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的雨，到了威尼斯还在下

1993年3月的一个早晨，我独自一人在双流机场登机，经深圳、香港转机去美国西岸，参加亚洲研究年会在洛杉矶召开的年度学术会议。我手头的机票是一年内有效的往返双程机票，我以为我很快就会返回成都，没想到在美国一待就是三四年，接着又去德国待了半年。算起来，1993年出国之前我在成都生活了15年，对这座城市的一切已经习以为常：它的街头火锅和露天茶饮，它的潮湿，它的坏天气，它的自行车铃铛，它的小道消息和插科打诨，它的清谈和它的慢。出国之后，我回过好几次成都，不过身份已换成了过客，每次都是匆匆去来。但只要是回成都，我就会想起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一行诗：“莫斯科，我有你的电话号码”，当然，我用“成都”替换了诗行中的“莫斯科”。去年夏天我在北意大利的一座小城拉纳（LANA）参加国际诗歌节，顺道去了佛罗伦萨、维罗纳、帕多瓦、瑟耶纳和威尼斯等十来座城市，离开意大利后我写了一首题为《那么，威尼斯呢》的诗，诗中有“成都的雨，等你到了威尼斯才开始下”这样的句子，还有以下这样的片断：

一路上

到处是配钥匙的摊位，成都，锁着，

打开就是威尼斯：空也被打开了。

在这里，“成都”与“威尼斯”的互换，不应该仅仅被看作是符号之间的一桩编码事件或修辞事件，把它看作乡愁什么的也还不够。实际上，成都与威尼斯的互换在我身上唤起的是一种相当奇特的现实感，它并没有把我的注意力引向现实本身是什么样子，而是引向一个更隐秘的、不那么确定的领域：在那儿，我感兴趣的是，词的状况、心灵的状况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是如何在发生学的意义上保持接触的？显而易见，潜藏于“成都”这一命名背后的是多年来我身上所积淀的中国现实、中国经验、中国特质，而“威尼斯”则是一个空壳般的能指，它说小不过是地图上一个小如针尖的地名、一张明信片而已，说大则可以是整个西方世界的代称。我当然不会像二战时期移居美国的德国文豪托马斯·曼声称“我在哪儿，德国就在哪儿”那样，说什么“我在哪儿，成都就在哪儿”，但确实有过这样的恍惚之感：当我坐在从佛罗伦萨到威尼斯的列车上时，我以为列车是开往某个不可知的、并不存在的地方，而我会在成都下车。谁知道呢？也许成都和威尼斯并不像地图上标出的那么远，很可能它们同在一首诗中，彼此仅隔着一两个句子。

我的意思是，当我在西方世界居留和漫游时，我已经去过、我正在去和我将要去的地方，其对跖之地都可以说是成都。我把成都随时随处带在身上，它是华盛顿、巴黎或威尼斯换不走的，拿中国自己的北京、上海我也不换。因为对我而言，成都是那样一种尺度，它刚好能丈量出现实与虚拟现实、地理学意义上的国家与文本意义上的国家、词与物、声音与意义、一首诗中写出来的部分和未写出的部分之间的距离。我从来不是一个地方主义者，但我乐于看到：在成都的时候我并不是成都人，到了国外我却到处被人们当作一个成都人。

奇怪的是，我在国外很少遇到成都人，倒是遇到了不少的北京人、上海人、香港人、台湾人。要是我待在成都哪儿也不去的话，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我可能一辈子也遇不上。记得1994年春的一个晚上，我应邀参加了在纽约的中国文学艺术界和学术界知名人士的一次聚会。当我敲开女主人（一位在联合国任高级翻译的华人）豪华客厅的大门时，我看到一张张名人面孔像扑克牌一样混在一起，足足有两副扑克那么多。这或许称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观吧，如此之多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名流们相聚在曼哈顿繁华闹市中心一个五十层楼高的地方，足以说明“中国”的国际化和抽象化。我想，这不是美国现代诗人史蒂文斯所说的那种“本地事物的抽象”，因为曼哈顿本身就是一个高度抽象的、哪儿也不在的地方（大多数美国人倾向于认为纽约不能算作美国）。这也不是什么美国梦、中产阶级梦、文学上的超现实梦或先锋派梦、社会生活中的无政府主义梦，它们当中任何一样东西的抽象。好在成都对我而言始终是具体的：我做菜总要放辣椒花椒，说普通话也夹杂着成都口音。至于中国在其中抽象到什么程度，那就像一道川菜里放了多少辣椒，是属于生活本身的秘密。

对于居留国外的中国人，下述问题是躲不开的：当中国被抽象成为一种身份识别标志时，是经由这一识别标志把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呢，还是与人群混同起来？由于我是一个用中文写作的现代诗人，因此，我主要是从语言层面看待这个问题的。现代诗的写作从来都是一个秘密，就此而言，在国内与在海外并无多大区别。但问题是，当一个诗人置身于母语的语境写作，他的个人写作秘密能与公众的日常话语构成一种即相互抵制又相互吸收的复杂关系，而当诗人远离母语的语境从事诗歌写作时，写作的秘密则有可能被孤立起来，因为它缺少与日常话语的直接联系，缺少现实感和对立面。的确，在国外写作，常常会觉得自己是在词语之外书写，在声音之外倾听，在影像之外观看。很难说这种处境会把一个成天与词语打交道的人逼成什么样子。想想看，我在美国时，身边的母语环境是多么糟。我能读到的中文报纸、我能收看到的中文电视，一律使用一种败坏了的中文，一种抽空了的、行话性质的中文。我与别的中国人交谈时，对方十有八九都会说一种夹杂着英语字眼的“美式中文”（我称之为带沙眼的中文）。要是对这种情况不加警惕，久而久之母语的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就有可能退化。我的看法也许严重了点：我认为，对生活在美国的大多数华人而言，这种退化完全是生理学意义上的。作家和诗人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我常常问自己，在美国，有没有可能用一种清洗过的中文来写作？像当年移居法国的美国作家海明威、亨利·米勒那样，生活在被陌生的外国语言所包围的环境之中，受折磨于对母语的思乡病，却能从中发展出一种对本国语言更加敏锐的感受力。

