进队”不进王堡，直接进入赤岸，真假“八路军”肯定会有一场激战。

几天后，天津的伪《东亚新报》发表了一条消息：

六川挺进队，5月20日由基地出发，攀登悬崖，走过山沟，到浊漳河岸之王堡附近时，开始遭遇了三个农会会员。他们把挺进队误认为八路军，于是很不费劲渡过了漳河，在对岸岭上休息了。将近天明时，老百姓前来询问，队伍答道，我们是新编第六旅的。不久就来了数十个抗日县政府的保卫队，要求快把枪交出来，队员答道，不行。没有办法，只好开始攻击，把他们打退。待到天黑时又继续前进，在途中数次碰到敌之前哨，都以新编第六旅的名义通过了。翌日，太阳下山时，进入宋家庄，八路军正在做饭吃。我们身入大敌之中，也只以新编旅的队伍而逃脱。队员都是以夺刘伯承、邓小平之首为目的，可是异常兴奋的队员的希望，都在被奇袭赤岸之时，人家刚刚出发扑了空而打消了。在那天又去索堡，进入东面大山中追赶刘伯承。后来据俘虏说，刘逃往西山去了。队员甚为惋惜地踏着石子跑到偏城与友军会合去了。

此时的刘伯承，正匆忙行走在突围的路上。

走了一天，仍没有摆脱日军。

不仅没摆脱，师直属机关也掉了队。杨秀峰、李雪峰、蔡树藩都在里面啊，还有，邓小平夫人卓琳、他的夫人汪荣华、杨秀峰夫人孙文淑、黄镇夫人朱霖、李雪峰夫人齐克……

刘伯承问作战科未参谋：“你看见万鹏他们没有？”万鹏是师队列科副科长，师直属队带队人。

未参谋说：“见到了，我已经把师长的指示告诉了他。”

刘用商量的口吻说：“未参谋，你辛苦了，你能不能再去找找他们？我们在这里等着。”

“是！”未参谋一挽缰绳，回马消失了。

李达焦急地说：“让部队马上集合，杀开一条血路，一家要突围出去！”

刘伯承镇静地说：“不要疲劳部队嘛。”

夜静得可怕，好像大山也在犹豫不决。黑暗里藏着多少机会啊，黑暗里藏着多少危险啊。负责保卫刘伯承的新一旅二团1000多名战士，严阵以待地警戒着四周，重机枪枪口冲着外边，长枪短枪都挺举起，毛森森的。

深夜十一点了，李达再也不能让师长这样等下去了，他建议：“请师长和二团先突出去，我去找杨秀峰他们。”

刘伯承深思片刻，激动地握住李达的手：“好，你去吧。”

李达也消失在了黑暗中。

刘伯承问陈皓：“几点了？”

“十二点了，四点多钟天明。”

“再等他们一个小时！”刘不容置疑地说。

一个小时过去了。

刘伯承说：“陈皓，你下去把耳朵贴在地面上，听听他们来了没有？”

陈皓跑到山下的小路上，紧紧地俯在石头上，使劲儿地听，毫无动静。

刘伯承深沉地望了望山下，左眼里涌上了亮亮的泪花：“他们没有来，会流血的，让我怎么向中央交代噢。”

他忍痛说了一句：“走吧！”

庄子岭的胸怀

从十字岭突围之后，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带人把32驮钞票、8驮金银器运上了庄子岭。这80个麻袋里装着600万元冀钞和价值连城的金银器，这是全军的军饷啊。

当天晚上，他把这全军的命脉交给了一个年轻的妇人。

这个39岁的妇人叫李才清，人称郭二嫂。她的儿子郭喜在八路军总部做情报工作，她是儿子的秘密工作点。

庄子岭位于深山区的最偏僻处。

一般地说，涉县县城已是深山区了，在县城北面90里处的青塔更是深山区了。在青塔的西北部是一片高耸的山峰，骡马难行，人迹罕至，这一片大山叫大岩山，但是在大岩山丛包裹的中心部位，还有一座山，庄子岭就挂在这座山海拔1500米以上的山腰上。

庄子岭是一个村，只有一户人家，郭姓，13口人，一柱清泉，10间石房，一头毛驴，十几只母鸡，还有环绕着的无数个哑巴石洞。二百多年来，郭姓人家在这里靠三四亩薄田为生，除粮食、水、空气之外，长期不吃盐，过着清贫安静的日子。

没见过生人，只见过碎钱，贫困是这个家庭常年的客人。

但今天，他们却见到了天大的财神。这个妇人死死地盯着这80麻袋钞票和金银，感觉到了一种比天还大的责任。

当天晚上，她把所有东西全藏进了周围的山洞里。这些山洞都隐藏在直立的山壁上，离地面几十米，离山顶也有二十多米，只有从山顶用绳索卸下去才可。而且，洞口都隐藏在树丛中，外人根本不会发现。

第二天早上，日军来了。

郭二嫂抱着五岁的儿子来喜，和几个留守的战士躲在洞里。

但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了。本来已经突围的《新华日报》社100多人因為迷路，又转回来了，在这里与日军不期而遇。

大悲剧开幕了。

28日天明的时候，《新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何云等人又饿又渴，正在庄子岭下的泉水旁用凉水拌炒面吃早饭，日军围了上来。何云忙指挥大家往树林里钻，他和警卫员王保林正要离开，被七八十名日军围住了。

日军喊：“快投降吧，不投降就开枪了！”

