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乐府·梁鼓角横吹曲

折杨柳歌辞

　　　　　　　　　　　　　　　　　　　　　　　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
　　　　　　　　　　　　　　　　　　　　　　　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之一）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
　　　　　　　　　　　　　　　　　　　　　　　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之四）

　　郭茂倩《乐府诗集》“梁鼓角横吹曲”中《折杨柳歌辞》共五首，内容相贯，主要表现北方征人临行之际与其情人相互赠答之词，反映其惜别、乡愁和异地感受。折杨柳是古代送别的习俗，送者、行者常折柳以为留念。

　　北朝时代，中原地区持续两个多世纪的混战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动乱，不但使汉族人民背乡离井、流离失所，同时也使少数民族遭到同样的苦难。如果说汉乐府中的《饮马长城窟》是表现汉族士兵远离故土、苦戍边塞由此产生的不可遏止的思乡之情的话，那么这两首《折杨柳歌辞》则是反映了少数民族士兵离别故乡，远征中原的感受。

　　第一首是写这位征人离别家乡时的愁绪。这位行人离家上马时不拿马鞭，反折下杨柳枝。马鞭是用来策马前行的，“不着鞭”，当然是表现主人翁对家乡依依不舍的留恋，不忍离去，。因为杨柳枝在中国古代诗歌中一直是别离的象征。古人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所谓“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刘禹锡《杨柳枝》）。透过行人离家折柳这一典型动作，暗写他对故乡的眷恋、不忍离去。

　　下面两句“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则是公开挑明这种思乡之情。其手法是通过周围人群来渲染离别气氛。这些送别的乡亲们有个典型的动作：“蹀座吹长笛”。“蹀”是行走之状。“蹀座”就是送行的乡亲有的坐着、有的在走动。有人将此解释为复意偏指，“蹀座”偏指“坐”，不确。但无论是坐着的还是站着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动作：“吹长笛”。这就蕴含着很浓的别离意味了。因为长笛又叫“羌笛”，这是北方少数民族很喜爱的一种吹奏乐器。如前所述，北朝乐府中绝大部分都是“鼓角横吹曲”。“鼓角”是指羯鼓和号角，“横吹”就是指“长笛”。因此，“蹀座吹长笛”很能反映出北方民族的地域特征和送别习俗。另外，作为长笛经常吹奏的《杨柳枝》又是非常哀怨的，它常伴随着边塞戍卒度过凄清的长夜，也往往唤起远方游子那无尽的乡愁，如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著名诗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另一位著名诗人李颀的《从军行》：“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场空照征人骨”更是把笛声与残酷的征战生活连在一起。因此，这位行人离开家乡时，行者、坐者一起吹起幽怨的长笛，唱起伤感的《折杨柳》。那哀怨、凄厉的笛声，那伤感的“折杨柳”歌辞，定然会更加激起这位“行客儿”的无限乡愁，让他“愁杀”。

　　在表达方式上，诗前三句纯用叙事代抒情，不明言离愁，而巧妙地用“柳枝”、“长笛”象征离情的事物意象作垫衬，最后一句直白道破，逼出“愁杀”两字。而“愁杀”的原因又因为是“行客儿”—一位即将离家的青年。

　　第四首“遥看孟津河”则是紧连第一首“上马不捉鞭”。第一首是这位“行客儿”离家时的情景，这首则是到了中原的黄河边。虽也是表现离别，但与第一首选取的角度正好相反：第一首是离乡之时，这一首是离乡之后；第一首是个特写镜头，通过“反折杨柳枝”和“蹀座吹长笛”这两个特写镜头来表达离乡的愁绪，这一首却是个远景，通过遥看异乡景色来勾起乡思；第一首通过最后一句将自己离家的“愁杀”直白道破，这首则通过郁郁的杨柳和自己听不懂的“汉家歌”来暗抒思乡之情。
　　
　　孟津河，在河南省孟津县南，向南注入黄河。其河口叫河阳渡，是黄河北重要的军事关隘。杜甫的名篇《新婚别》中的“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这位新婚的丈夫就是开赴河阳，阻击准备渡河的安禄山叛军。这位征人随着南侵的部队离开故乡的大漠、草原，经过长足的跋涉来到黄河北岸的孟津渡，并无丝毫征战胜利的喜悦和满怀的豪气，相反倒是满腹“愁杀”。但诗人没有直接抒发这种因思念故乡而产生的“愁煞”，而是写他“遥看”之所见。所见之中仍然有他离乡时曾攀折的杨柳，但此柳已非彼柳了。诗人特意渲染孟津河之柳的郁郁葱葱、轻盈款摆：“郁婆娑”，以此来暗示这位征人的形容憔悴、愁肠百结。这也是中国古代诗人的传统手法，如“无情最是章台柳，长绦折尽还依旧。哪管人离愁，碧叶伴归舟”；“ 无情最是章台柳，依然烟笼十里堤”（韦庄《金陵图》）。这首北朝民歌也是如此，用埋怨责怪异乡之柳的郁郁葱葱、轻盈款摆，来暗衬自己因乡愁的憔悴、孤独。可见，中华各民族文化是互相借鉴、血缘共通的。

