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散文·商君书·更法》原文鉴赏

孝公平画①，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②，虑世之变，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

君曰：“代立不忘社稷③，君之道也;错法务明主长④，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

公孙鞅曰：“臣闻之，‘疑行无成，疑事无功⑤。’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且夫有高人行者⑥，必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⑦，必见毁于民。语曰⑧：‘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民不可虑始，而可与乐成⑨。’郭偃之法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⑩。’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于礼。”

孝公曰：“善!”

甘龙曰：“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熟察之(11)!”

公孙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12)。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13)。故智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14)。拘礼之人不足以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以论变。君无疑矣!”

杜挚曰：“臣闻之，‘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臣闻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君其图之(15)!”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16)。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汤、武之王也，不循古而兴;夏、殷之天也，不易礼而亡(17)。然则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君无疑矣!”

孝公曰：“善!吾闻穷巷多怪，曲学多辩。(18)愚者笑之，智者哀焉;狂夫之乐，贤者表焉(19)。拘世以议，寡人不之疑矣!”

于是遂出垦草令(20)。



【注释】 ①孝公：秦孝公。姓赢，名渠梁，献公之子。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338年为秦国国君。在位期间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促进了秦国的发展和新的封建制度的确立。平画，评议计划。一说“平昼闲居”，即退朝之后的时间。 ②甘龙、杜挚：秦国大臣。大夫：此指职位较高的官吏。御：侍奉。 ③代立：继先君而立，即继承君位。社稷：本为古代祭祀土神和谷神的地方，后为国家的代称。 ④错：通“措”：设置，施行。 ⑤疑：犹豫不决。功：功效。 ⑥高人：高于一般人。 ⑦独知：特别的睿智。 ⑧语曰：通常说。 ⑨乐成：乐享其成。 ⑩郭偃(yan音演)：春秋时晋献公臣，后帮助晋文公进行改革以图霸业。(11)熟：仔细，反复。 (12)学者：此指不知变通的学究式的一类人。溺：沉溺，淹没。 (13)三代、夏、商、周。王(wang旺)：作动词，即成就王业，称王于天下。五霸：春秋时称霸于一时的五个诸侯，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一说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 (14)制：约束。不肖者：无才无德的人。拘：拘泥，束缚。 (15)图：反复考虑。 (16)伏羲、神农，传说中的上古帝王。诛：刑罚，处罚。黄帝、尧、舜，传说中的上古帝王。怒：超过。文、武，指周文王、周武王。 (17)汤：商汤，商朝的开国君主。 (18)穷巷：穷乡僻壤的小地方。曲学：见解浅陋，偏执于一端。 (19)狂夫：狂妄之徒。(19)垦草令：开垦荒地的命令。



【今译】 秦孝公在议论筹划国家的大事，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他的身边，反复研究形势的变化，探讨制订法令的根本原则，寻求治理民众的办法。

孝公说：“继承君位，不忘国家，这是做国君的原则;实施法令，务求体现出国君的明断，这是做臣子的本分。现在我想通过变法来治理国家，改变旧的礼仪去教育民众，可又担心天下人对我非议。”

公孙鞅说：“臣听说，‘行动忧豫不决不会有成就，做事犹柔寡断不会取得成功。’您赶快下定变法的决心，不必顾虑天下人对此有什么议论。而且有高出常人行动的人，必然被世俗之人反对，有独到见解的人，必定受到一般庸人的诽谤。常言道，‘愚蠢的人事情已经出现还不明白，聪明的人事前就能有所察觉。一般人不能指望跟他们商量事情如何做，只能事成之后与他们共享其成。’郭偃有主张说：‘讲究最高德行的人不去附和凡俗之人的见解，成就大事业的人不必跟一般人去共同谋划。’法，是用来爱民的;礼，是用它便于做事的。所以，圣人只要可以强国，不效法旧法;只要可以利民，就不沿用旧礼。”

孝公说：“好!”

甘龙说：“不对!臣听说，‘圣人不改变民众的习惯去教育，高明的人不改变旧法去治理国家。’顺着民众的旧习惯去教育，不费力气就能成功;依据旧法去治理国家，官吏熟悉民众安宁。现在如果变法，不遵循秦国的旧法，改变礼制教育民众，臣担心天下人会对您非议，希望您要反复慎重地考虑这件事!”