何云的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他用日语骂道：“强盗，你们绝没有好下场！”何云曾在日本留学，1935年回国，在上海与宋庆龄合办抗日刊物，因直言政治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国共合作后，被中共力保出狱，主办《新华日报》，何云是共产党内不可多得的新闻奇才。

“哒哒哒……”机枪响了，何云和王保林都倒在了地上。

在树林中隐蔽的报社电台科科长王默磬看到社长倒下了，心如刀绞，等日军离开后，便不顾一切地向何云跑去。

何云断断续续地说：“快去保护王会计，她身上有钱，是报社的财物。”说完就断气了。

王往前找去，终于发现了女会计，但她已经牺牲了，钱袋死死地压在身下。他正要去取，日军又来了，他赶紧钻进一个石缝里，咬破舌头，满嘴流血，张开大嘴，仰面朝天。日军走过来，一个汉奸说：“死了，子弹从嘴里打的。”日军就移开了。

这时，日军发现了被打断双腿的国际版编辑乔秋远。小乔22岁，刚刚结婚。

日军问：“干什么的？”

“伙夫。”

日军从他身上搜出了新闻稿和一支手枪。随着就是一刀，劈在脖子上，血“噗”地一下溅到石崖上。接着，敌人又在刀口上狠狠地划了一下，乔秋远脖子断了，头掉在石头上。

王默磬听得真真切切，他悄悄睁开眼，却不想看到了更加惨不忍睹的一幕。

对面山头上，三个熟悉的身影在拼命地跑着，那是他的妻子——《新华日报》社销售部主任黄君珏和译电员王健、医生韩某，她们一起跑上了道士帽山，日军在后面追。妻子上周刚生了一个男孩，把孩子存放到老乡家里就参加了转移，可现在……山顶有个山洞，她们钻了进去，但很快又出来了。山顶上，她们已无路可逃。几声枪响之后，三个人跳下了几十米高的悬崖……

当那个熟悉的身影消失时，王默磬昏过去了。

十几个日军聚集在郭二嫂和八路军战士藏身的洞下，洞里人能清晰地听到日本士兵“咔咔”的皮靴声。大家都屏住呼吸，生怕弄出一丝声响。

突然，“哇”的一声，郭二嫂怀中的来喜哭了。

日军抬起头，向上看去。

郭二嫂一把捂住来喜的嘴，孩子的四肢拼命地挣扎着，郭二嫂的手更紧了……

报社行政科科长王友唐躲在树上，汉奸胡乱喊道：“看见你了，看见你了，快投降吧！”

王友唐下意识地一动，被发现了。机枪扫过去，王友唐腿和胳膊都受伤了，从树上摔下来。日军围上来，见他浑身是血，像是死了，先用皮靴猛踢，把头皮踢掉了，也不见反应。又拨开眼，看他的瞳孔，又好像没有死，就用刺刀向他的心脏捅去，由于他的身体横在斜坡上，刺偏了，刺到了肺上。刺完后，敌人踢了一脚，想把他踢下悬崖，正好崖边一块石头，拦住了……

王友唐醒来时天已黑了，痛得厉害，渴得厉害，地上正好有几个被风吹落的野山杏，他吃力地爬过去，用舌头舔进嘴里，嚼碎，浑身酸痛。

他向着庄子岭的石房爬去。

晚上，郭二嫂已收拾了50多个伤员。怎么办？只有把他们全藏在了附近的山洞里。此时的小脚妇女郭二嫂，俨然一个镇定的将军，指挥着全家人，把伤员一个个抬到山顶，再从山顶上用绳索卸下去，卸到半山腰的山洞里。

这时候，她的来喜终于醒来了。孩子下午被她捂死之后，就放在洞口的通风处，慢慢地又有了轻微的气息，又睁开了眼。她怔怔地想，日本人已经住在了山下，看来已经盯上这里了，孩子太小，免不了哭叫，如果招来日本人，不仅五十几个伤员完了，而且八路军金库也全完了。

她咬咬牙，把长子郭喜叫到身边。原来，十五里外的欢鱼沟里有一户人家，家里没有男孩，已几次来商量想把来喜买去当儿子，郭二嫂一直没答应。可今天……

半夜时，孩子睡着了，伤员们睡着了，郭二嫂忍着哭泣，给孩子穿上新衣，让郭喜把孩子送走了。

伤员们分散住在十多个洞穴中，郭二嫂白天就在洞里帮着护理，没有药材，就用花椒水洗，用豆面、榆皮面涂抹。晚上就回到家中，用被子捂着窗户，做饭，然后，摸着黑从山顶往一个个洞里送去。

郭二嫂家里存放的100多斤小米两天就吃完了，只有400斤玉米和多年攒下的千余斤糠炒面了。糠炒面是用柿泥和粗糠搀在一起特殊加工而成的，能放几十年不变质，是山里人备荒的救命粮。

一直到6月11日，山下的日军才撤离。而这时，郭二嫂的400斤玉米和1000多斤糠炒面也差不多吃光了。

郭二嫂的壮举受到了八路军领导的表扬，日军退走后，这里就正式成了一个后方医疗所，重伤员就在山壁的石洞中养伤。

一场战争，使这个小脚妇女已成长为一名坚强的战士了。

半个月后的一个傍晚，她发现山脚的老杏树下有一个黑影移动，疑心是狼，是山猪，就唤了几个战士拿枪去打。走到近前，黑影没了。一会儿又有了，她突然有一种感应，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了什么，哭着喊道：“来喜，来喜！”

五岁的儿子孩子哭着跑出来：“娘，我再也不哭了，我再也不哭了。”