　　上面两句“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是写这位少数民族征人在异乡所见之景，下面“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这两句则是抒闻异乡之音所生之情。中原地区是汉民族聚居的地方，所唱之歌自然也是汉音。但对一个远离故乡又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征人来说，自然会产生一种异常的心理感受。诗人描绘这种心理感受是“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虏”，是汉人对少数民族的蔑称；“汉家儿”则是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对汉人的蔑称，如《北史·祖珽传》，记载穆提婆轻视汉族将领孝征时说：“孝征汉儿，两眼又不见物，岂合作领军也”。宋代大学者陆游在解释“汉子”这个词时，认为是蔑称，而且是始于北朝：“今人谓贱丈夫曰‘汉子’，盖始于五胡乱华时”（《老学庵笔记》）卷三）。至于这位少数族的征人为何也自称“虏家儿”，有人认为“北方民族断不会用此贬词自称”。只是因为“鼓角横吹曲”经过南方梁代文人的加工，带上汉民族的语言习惯，同时也为了语言句式的整齐、对仗和节奏音律上的协调。这与《木兰辞》中突然出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六句整齐、对仗的五言句式一样。“诗中透露出其时南北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信息，值得重视”。但我也以为，这位征人是被迫出征的少数民族下层民众，他并没有上层统治者那种自觉的民族敌视，他只是沿用当时流行的称呼罢了。主人公通过这种不加修饰的独白，把他身处异乡的孤独感和对遥远故乡的思念，质朴而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这两首北朝乐府无论在选材上或是结构上都很有特色。诗人善于选取典型的动作和场景，而且善于把近景和远景、家乡之景和异乡之景，眼前之景和暗中之情绝佳地加以组合和搭配，时而直接、时而含蓄地抒发出征人那深长的乡思。我们可以从《诗经·东山》、汉乐府《悲歌》等表现离愁和乡思的诗篇中，把握住它们共同跳动的脉搏。我以为，像《折杨柳歌》这类离别、乡愁诗篇的出现，既是对我国民歌传统表现手法的发扬光大，也是我国各民族文化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结果。因为它一方面以独特的异域情调，为我们展示出北朝时代少数民族士兵在离乡时的习俗和心态，丰富了我国古典诗歌的内容和表现技巧；另一方面，它在押韵、对偶、结构等方面，又经过南朝梁代乐府机构的整理加工，与南朝乐府一道成为后来五言近体诗的前驱。在手法和格调上深受汉文化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和发展了汉文化。因此，南北朝时代，一方面是民族间的杀伐攻夺，社会的动乱和百姓的流离失所；另一方面，各族民众在战争交攻和动乱流离中，又逐渐摆脱原来的习俗和生活方式，民族之间开始互相接近、了解、靠拢、渗透和重新组合，由此出现了北方各族人民在经济生活、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上的大交流、大融合。造成从外表上已看不出他们原来的族属，后来的民族学家们只能从他们后裔的姓氏上，如匈奴的呼延氏，羌族的夫蒙氏、鲜卑的元氏、长孙氏独孤氏等来考察他们的族属。两百多年的阵痛诞生了民族大融合的宁馨儿，这恐拍是当时那些一心通过战刀搞征服的汉族或少数民族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

陇头歌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 （其一）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其二）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 （其三）

