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法散文·明代兵法·明太祖宝训》原文鉴赏

[原文] (节选)

卷一

经 国

伐敌制胜，贵先有谋。谋定事举，敌无不克。

卷三

勤 民

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

卷五士

谕 将

胜而能戒者可以常胜，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虽胜若始战，警者虽安若履危。夫屡胜之兵易骄，久劳之师易溃。能虑于败乃可以无败，能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须周防谨密，常若临敌，勿生懈怠，为人所乘。慎之! 慎之!

畜兵所以卫民，劳民所以养兵，兵民相资，彼此相利。

阵势或圆或方，或纵或横，敛合布散，倏往忽来，使人莫测。善用兵者，以少为众，以弱为强，逸已而劳人，伐谋而制胜。……虽有勇者莫能施其力，智者莫能用其谋，斯为妙矣。大抵两敌相对;在审其强弱，识其多寡，以正应，以奇变，奇正合宜，应变弗失，百战百胜之道也。

兵者谋也，因敌制胜，岂必泥于古哉。……战阵之势，阖辟奇正，顷刻变化，就风云之无常势，要在通其变耳。

守城者譬之守器，当谨防损伤。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坏，则器为废器，守者亦不得无责矣。

军士虽有众寡不同，要必皆识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缓急用之，如手足相卫，羽翼相蔽，必无表失。若但知其名数，不识其能否，猝临战阵，何以应敌?……能知人，则勇者效力，智者效谋，鲜有不尽心者。苟一概视之。则勇者退后而智者韬策矣。

为将必先智谋，智谋必在用士，故推诚待人，则人为我用，若待之不诚，亦孰肯尽心效用哉?盖得士者胜、失人者弱。苟不知此，唯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敌。固有竭万夫之力以应敌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敌而有余，此用智力之殊也。

仁者不矜其功，而智者克成其名，仁智兼全，所向无敌。若乏仁寡智，虽有勇敢之士百万，不足恃也。

为将之道，勇智贵兼全。弓马便捷，所向无敌，勇也。计算深远，无所遗失，智也，智勇全而后可以建功业，勇而无智，一卒之能耳。

凡事必预备，然后有济。先时浚流，临旱免忧。已涸而汲，沃焦弗及。汝等当闲暇之日，宜练习武艺，不可谓无事使可宴安也。夫溺于宴安者必至于危亡，安而虑危者乃可以常安。

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倾溺，弓马不素习而欲攻战，未有不败者。

赏罚者国之大权。人君操赏罚之权以御天下，一本于至公。故有功者虽所憎必赏，有罪者虽所爱必罚。……不以小嫌而妨大政，不以私意而害至公，庶有以服天下之心。

军旅之事，以仁为本，以威为用。申明号令，不可姑息。号令明则士有励心，姑息行则人怀怠志。士心励，虽少必济;人志怠，虽众弗克。所谓仁者非姑息，所谓威者非杀伐。仁以抚众，威以振旅，则鲜有不克。

师行之际，须严部伍，明分数，一众心; 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使战必胜，攻必取。

军士行伍不可不整，进不可无节。虽营庐舍，亦必部伍严整，遇有调发，易于呼名，不致失次。……临敌之时，亦如前法，居则部伍不乱，行则进退有节。加之将有智谋，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国家用兵犹医之用药，蓄药以治疾病，不以无疾而用药。国家未宁，用兵以戢定祸乱。及四方承平，只宜修甲兵，练士卒，使常有备也。盖兵能弭祸亦能召乱，若恃其富强，喜功生事，结怨启衅，适足以召乱耳。正犹医家妄以瞑瞑之药强进无病之人，纵不残躯陨命，亦伤元气。故为国者但当常讲武事，不可穷兵黩武尔。

兵以戢乱非为乱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不为也。

卷六

武 备

任将之道固重，然必任之专、信之笃，而后可以成功。

将必择有识、有谋、有仁、有勇者。有识，能察几于未形;有谋，能制胜于未动;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能摧坚破锐。兼是四者，庶可成功。

太祖坐白虎殿与孔克仁论天下形势，因曰：“……吾欲以两淮、江南诸郡归附之民，各于近城耕种，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仍于两淮之间馈运可通之处，积粮以俟，兵食既足，观时而动，以图中原，卿为何如?”克仁对：“积粮训兵，待时而动，此长策也。”

用兵之道，必先固其本，本固而战，多胜少败。何谓本?内是也。内欲其实，实则难破。何谓实?有备之谓也。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亡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人孰不曰： 天下平定之时，可以息兵偃武。殊不知，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若晋彻州郡之备，卒召五胡之扰;唐彻中国之备，终致安史之乱，此无备之验也。夫当天下无虞之时，正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