郭二嫂一把把孩子搂在怀里。

孩子不愿意离开娘啊，自己沿着十几里山路偷偷跑回来了。

我上庄子岭采访时，正好遇到从外地赶回的郭二嫂长子郭喜。

他已是82岁高龄了，是一位师职退休军人，原在中国科学院某所工作。讲起那场战争，这位老战士每每义愤填膺，泪流满面。近几年，他正在从事一项神圣的工作，用自己的摄像机拍摄当年抗日战争的原始资料，他已经踏访了上百处战争遗址，采访了数百位当事人，拍摄和录制了上千盘异常珍贵的资料。

兽性记录

五月大扫荡，疯狂的日军暴露出了十足的兽性。

太行山，嵌刻着一笔笔惨绝人寰的记录。

日军进入邯长大道旁的东寨村，原保长郭保和哄骗群众，组织维持，蒸馒头，烧茶水，打着日本旗，在村边摆上土特产，迎合日军。但日军不吃这一套，把馒头、茶水和土产用脚踢散，把群众全部赶进关帝庙内，宰羊似的，一个个拉到门外几十米外的悬崖边，捅刺刀后再蹬到三四十米深的崖下。62人全部杀死。

在辽县某村，日本把一个姑娘的头一刀砍下，放在桌子上，对全村人说：“你们说，好看不好看？”并大声恐吓：“谁不说，统统杀掉。”全村人吓傻了。忽然，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跑上前去，抱住人头，放声大哭。

鬼子兵刺刀对准她说：“不准哭，要笑！”

悲愤的母亲抱着女儿的头哭嚎不止。

当鬼子得知她是死者的母亲时，立即用刀把老太太的头砍下来，把两颗人头上的黑发和白發系在一起，用刺刀挑着，走了。

河南店村一乳妇，日军割下她一个乳房，当又去割第二个乳房时，刚会说话的幼儿惨叫着哭喊说：“不要割，我要吃……”日军狞笑着，一刀把另一个乳房割下，血淋淋地塞进了婴儿的嘴中，之后捂住婴儿的嘴，把婴儿活活憋死了。

龙洞村的三十多个村民被逮住后，日军把山坡上的小树砍成木桩，削成尖尖，再一个个从人的肛门里捅入，由两个士兵强行按下去，直到桩尖从嘴里出来……

残疾人也不放过，在活水村，7个盲人缩在一起，全部被扔进井里。

鬼子杀人后，割头换相，把一颗颗人头割下来，安到别的尸体上，小孩的放在大人尸体上，女人头安在男人尸体上，老太太的头安在老翁的身上。几天后，尸体膨胀，使人们对死尸无法辨认，无法认领和掩埋……

在武乡县某村，把80多个男人的阴茎割下来，煮着吃，每人2根，剩下的喂狗。

偏城北区一孕妇被日军剖腹后，用刺刀将血淋淋的胎儿从母腹中挑出，挂在树枝上，未发育成熟的胎儿颤动着，举动着拳头，嘴巴一张一合。

偏城横岭村，有两个妇女被轮奸后，被用刺刀捅穿了阴道，当场死去。另一个年轻的被带到据点，玩弄几天后，用铡刀剁为三截。

逼迫父奸女，兄奸妹……

涉县某村一位60多岁的老妇人，阴部萎缩了，日本人用鞋底打肿，再奸。正好其子回来救母，逼其子奸，其子精神崩溃，与日军拼命，被杀。

还有一个受害者，是冀南一位著名女英雄。为了维护烈士的形象，她的死难过程大家都不忍提起。她就是偏城县妇联主任朱坚。

这个23岁的未婚女子，也是被奸后杀死的。

朱坚，原名朱淑荣，平遥县洪善北营村人，1919年生，中学时代即参加牺盟会，后到北方局党校深造，任襄垣县妇女救国会主任。1942年2月，到偏城县任妇联主任。

她是5月26日在北寺峪山坡上被俘的，日本见她有气质，像干部，就百般调戏，朱坚不屈，被强奸后被割掉双乳，用树干刺穿阴道而死。

空室清野

民国三十一年阴历四月初八这一天，涉县偏城村庙会。

晚上，村里高搭戏台，演出山西落子《三娘教子》。锣鼓钹钗敲打得正欢，突然，抗日村长陈良挥舞着手枪，气喘吁吁地跑上台，高喊：“狗日的日本人来了，快回家空室清野！”

一刹那，全村乱了。

家家户户院里点起一堆火，亮堂堂。男人们赶紧和泥，用土坯把街门垒死。其实，每家的街门早就垒窄了，只能过驴子骡子，遇日军扫荡或兵匪来袭，易于垒实。女人们呢，则赶紧收拾贵重东西，放到村外自家的秘密窑洞里。

村里的报警锣声响个不停，民兵们在街上来回跑着嘱告：“鬼子出了阳邑，正顺着路往西开，这回扫荡时间长，各户多带口粮啊。”接着，是老人孩子的哭喊声，毛驴、牛羊和鸡们的咒骂声，却没有狗吠声。近两年，村里没谁再养狗了，上边说，这是为了民兵和八路军行动方便。如果有狗，夜里稍有响动，狗们就乱喊乱叫，岂不成了特务汉奸？

年老的小脚老太太最难安排了。带着走，走不动，留下来，要遭难，怎么办？只有埋在地下。埋在哪儿？梯田的堰边里。把梯田堰边的土扒开，挖出一个洞，把人放进去，上面用棍棒搭好，再盖上土伪装好。因为堰边是石头垒的，透气，人窝在里边可以顶几天。只是吃饭屙尿在一起，憋得难受。