　　《陇头歌辞》亦属“梁鼓角横吹曲”。郭茂倩《乐府诗集》载三首，皆是写游子漂流在外的痛苦心情。

　　陇头：陇山顶上。陇山亦名“陇坂”、“陇首”， 在今陕西省陇县的西北，为六盘山的南段，南北走向约一百公里，绵延至甘肃境内清水、静宁等县。是渭河平原与陇西高原的分水岭。古称陇山其坂九回，山道异常险阻。据辛氏《三秦记》云：“陇在关西，其坂迂回，不知高几里，欲上者七日乃得越。山顶有泉，清水四在。东望秦川，如四、五里。人上陇者想还故乡，悲思而歌，有绝死者”。即使在今日攀上艰险苦寒的陇山顶，回望富丽繁华的长安城和千里平原沃野，眼见陇头泉水四散飘下，自己却困守山头、有家难回，那种感受真是无可名状的凄凉和悲壮。即使在今日电气火车通行之前，火车翻越陇坂也要两个车头，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古代四方行旅西登陇坂，攀登难，返回更难，因而往往徘徊瞻顾，悲思涌起。历代流传歌咏秦陇的诗篇不下数百上千首。肃宗乾元二年（759）秋，杜甫在安史之乱中由陕西的华州司空参军任上弃官西行，翻越陇坂到达秦州（今甘肃天水市）。诗人描绘所经的铁堂峡是险峻而又高寒：“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铁堂峡》）甚至到了秦州，想起来还后拍：“迟回度陇怯，浩荡及关愁”（《秦州杂诗》）。

　　北朝乐府民歌的三首《陇头歌辞》也是咏歌陇坂有名的篇章。

　　这首《陇头歌》主要是通过一位在寒荒的西北山野中赶路的行人所见所闻来触景生情，抒发游子漂泊异乡、孤独痛苦的情怀。此歌的第一解是由陇头流水的四散来抒发其离乡漂泊之感。据《秦川记》所载，陇山的山顶有一泉，“名万石泉，泉溢，散漫而下，沟浍皆注，故北人登此而歌”。这就是诗中所歌的“陇头流水，流离山下”。高山流水，四散下流，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物理现象，但在别有怀抱的流浪者眼中，顿时与他的遭遇联系了起来：他由离开泉源四处奔散的泉水，联系到自己远离家乡，四处漂泊。“念吾一身，飘然旷野”，这是行人触景所生之情，也是一副构图精妙的游子漂泊图。它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人物和人物所处的环境，诗中的主体和主体的背景构成巨大的反差。据《秦川记》：“登陇东望秦川四、五百里，极目泯然。行人、墟宇、桑梓，与云霞一色”。诗人有意让孑然一身的行人相衬在“极目泯然.与云霞一色”的阔大背景下，更反衬出行人的孤独和索寞。他使我们想起杜甫《登岳阳楼》的名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清代诗论家黄生在《杜诗说》中称赞这两句是“前半写景，如此阔大。转五、六两句，身世如此落寞，诗境阔狭顿异.胸襟气象，一等相称”。我想，以此来评价此《陇头歌》第一解，也是非常适合的。

　　最后想说的是：其实，从陇头到下面的秦川距离并不远，登陇头望下面的渭河平原，房舍、树木历历在目。《秦川记》中所说的“登陇东望秦川”可见“行人、墟宇、桑梓“也证实了这一点。那么，这位行人为何要”念吾一身，飘然旷野”，“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呢，距离如此之近，不就得了？今日有的读者就认为这种感叹不真实，在博客中就有这样的评论：“地理上陇山就在秦川西侧不远处。如果《陇头歌辞》真写的游子身在陇山，‘遥望秦川’的‘遥’就有点过分夸张了。 如果骑马，他一两天就能回到秦川，至于‘心肝断绝’吗？”。我想，这与今日的读者不了解这首诗歌的时代背景和表现手法有关：一是作者要借此夸张陇坂的高峻，虽与秦川相距不远，但山道极为漫长，所谓“望山跑死马”。而且上山难，下山更难，所以才“遥望秦川，心肝断绝”。更重要的是：作者虽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这位行人为何要离开家乡，为何又要冒着凛冽的寒风行走在这荒凉的陇坂上，但我们联系到北朝持续动乱的社会环境和诗中吐露出来的哀怨，我想，这位行人不是迫于生计就是迫于王命，总之是有家难归的。

　　第二解“朝发欣城，暮宿陇头”的基调和主题都未变，但咏歌的对象则由陇头流水改为严酷的气候。通过陇头的酷寒给人的感受，来反映旅途生活的艰辛。欣城，历代诸家均言“不详”，可能是今日甘肃省镇原县的“新城”，“新”与“欣”谐音。新城在陇坂上，距头约一百多里路程。据《三秦记》，爬陇坂大约要七天时间，诗中说“朝发欣城，暮宿陇头”