[鉴赏]

《明太祖宝训》，明朝官修的记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语录”。朱元璋，字国瑞，濠州(今安徽凤阳)人，是元末农民起义军的首领，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开创了我国历史上由南向北统一全国的先例。他胸怀韬略深谋远虑，广招谋士博采众议，治军严明持重用兵，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创造性地采用水陆并进的作战方法，弥补了当时骑兵的严重不足，把一个素以骑兵优势著称的元蒙势力，驱逐出中原大地。《明太祖宝训》详细记录了朱元璋理国治军的言论，其建军思想、治军原则、用兵方略，对后世兵家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

在我国历史上，作为农民起义军，在政治上固然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官逼民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但在军事上开始时总是处在极其弱小的不利态势，因为旧王朝都有一支庞大的武装力量维护其反动统治。起义军要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战胜旧军队，推翻旧王朝，作为起义军的领导者，不仅在政治上应当具有远见卓识，而且必须具备非凡的军事战略眼光。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公元1352年参加郭子兴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英勇善战，被郭招为婿。郭死后朱元璋统领其军，渡长江、克太平、占集庆，并以此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之后，他采纳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朱元璋传》)的建议，逐步壮大实力。乘北方红巾军与元军主力激战之际，挥师歼灭江南元军。继而在同陈友谅、张士诚两大势力交锋时，避免两线作战，集中力量先灭陈，后攻张，占领了长江下游地区。接着北上，制定了先取山东、旋师河南、断其羽翼，然后进兵元都的作战方略，命大将军徐达率师北征，并亲临汴梁(今开封)督战，攻克大都(今北京)，推翻元朝。公元1368年，朱元璋即帝位。随后，发兵灭夏蜀，取云南，平辽东，逐步统一了全国。

朱元璋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不仅表现在夺取政权之前的起义战争中，而且也体现在夺取攻权之后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明朝建立后，曾先后面临两大威胁：一是“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构成北方边患;一是“岛寇倭夷，在在出没，故海防亦重”，构成东及东南沿海地区海患。元朝灭亡后，朱元璋对元人及其后裔并没有采取铁血政策，而是实行“优抚”和“戍兵”两手并举的方针，一面优待元俘，分化怀柔，一面加强边防建设，对于扰边的元残部寻机分头出击，阻其内犯，保障边疆安全，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因元将王保保为西北边患，命徐达为征北大将军、李文忠为副，分兵两路出征沙漠，徐达“大败(王)保保兵于川北乱壕间”，李文忠克应昌，“一战败之”。嗣后，筹备山西、北平边防，并采纳淮安侯华云龙的意见，“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九，皆置戍守”，“又诏山西都卫于雁门关、大和岭并武、朔诸山谷间，凡七十三隘，俱设戍兵”。公元1376年，朱元璋下诏自燕山前后等十一卫，分兵守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居庸关(北京昌平西北)、喜峰口(河北宽城西南)、松亭关(宽城西南)烽堠196处，置兵把守。之后，广设驿、卫，又筑东胜城于河州东降城之东，设十六卫，与大同相望。从此，自辽以西，“数千里声势联络”。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十分重视海防设置，在沿海地区“量地远近，置卫筑城，水陆设防”(嘉庆;《福鼎县志》卷五《海防》)。

朱元璋军事思想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居安思危、常备不懈，强调充实国力，寓兵于农，且耕且战，始终保持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勤民》篇说：“为国之道，以足食为本。……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而民安，此为治之先务，立国之根本。”治理国家的法则，要以保证充足的粮食为根本。如果庄稼丰收，百姓的衣食充足，那么就会出现国家富裕，百姓安定的局面，这是治国的首要任务，立国的根本大计。因此，他主张“寓兵于农，有事则战，无事则耕，暇则讲武”、“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如此“则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以战则胜，以守则固”(《明太祖实录》卷六，戊戍岁十一月辛丑)。国家富裕了，不能忘记武备，“夫天下无虞之时，还须常守不虞之戒，然则武备其可一日而忘哉!”然而，有些人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天下平定之时，便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息兵偃武”高枕无忧了，就象西晋撤掉了州郡的武备，终于招致了五胡的侵扰，唐朝撤掉中原的武备，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这些都是历史的教训，“后世不知务此，至有战胜之余，遂亡武备，往往至于取败”，他们根本不知道，只有先练兵然后才可以谈休兵，只有先加强武备然后才可以谈停止武备，“治兵然后可言息兵，讲武而后可言偃武”，对于治兵与息兵、讲武和偃武的辩证关系，朱元璋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些，对于我们今天，提高警惕，增强国防观念，是颇受启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