大部分的人，是要跟着全家跑的，死也要在一起呀。妇人、老人、小孩子抓住驴尾巴、牛尾巴就往山上跑。此时牲口们也通人性，不踢不咬，跑一夜，汗淋淋的，明晃晃的。猪、鸡、羊都顾不得了，留在院里，锁在屋里，听天由命吧。

在山里跑一天，谁也顾不上吃东西。傍晚时分，村长约定在河滩里见面，数点人数，谁家人被打死了，谁家妇女被糟蹋了，谁家的马丢了，牛丢了，都要统计上报。

每天都有被杀、被奸的人。

天黑了，人们默默地牵着驴子、骡子，向附近的山洞走去。驴骡们垂着头，尾巴上都拖着一块石头。为什么尾巴上拖石头？牲畜们毕竟不解人事，在关键时候胡乱嘶叫，往往会暴露目标，酿成大祸。尾巴上坠上石块，就憋住了它们的气口，就叫不出声了。

然后就开始做饭。

谁家都带着粮食、锅、被子、火石。到山沟里，找几块石头，支起锅，淘几勺泉水，撒一把米，拾几根干树枝，引火造饭。

汤里落满了星星，还有月亮，全吞进了肚里，仍是感到饿辘辘的，空荡荡的。

有时，全家人正“呼噜呼噜”地喝粥，猛地有人大喊：“日本人来了。”

把锅一掀，拔腿就跑。金黄黄的小米粒，洒了半石板，全喂了蚂蚁……

抗日县长的汉奸父亲

八路军总部被袭，左权等重要干部的牺牲，是抗战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

129师在日军的压迫下，也被迫将主力转到外线，势力范围急剧下降。

刘邓的129师，由420个单位减至269个。

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出现了低潮。

涉县县、区政府里有80多个脱产干部躺倒不干了。县农会主席师自明，也回了家（经再三动员后，又参加工作，后曾任涉县县委书记），五区区长任鹏飞也不干了。石门沟村干部，在敌人撤退后，先进村把敌人所捣乱各户的东西未带走的，自己收了去，公粮燃烧了四五天无人理；白泉村的民兵指导员，偷盗空室清野财物；小会村干部合伙偷公安总局及工商总局的东西，经追查后又埋在其他老百姓的窑洞里，陷害别人……

不少民兵埋枪逃跑，仅太行区就有1020名。

有一半以上的村出现维持现象。日本人来后，跪在路边，摆上桌子，摆上供品，打着小白旗，送米送面送女人，比如井店村郭白喜等人。最典型的是涉县第一任抗日县长郝力生的父亲郝敬录也组织维持，全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冯树田也动摇了，主动替日本人担水……

大小汉奸纷纷出笼，公然在各村里免费发放白纸、红纸，教给山民如何制作日本的太阳旗：用白纸剪成长方形，用红旗剪一个圆，糊在白纸中心……

最令人吃惊的是，赤岸、王堡作為八路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的驻地，也在关键时刻出了问题。

这是我从涉县档案馆查到的一份原始档案，是当时县政府在五月大扫荡后的工作总结。总结中点名批评了三名村长，其中有两名就是王堡和赤岸村。原件如下：

坏干部：

王堡村长，北原村长吕景清

这二位村长战前不动员群众支差应付战争到来，早日脱离一切工作，不负责任，战后仍动不动说听天由命吧，我是干不了了，该罚就罚，该打就打，由你们吧。这样的顽皮抗公应受严重的处理。

赤岸村长张士奇

在战争中永不坚持并不配合民兵单独行动，战后悲观失望什么都不愿干，只怨队伍不打，怨师（司）令部在村住。群众对扫荡后情绪很高，就他一人挑拨群众怨恨，企图有维持的表现。

……

不仅太行区，冀南区的更为严重。

冀南三分区在当年11月的工作报告中称： 八大队在蔡庄被敌人包围而垮台；八大队之广南游击队被敌人全部俘去；馆陶二、四、七区游击队全部被敌人消灭。

游击队中流水兵现象严重，九月以前部队发展人数为1352名，而逃亡投敌清洗者为1111名。

春季，曲周独立营全部叛变，七大队政指在游击队过渡时带十余人逃亡，滏南游击队12人逃亡；夏季，馆陶河东游击队四十余人被敌人解决，六区游击队被包围解决，广平五区游击队被敌人消灭，永年三区游击队集体投黑……

1942年6月至8月底，全边区自上而下展开了全面的反维持、反汉奸斗争，对在五月大扫荡中的首恶分子进行坚决清理，动员群众进行揭发，提高全民抗日决心。

点燃太行山

轰轰烈烈的反汉奸、反维持斗争之后，运动的主潮转向反贪污、反摊派。重点斗争贪污民财的恶棍及逃避抗日负担的坏分子，发动广大贫农、中农开大会，挤大户，求得合理负担，减轻农民痛苦，建立廉洁的抗日民主政府。

从11月份开始，边区政府吸取教训，实实在在进行减租减息。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于1942年10月1日再一次发布公告，明确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具体细则，命令各地严格执行。

统一按每斗28斤计算（原来每斗32斤）。

每亩产量1.5斗以下免租。

1.5斗以上，交租25%。

5斗以上，交租30%。

1石（含十斗）以上，交租35%。

1.5石以上，交租37、5%。

所有旧债统按50%付息。

……

王堡村于12月1日召开大会，登记债务。共有债户120家，债主11家，债款洋2233.30元，钱1518吊。3日，农会干部与债主讲法令，说道理，债主当场拿出契约18张，与18家债户结清欠款295元。剩余的经反复斗争，全部清退。