　　大概是最后一天的行程，终于登上陇头之际。但诗人所要表现的并非克服艰险到达目的地后应有的舒心和松弛感，也不去写连续七天登攀后随之而来的疲乏和困顿，而是转而去描写陇山顶上严酷的气候：“寒不能语，舌卷入喉”。彻骨的寒气使人无法张口说话，好像舌头都冻得缩到喉咙里去了。这当然是一种夸张。但透过这种夸张，把严酷的气候给这位离乡人的心理感受，极为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如果再把这种感受放到登上山顶后劳瘁已到极点的背景下来考察，那么这位离乡背井之人的凄苦和伤感就会加倍地放大。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联想起唐代诗人岑参那著名的三歌，那里面也有不少描写奇寒的名句，如“半夜行军戈相拔，风头如刀面如割”（《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剑河风急雪片阔，沙河石冻马蹄脱”（《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但那种酷寒，只会让人觉得新鲜、振奋，因为诗人是要藉此渲染边塞的奇异风光和立功边塞的尚武精神。由此看来，同一种气候条件对不同心境的人，会造成不同的心理感受，这是情景能否交融的一个关键。
　　
　　第二解也是借陇头流水来抒发离乡之愁。但与第一解不同的是：第一解是从流水的形态，此解则是从流水的声响。这当然又是这位离乡背井之人的主观感受。因为流水的本身是没有感情的，只有身心愁苦的离人才能从流水中听出呜咽声，就像唐代诗人刘禹锡在拟民歌中所歌唱的那样：“花红易衰似郎意，流水无尽是侬愁”（《竹枝词》）。在这位行人看来，流水之所以呜咽，是因为它离开了源头，从此一去不返。这与自己的遭遇非常相似，它也是离开故乡，有家难返：“遥望秦川，肝肠断绝”。 秦川，指陕西省中部。这里的秦川，指陇山以东广大地区，不一定指中原或关中地区，“秦川”代指“故乡”，因为六盘山以西就是“塞外”了，离关内越来越远，有家难回，所以说痛断肝肠。为什么高山流水能让这位行人“肝肠断绝”呢？这不仅仅是由于流离之水本身的寓意所触发，与当时的环境气氛也有很大关系。请想一想，在一片暮色笼罩的陇山顶上，周围是南阳朦胧空旷，只有阵阵朔风送来流泉的呜咽，一种漂泊之中哀苦无助自然也会油然而生，而外界“舌卷入喉”的彻骨寒意更会触发内心的寒意，是孤独感和寒意更加彻骨。我们常常对唐代诗人王维善于用音响来表现空寂的手法称赞不已，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砦》）；“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但是，我们从北朝乐府这首《陇头歌》中，不是也可以发现少数民族歌者不同样善于用呜咽的流泉、劲吹的朔风等音响和动态感来表现空寂和孤独吗，看来这也并非是汉民族的专长！

　　这首《陇头歌》组诗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首先，我们在读后就会发现，它的格调苍凉莽壮，颇像汉魏古诗。尤其是第一解“念吾一身，飘然旷野”两句，我们可以从汉乐府的《陇头流水歌》、《悲歌》和《饮马长城窟》中找到它的影子。因此，明、清学者多认为它是汉魏旧词。清代学者陈胤倩甚至认为“念吾一身，飘然旷野”两句“情真似郭峰”。我们虽然没有确切把握说这就是“汉魏旧词”，但汉乐府民歌对其思想上、结构上，甚至语言句式上的影响是相当明显地。如果说《折杨柳歌辞》和《敕勒歌》是以质朴、粗犷的少数民族风格为时代树立了标杆，为南朝文人所称羡的话，那么《陇头歌》则是以汉民族的文学传统影响了少数民族，通过他们的歌声在北方大地上流传着。总之。它们都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文学宝库。

　　其次，这首歌善于通过景物描写来形成一种意境，然后再通过行人的视觉和听觉，把此景与行人的离愁别绪连接起来，造成一种凄楚、哀伤的情景交融艺术氛围，再加上短处的节奏，特别是第三解用入声韵，更适合表现这种凄楚哀伤之情。

　　最后要指出的是，这首《陇头歌》对后来的边塞诗也产生深远的影响，隋以后，以“陇头歌”、“陇头吟”、“陇头水”为边塞诗题的就有十多首，其中不乏像唐代诗人卢照邻、王建等人的著名诗作，如王建《陇头水》的起首四句：“陇水何年陇头别，不在山中亦呜咽。征人塞耳马不行，未到陇头闻水声。”也是以流水离陇头来暗喻游子离乡，用陇水呜咽来暗示行人心中的苦悲，表现手法完全是对《陇头歌》的承续。另外，像岑参的《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张仲素的《塞下曲》、李益的《观回军三咏》等虽不用北朝乐府旧题，但诗中寂寞苦寒的景象，远戍伤别的内容和苍凉悲壮的风格，仍和《陇头歌》相承续。以至陇头水干脆成了思乡、伤别的同义语，陇头也成了凄凉、苦寒的代名词。尽管后人的继作有的也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陇头歌》的首倡之功是不可磨灭的。

陇头流水，流离山下。
念吾一身，飘然旷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