1997年我以SOULITUDE文学基金获得者的身份在德国斯图加特一座古堡里居住了半年。在此期间，我应邀去北意大利一个小城拉纳参加年度国际文学节。同时邀请我的还有另一个规模更大的国际诗歌节，也是在意大利举办，但我选择了拉纳。一是因为它邻近米拉诺（诗人庞德1957年至1962年居住在该地的一座古堡里，写完了他的《诗章》），二是因为我知道拉纳文学院以编辑出版一本高水准的诗学刊物以及一些精选的诗歌读物、举办一系列国际性诗歌活动而在欧洲享有盛誉。拉纳仅有两万居民，盛产苹果，与其说是一座小城，不如说是个大村庄。去拉纳之前我想：像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地方能够成为诗的净土，能够在苹果、风景和诗歌之间建立起一种既天真又成熟的互文关系，而且能够使这一关系不至于退化为本地旅游标志和文化消费行为，这一切似乎只能以“迷醉”来解释。去了拉纳之后我才知道，在“迷醉”的后面，是占人口百分之五的读诗者对诗歌持续不减的、昂贵的敬意。让我感慨的是，经由公众（包括不懂诗歌的人）的讨论成了市政文化生活的既定方针，经由筹措行为（主要是向行政机构和苹果商筹措）触及了金钱。美国诗人史蒂文斯晚年曾写过这样一则札记：“金钱是一种诗歌。”这一定义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不把金钱转化为一种广告形象、一种权力上的要求，而把它看作是维护诗歌的无用性的一种社会途径的话。

德国恐怕是在文学生活（尤其在诗歌方面）中花钱最多的国家。最近，德国政府又发布了新的文化政策，要求德国各大经济实体拨出更多的钱赞助文化事业。由于可以抵税，所以各大公司往往是大手笔地把钱花在文化生活上，而受到赞助的文化活动主持者和参与者不必考虑任何形式的回报。自1995年以来，我应邀在汉堡、斯图加特、德累斯顿、波恩、慕尼黑、鲁尔等地的大学或文学院朗诵，我从未在浓厚而严肃的诗歌艺术气息中嗅出一丝一毫的商业味。我能感觉到金钱大笔大笔在花，却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在这里，金钱谦恭、体面和有教养地向诗歌行脱帽礼，这是一些匿名的、隐身的金钱，我称之为“不是金钱的金钱”，它们与诗歌的无用性正好构成了对称。我以为，当金钱站在无用性这边时，肯定涉及了金钱自身的某些根本秘密。说到底，金钱不过是物质流通价值的一种计算方式，而诗歌艺术的价值是难以计算的。所以金钱往诗歌上花时索性放弃计算，这样做既是出于对诗的敬意，也可以说是为金钱本身所保留的体面和自重。一个社会对待金钱的历史态度是否成熟，不仅要从人们怎么挣钱去看，更要从钱是怎么花的去考察。就此而言，我认为中国人当下的金钱意识和金钱态度还远远谈不上成熟。

在欧洲各国的诗歌节上，都是些什么样的耳朵、什么样的心灵在聆听诗歌？公众对诗歌的聆听是通向日常生活呢，还是更多地通向对现实的回避，通向对词的迷恋，通向内心的无告和深不可测的寂静？我的感觉是，所有这些实际上是混而不分的。现代诗歌趋向于费解，诗人往往把不可读和不可听视为诗的一种特权，对此欧洲的诗歌听众已习以为常。我的意思是，交流和拒绝交流像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了对诗歌价值的关注。听众主要来自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带着毫无准备的耳朵却自以为对诗歌有着独特的理解，诗人在朗诵自己的作品时总是试图关掉这些耳朵，重新发明这些耳朵。欧洲听众在听像我这样的东方诗人的作品时，对意义与声音的分离感到着迷，因为他们听到的是用两种语言读了两次的诗，两者的重叠在声音上没有任何相似性。有一次，我去波恩大学朗诵，由顾彬教授将我的诗作译成德文，并在我朗诵了原作后用德文再朗诵一遍。轮到听众提问时，有人问，原作的声音与译作中的声音在冷热上、速度和力度上听起来是如此不同，这是怎么回事？事后，顾彬教授也问我，为什么你诗作中的声音与你日常交谈时的声音彼此有些陌生？对此，我的回答是，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是四川话，但写作时的那个内在说话者却说着普通话。对我来说，参加欧洲一些国家的国际诗歌节，面对不懂中文的听众读自己的诗歌作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透过其他语种的耳朵倾听自己诗歌中声音与意义的分离。这是一种相当奇特的经验。近年来，中国诗人出国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机会渐渐多了起来，我的建议是，诗人们除了带上观看欧洲的眼睛，还应该带上倾听自己诗歌的耳朵。诗歌中有些声音非常遥远，非常敏感，像反光，只在别的语言的阴影中才能被捕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