1943年1月17日，抗日政府在井店镇召开万人清债大会，斗争涉县头号地主任聚武（外逃）。周围四五十里，100多个村庄的农民都来参加，到会者11000多人，仅更乐村就达2000多人，他们整着队伍，打着“更乐村饥荒大队”的旗帜，喊着口号，开进了会场。

上午10时，四声礼炮响过，全场渐渐平静，县农会主席王梦周宣布，今天是全县群众向大地主任聚武清债大会，由129师和县政府给咱穷人撑腰，大胆揭发任聚武盘剥农民的滔天恶行。全场吼声如雷，人们当场痛诉出20多件血泪事实。

在强烈的呼吁声中，大地主的两个儿子被揪上了台，承认了逼债绑人、奸污妇女、破坏减租、偷送文约等罪行事实。

会上，农会把任聚武家里存放着的全部租债账簿和文约拿到主席台上，进行清理，并要求在旧历年前全部清完。

这次大会后，涉县减租清债运动全面深入。

1942年冬，全县开展大小斗爭1080次，复佃18760亩，退粮2289石，退款4735194元。

除涉县外，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选择武乡、武安、邢台三县为试点县，全面深入进行减租清债运动。

武安县仅在六七月间就连续召开大型斗争会30多次，先后斗垮了管陶川张狼精、常社川阎有朋、门道川赵德厚等大地主。仅西蛟、庙庄、南坡、南庄四个村，就减息2.7万块大洋。

豆选

1942年前，边区农村干部的成分结构为：地主11%；富农23%；中农45%；贫农21%。

不少村庄仍是旧势力掌权，表面上拥护八路军，日本人一来，则组织维持会，带领村民向日本磕头，送米送面送女人。

五月之后，边区政府决心改组村级政权。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阴历十月初八，是涉县青塔村村民选举村长的日子。

几天前，村丁吴小毛就骑着毛驴，沿着山路挨家挨户地通知了。

青塔村下属21个自然村，东村、西村、老垛圪垴、麻地角、岩克朗、柳树溪、小窖、大荒沟等，散落在方圆十五里的山窝窝里，最大的村七八十户，最小的村只有一户人家，就是挂在大山崖壁上的庄子岭。

天光刚刚亮，山道上就有了人影蠕动。虽然通知十八岁以上村民才能投票，但没见过世面的山里人谁不想看看热闹呢？自古以来，村长都是富人当，现在却指定要选穷人，真是日头从西山脚露脸了。还有更加新鲜的，这次选举，女人和男人一样，也算一票。唉，咱这穷山沟沟里，女人天生属于男人，从来也不算人啊。

村公所设在西村，只有几间石头房子。石房黑黢黢的，顶上爬满了苔藓。

院子里挤满了人，连小脚老太太和小孩子们也来了。原来的村长吴功勋也来了，却是没有了原来的神气，垂着头坐在一边的石头上不说话，只是闷闷地抽旱烟。两个月前，他就不理事了，而是由县上派来的特派员马振兴、王建国负责村务。

小小的院子，一下子塞满了几百人，像一碗拥拥挤挤的豆子。

“喂……”马振兴看见人不少了，把嘴里的卷烟使劲儿在石头上摁灭，冲大家喊道，“今天选村长，18岁以上都有选举权，18岁以下的退出会场！”

听得出，他是一个南蛮子，脸上有一道疤，明灿灿的。腰里插着一把手枪，挺吓人的。前一段时间，就是这把枪，在东河滩击毙了王胖子。五月扫荡时，王胖子为日本人带路。后来，又是因为这把枪，逼着原来的村长吴功勋灰溜溜地下台。村民们早就传说了，他是从陕北来的老红军，还是一个连长。

人群立时安静下来，大家面面相觑。一会儿，看热闹的小孩子们慢慢走向院外。

王建国开始一个个点名了。这个小年轻，说话文文气气的，是大城市里来的学生吧。

“郭思贤。”

“唉。”

“李恩树。”

“来了。”

“刘德云。”

“到山西讨饭了，两年没回来，没准死外边了。”有人解释说。

“王合顺。”

“有一个。”

“王合顺家的。”

“脚小，我替她来了。”王合顺又说一句。

……

有病的可以请人代替，女人家也可以让男人替代。

点完名后，王建国大声宣布：“有选举权的489人，让人代理的16人，精神病的、讨饭外出的160人不算数，实到人数313人，有效票数329票。”

接着，主持人马振兴高喊道：“为了选举公平，让吴功勋、吴小毛、武立功三人当监票员，中不中？”