公孙鞅说：“甘龙这番话，实在是世俗之言!平庸的人安于旧的习惯，学究们又往往局限于自己的见闻。这两种情况，使得身居官位而墨守成法，不能跟他们讨论成法以外的事。三代以不同的礼称王于天下，五霸以不同的法而称霸诸侯。所以，高明的人能够制订新法，而平庸之辈却只能墨守旧法;贤能的人变更礼制，而没出息的人只有被旧礼所束缚。拘泥于旧礼的人不值得与其议论国家大事，墨守成法的人不值得与其讨论变法。您不要再犹豫不决了!”

杜挚说：“臣听说，‘好处没有一百倍，不变法;功效没有十倍，不改用新器具。’我还听说，效法古代没有过错，遵循旧礼不会出现偏差。您可要仔细考虑这件事!”

公孙鞅说：“前代政教各不相同，效法什么古代!各代帝王也不一样，遵循哪家的礼!伏羲神农实行教化不用刑罚，黄帝、尧、舜虽用刑罚但不过苛，到周文王、周武王，分别根据当时的形势而制订法令，依据具体的情况而规定礼仪。礼仪、法制根据当前的形势而制订，法规、政令各自适合具体的需要，各种武器装备的制造都是为了便于使用。臣所以说：治国并非只有一种办法，有利于国家就不必效法古代。商汤、周武王的王业，不效法古代得以兴盛，夏桀、殷纣王的垮台虽没有改变旧礼照样灭亡。可见，违反古代的未必不对，遵循旧礼的未必就对。您不要再犹豫了!”

孝公说：“好!我听说偏僻小地方的人，大都少见多怪;见识浅陋偏执一端的人总是喜欢争辩。愚蠢的人讥笑的，正是聪明人觉得可怜的;狂妄之人所高兴的，正是贤德之人所忧伤的。拘泥于世俗才生出种种非议，我不再犹豫了!”

于是旋即发布了开垦荒地的命令。



【集评】 明·王凤洲：“议论痛快。”(见明·归有光《诸子汇函》卷十三《商子》)

明·杨慎：“通篇一辩一驳，俱出名理名言，且文句轩举清劲，自是西汉莫及。”

又：(“公孙鞅曰”——节)：“耸峭斩截。”

又：(“民不可与虑始”一节)“文气极紧。”

又：(“汤武之王也”一节)“笔致优游宛入。”

明·顾起元：“(“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盱衡抵掌，夷然有不可一世之概。”

又：(“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琢句工劲”(以上六条见《合诸名家批点诸子全书》)

民国·张之纯《评注诸子菁华录》：“(开头两小段眉批)按《史记·商君列传》，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今其书乃托之孝公，盖亦狐之善假虎威者。”

又：“(前世不同教与帝王不相复等句眉批)二语自颠扑不破，句法极廉悍可学。言亦近理宜孝公之入彀中也。”



【总案】 本文以“更法”标其题，概括了全篇的主旨，那就是秦国必须要改革。文章以商鞅有针对性的三次发言，在批驳敌论中阐述了这一主旨，树立起了非改革不可的正面论点，即以“强国”、“利民”为前提，“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因此，“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不断改革乃为常理。在对这一中心问题的阐述中，商鞅对持反对态度的甘龙等人是针锋相对地批驳，对抱疑虑态度的秦孝公则是循循善诱地争取，有理有情，理服情动，最终促使秦孝公“寡人不之疑矣”，下定了变法的决心，这场围绕变法的大论战也便以商鞅的胜利和反对派的失败而告结束。

这篇文章不仅有明确的中心，而且有阐述这一中心的完整的结构，组织缜密，叙述生动。围绕变法的论战以“孝公平画”开始，以“遂出垦草令”结束，首尾照应，条理分明，脉络清晰。在对话中行文得以有起伏地发展，所记对话，言简意赅，不枝不蔓，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尤其许多富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语句，更是活画出了人物当时的心态，开始时孝公的疑虑矛盾，欲“变法”“更礼”又“恐天下之议我”，商鞅两次“君无疑矣”的剀切忠谏，甘龙“愿熟察之”、杜挚“君其图之”的无可奈何的呼唤等等，都写得生动形象、恰切精当。孝公在这场辩论中，除了开场白和最后的小结之外，只两个“善”字便要言不繁地表明了对商鞅观点所持的肯定态度。这种态度不仅见之于“言”，而且见之于“行”，那就是“于是遂出垦草令”。“于是遂出”四个字，急切而坚定，它形象地宣布了商鞅在这场论战中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