吴功勋是原村长，吴小毛是村丁，只有武立功大家不认识。

三个监票人站起来，冲大家点头。大家终于想起来了，这武立功是一个光棍汉，东村人，平时大家都叫他臭蛋的。其实，臭蛋是本村的第一個秘密党员，只是大家都不知道。

“中——”众人喊道。

这时，选票出场了。所谓选票，就是一碗红豇豆儿。

山民们惊奇了，瞪着眼看着这些豆儿们，想象不出这豆儿们与村长的关系。

下面宣布候选人。

共三个：武上银（东村人）、武安吉（东村人）、刘树才（小岩村人）。

大家更惊奇了。怎么会是他们？一个个土土的，黑黑的，全是穷光蛋，没有一点官样子，平时，连一声响屁也没听他们放过的。大家甚至有些失望了。

选举开始。

三个人面壁站立，身后放着一条大板凳，板凳上放着三个粗瓷大碗。

马振兴指挥着大家排队，由王建国向每人发放一粒或两粒豆儿。村民们手攥豆儿，依次从三个候选人身后走过，把豆儿放在中意者身后的碗里。

武立功、吴功勋、吴小毛站在一旁，瞪大眼，一人盯着一个碗。

众人慢慢地走着。有的人把豆儿直接放在某一个碗里，有的人则在每一个碗里都伸一下手，装作都放了豆儿的模样。纯朴的山民们，也狡黠得很呢……

豆儿们欢快地跳动着，碰撞着，“叮叮当当”地响着。

当最后一个人走过的时候，豆儿们也停下来了，瞪大眼睛，疑惑地与人们对视。

武立功、武功勋和吴小毛当着众人，开始数豆儿。

一会儿后，马振兴宣布：一共发豆儿329粒，收到326粒，武安吉得豆儿131粒，武上银得豆106粒，刘树才得豆89粒，武安吉当选！

满院子的目光，一下子都瞄向了武安吉。

29岁的武安吉是村里粮房的称量工，也是一个光棍汉，平时不爱说话，总爱抽烟。因为没有钱，他常年抽山上的花椒树叶。难道这个闷葫芦也能当村长？

这时，马振兴带头拍起了巴掌，欢迎新村长讲话。

武安吉的脸憋得红红的，像一个红豇豆儿，说话也磕磕巴巴，像在炒豆子……

但，仅仅是一会儿，武安吉的身份在山民们心中就变了。大家似乎从他的脸上看出了威严，各自的心里已经装满了沉甸甸的敬畏。

太阳偏西了，大家匆匆地往家里赶去。

樱花攻势

赤岸村民兵队长冯英汉是个机敏的小伙子，工作格外积极。

一天，后勤部的胡部长找他，想委托他帮着买一头猪。

那年头，日本人经常扫荡，山区里很难养猪，因为猪不通人性，不能随人转移。一遇扫荡，不是跑丢了，就是饿死了。但是冯英汉还是跑了十几个村子，高价买回了一头不大不小的肉猪。

几天后一个中午，他刚要吃饭，胡部长又派人来找，他放下饭碗就跑去了。

路过村边的打谷场时，他看见日本俘虏们正在吃饭，一个个碗里竟是白米和猪肉炖粉条。他的心里“呼”地就蹿上一团火，快步跑到后勤部，见胡部长的碗里也只是野菜稀米粥，他的火更大了；又直接跑到邓小平屋里，正好邓刚吃完饭，他端起邓的饭碗就闻了起来，闻了半天，也没发现半丝肉味儿。

冯英汉气得放声大哭：“我帮你们买猪，是想让你们养好身体，多杀小日本，没想到就这一点猪肉，你们全让小日本吃了……”

邓小平给他倒了一碗水，然后又给他讲起了政策，又拿西安事变的实例来解释，讲干工作需要讲策略的道理。听着听着，冯英汉似乎也明白了。邓小平又问他：“你是党员吗？”“俺是。”“优待俘虏是党的政策，我这个党员带头执行，你这个党员是不是也应该带头呢？”

冯英汉心里已经彻底明白了。他向邓小平敬了个礼，说：“有什么事，请部队尽管吩咐吧。”

邓小平笑了笑，说：“那好，请你再帮着买一头猪吧。”

冯英汉一怔，不情不愿地去了……

日本教育历来灌输侵华思想，大部分士兵在战场上拒不投降，往往战至最后，剖腹自杀。经常发生八路军战士背着受伤战俘下山时被咬掉耳朵的现象，还有一次，八路军医生为一个伤口溃烂的战俘做手术，战俘竟夺过手术刀把医生给扎死了。

但随着战争的无限期延长和环境的恶劣，加上美英等国家的参战，不少日本士兵心里越来越迷惘了。于是，痛恨战争，想念父母妻子，厌战情绪蔓延开来。

驻扎武安的一名日军士兵，在随军妓院里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妻子。回营后，他要求上司准其妻退出随营妓院，遭到上级呵斥，羞愤之下，捣毁妓院，杀死妻子后，剖腹自杀。

平定县宪兵队4名日军失踪，追查不见，以为是八路军干的。数日后，在附近一口井中被发现。四个人用绳将自己和他人绑在一起，相约一起投井回国。

山琦是日本第114师团的士兵，家住日本的北海道。高中未毕业就报名当兵了，但他很快就失望了。他要回去，军规不允许。一天夜里，他从襄垣县复店驻地逃了出来。

不知道往哪儿跑。

反正出来了，他想找八路，但又不会说中国话，逃出来后，先躲进一个村子，那里只有一个老太太。他不会说汉语，就在一张纸上写上他事先不知默记过多少遍的两句中国话：“我要去太行山那里，我的朋友大大地有。”但老太太没有文化，不识字。这个日本人彻底失望了，身在异国又不懂异国语言，作为一个逃犯多么不幸啊。

第二天早晨，他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自杀了。

129师改造日俘工作是从响堂铺战役后正式开始的。

那一次，邓小平在战场上缴获了一封信，是一个叫代代木忠诚的日本士兵写给妻子的，文笔很抒情：

波子，家乡的樱花快开了吧。想着樱花漫开的灿烂，心里是滋生了一种想象的……现在，山西常常下着雨，雨不大，但绵而密，把愁绪拉得长长的，每当在雨夜或是雨后闪烁的星光下，或站着或走着，浮在脑中的总是你和孩子的影子……

看着看着，邓小平眼前绽开了一片片粉红色的樱花……

不久，双方交战最为激烈的邯长公路上，出现了奇异的一幕：日军汽车开过来了，几十个八路军战士埋伏在路边，一声令下，抬着十多个受重伤的日本戰俘，放到路中心。日军汽车开过来，赶紧抬上车，看着远远离开的八路军战士，第一次没有开枪……

八路军医疗条件太差了，与其让他们受伤等死，还不如送还日军治疗。

之后，129师做出了如下规定：

（一）被我军俘的日本士兵，绝对不许伤害或侮辱，其所携物品，除军事上必要的之外，一律不得没收或毁坏，必须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弟兄来待遇。我军指战员，如有违犯此命令者，处罚之。

（二）对于负伤或患病的日本士兵，须特别注意，予以治疗。

（三）愿回故乡或归队的日本士兵，应尽可能给以方便，使之安全到达目的地。

（四）愿和家庭和朋友通信的日本士兵，应尽可能地予以方便。

（五）对战死和病死的日本士兵，要在适当的地方埋葬，建立墓标，记其姓名、年龄、原籍、所属部队、死亡状况、埋葬年月等。

最让人惊奇的是对日本战俘的生活待遇：每人每月5元钱。

当时八路军士兵每人每月的津贴是1.5元，刘邓的津贴最高，每月才5元钱。

前田光繁，是第一个被八路军争取的日本战俘。

他1920年3月生于京都一个零售业家庭，1937年6月从日本到东北，后被派到华北，在邢台双庙的一个火车站当监督，1938年7月29日晚被俘。

开始他也不愿当俘虏，想死，看见八路军躲在深山里，没文化，不懂科学，吃的用的都是最原始的，简直不是人类，他对生命失去希望。

前田被关在129师司令部附近，他很快就发现他享受的是八路军最高长官也享受不到的优厚待遇。主食是面条、大米饭、馒头；副食是一小碟猪肉或鸡蛋、炒青菜。日本人最爱吃大米，刘伯承、邓小平也是南方人，也爱吃大米，但他们吃不上，只能吃小米。他吃馒头，可刘邓吃糠面。

前田还享受着一种八路军高级干部的待遇，行军中个人用品不必自己背，用骡或驴运。

他猛地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虽然他不会说中国话，但人类共有的情感是相通的。

他与八路军成了朋友。不打仗的时候，他就教八路军玩棒球，不仅讲解比赛规则，手把手地纠正动作，而且还亲自帮助八路军找合适的材料，削棒，缝球。后来，他第一个参加了“唤醒联盟”（即“反战同盟”的前身），再后来，1940年1月2日下午，他在一块庄稼田里宣誓加入了八路军，一同宣誓的还有小林武夫、冈田义雄。

百团大战中，前田光繁参加了关家垴战斗，当时由于日军出动飞机，两军相持，十分激烈。他要求上前线喊话。

10月29日下午，前田光繁来到129师师部，见到了邓小平。邓嘱咐他要小心，并让蔡树藩负责把他送到前线。

敌我相距二三百米，隔着一个断层的山谷，战线是菱形的，日军凭借对面山腰两座民房，拼死射击。距离之近，可以看见日军移动射击的位置。喊话只能在晚上进行。

他拿着手制的喇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喊话：“各位日本士兵们，现在八路军停止了射击，希望你们也别打，听我讲话。”

“我是真正的日本人，原来是各位的战友，现在在八路军，我确实是日本人。”

“应该避免这个最大的不幸，无谓的牺牲是最愚蠢的。”

“各位也有生存的权利，不应该给那些等待你们回去的亲人们带来不幸。”

“八路军绝不是匪徒，是一支优秀的正规军，从来不杀俘虏，我就是很好的见证人。”

“不要开枪，把枪举着走过来，集体也行，个人也行，过来吧。”

对方没有回话，但也没有开枪。

据后来被俘的井松讲，前田光繁喊话时，他们的确怀疑，不是日本人不可能这样地道地讲日语。有人说，肯定是日本人，也有人说，不是日本人，是朝鲜人。

这之后，前田建议八路军，樱花时节给日军岗楼里送桃花和杏花，并附信和中国古诗词。

前田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他和反战同盟的朋友们谱写了许多日本歌曲。这些歌曲采用日本民歌调，唱起来深沉婉转，催人泪下。每到天黑，他们就到日军据点外边唱。于是，深沉凄切的歌声随着习习的夜风飘进了敌据点里：

马在嘶，路迢遥

夜又来临了

今天露营又是草作褥

倾听秋虫的悲鸣

晴朗的天空，阴霾的心

谁愿化作无定河边的骨

把无意义的战争停止

兄弟们，回国去吧

在故乡，那破漏的茅屋里

等候着，毫无希望的春天

妻和女，是如何的寂寞呀

你走后，小孩每天叫她爸

春天哟，虽然又回到人间

但是呀，母子们的春天呢

有时，唱歌的时候，据点里静悄悄的，士兵们都在侧耳倾听，待惊醒了他们的军官，才被迫开枪开炮。有时，情况正相反，歌声刚起时，日军还一个劲儿地朝四野射击，但后来就越来越稀了，最后干脆不打了。只听那歌声此起彼伏，凄凄惨惨。

随着反战宣传的深入，一幕幕感人的场面出现了。

林县的一个日本士兵山杉，不仅自己投降，还把大队长的洋马骑来了。

日本医生野半参三，成了129师卫生部的军医，专门给中国伤员做手术。

一些被改造过来的日本俘虏兵，有的不但参加了反战同盟，还担任了抗大教员，有的甚至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1943年的反扫荡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129师386旅敌工科带着两个思想转变的日俘藏在一个山洞里。当日军临近时，其中一个俘虏喜上眉梢，要挪出洞口给敌人报信。原来这个家伙以前的种种友好表现都是欺骗性的。另外一位俘虏看出了他的心思，猛地拉住他，说：“八路军好，你这样干没道理。”这家伙不听劝告，张嘴就要喊。那位俘虏兵冲上去用手捂住他的嘴。可这个家伙拼命挣扎，故意弄出声响。这时，洞外的日军越来越近了，情况非常危急。那位俘虏只好拼尽全力用双手掐死了他。

群山祝寿

继129师运动会后，邓小平再次别出心裁。

今年是刘师长的五十岁生日，能不能作一篇大文章呢？

刘在国民党和日本军界都有很高的威信，当时被誉为中国仅有的“两个半军事家”之一。现在正是困难时期，如果打出刘伯承的旗帜，号召全体军民，不是能振奋一下太行山精神吗？

1942年10月，邓小平向延安发出了申请。共产党不搞祝寿，他是知道的，尤其现在，更不可能。但邓小平有他充足的理由。

不久，延安回电了：同意。

刘伯承却不同意。他是个谨慎的人，在延安的毛、朱等人从不公开过寿，自己大造声势过生日，党内同志会怎么看呢？他坚持不说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也不让汪荣华和孩子们说。

这一下可难住了邓小平。没办法，只好查履历表，可履历表上只有月份，没有日期。费了半天劲，仍是只知道在12月，怎么办？只好由邓小平做主猜一个日子。

邓小平抽着烟，陷入了愁思中，这简直比打一仗还难。最后，邓小平说：“师长，16日这一天怎么样？我看是个黄道吉日。”

刘淡淡一笑：“既然中央让过，也就是为了造声势，哪一天都行。”

就这样定了，发了帖子。

其实，刘的生日是12月4日。

12月16日这一天，清漳河畔的王堡村像过庙会一样热闹。村外十里设岗，严密盘查可疑之人，村内锣鼓喧天。129师各部队、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均派代表参加。

清漳河畔，已是冬天，白石清水，蓝天黄叶。一队队骑着马来祝寿的人们，穿着灰军装，清瘦却健壮。

在政治部东边河滩的树林中，寿堂中红烛高燃，锦旗招展。

仪式由邓小平主持，军乐中，数千来宾齐致敬礼。

边府杨秀峰、临参会邢肇棠、北方局罗瑞卿、集总滕代远、太行分局李大章、华北各抗日根据地代表卓雄、日本反战同盟代表山田等分别发言。

大会正进行时，彭德怀拍马赶到。满头大汗，上台祝寿。

12月16日这天，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太行《新华日报》和129师《战场报》都报道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刘伯承将军祝寿的新闻，配发了刘的简历，并发表了《向刘师长学习》的社论。

贺文、贺电雪片般飞来。身在延安的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盛赞刘伯承：“军事理论造诣很深，创造很多。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格，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文后还赋诗：

戎马生涯五十年

凭歼日寇镇幽燕

将军猿臂依然健

还我河山任仔肩

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贺联：

太行游击费纠缠

撑住平辽半壁山

远在华中的新四军军长陈毅也从空中遥寄贺词：

论兵新孙吴

守土古范韩

这些文章中，有一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它出自这次活动的总导演、刘伯承的搭档邓小平之手。文章充满了对刘伯承的敬佩之情：

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尔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去做……

假如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读书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他不会下棋打球，闲时只有散散步，谈谈天。缺点吗？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的健康关心罢了。在伯承同志50寿辰的时候，我只有祝愿他的健康，祝愿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的胜利。

这一天，晋冀鲁豫边区各部队均设分部，进行祝贺。

在雪片般纷飞的贺词中，最新颖的是一个个来自最基层的祝愿：

师长：

你的寿辰，我恭祝你的身体健康！我是一名炊事员，我以保证部队不吃生饭作为我给你庆寿的礼物。

炊事员王福雨敬上

1942年12月15日

敬爱的师长：

我跟着你革命干了好几年，我亲眼看到你对同志的态度，真如父母一样的慈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要同你在一块坚决地干下去，来庆祝你的五十寿辰。

饲养员卫仁生

1942年12月13日

刘师长同志：

我从地里受苦回来，听村长说今天是你的生日，真快活啦！村子里老乡们都送铜铁送礼物给你，我呢，我没啥东西送。我的日子过得好，生活改善了……我要同民兵，和我们的385旅、386旅，还有九团，一齐来把日本鬼子赶走！祝你身体好！

涉县王堡村老百姓李殿艺

1942年12月16日

据1942年12月19日《新华日报》第一版报道：十六日刘伯承将军五十寿辰，偏城百姓欢喜欲狂，在十三日一天内，提前送到村公所的铜铁就达1000多斤，以此作为向刘师长祝寿的礼物。

此時的刘伯承，应该是最激动的了。虽然他原本总是那么谦逊，那么理智，但真情是任何人也拒绝不了的，尤其是这些来自最无私最纯净的心灵的真情。

就像一泓温热的水，浸润着他；就像一股清新的风，拂拭着他。

刘伯承50岁的生命仿佛要腾飞起来了。虽然已是冬天，但他眼中的太行山，一定是绿色的，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那千万个光秃秃的山峰，像千万匹浑朴的战马，正向他的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