轼顿首文潜县丞张君足下。久别思仰。到京公私纷然，未暇奉书。忽辱手教，且审起居佳胜，至慰！至慰！惠示文编，三复感叹。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愦愦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见吾善者机也。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

近见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变取士法，特未暇耳。议者欲稍复诗赋，立《春秋》学官，甚美。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如闻君作太学博士，愿益勉之。德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爱莫助之。此外千万善爱。偶饮卯酒，醉。来人求书，不能复缕。

〔注〕　县丞：县令的佐官。当时张耒为咸平（今河南通许县地）县丞。　是殆见吾善者机也：此句是引用《庄子应帝王》壶子说的话。善者机即生机。　王氏：指王安石。　章子厚：即章惇。时任知枢密院事。　黄鲁直：即黄庭坚。秦少游：即秦观。晁无咎：即晁补之。陈履常：即陈师道。以上四人，并见《宋史文苑传六》。　德如毛四句：语出《诗大雅烝民》：人亦有言，德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原诗作者尹吉甫是歌颂周宣王能任用仲山甫治国，使国家中兴。，轻。仪，宜。我，原指尹吉甫，苏轼用以自喻。苏轼引诗的意思是说，恢复先儒之学，是件大功德，作起来并不难，可一般人却难以胜任，我考虑只有你张耒与黄、晁、秦、陈等人能够胜任。但我老了，已无法帮助你，希望你好自为之。　卯酒：即卯时酒，清晨饮的酒。白居易《卯时酒》诗：未如卯时酒，神速功力倍。　（犾狌罗）缕：详细陈述。

【文章鉴赏】

张文潜名耒，和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同游苏轼之门，并称苏门四学士。这四人的诗文不仅得到苏轼的指点，并且因苏轼的赏识誉扬而名闻天下。但苏轼却不以师长自居，而待四人如友朋。这封书信就充分表现了苏轼善于奖掖后进的精神。

书中首先赞扬了张耒文章的成就。这赞扬是通过高度评价苏辙（子由）的文章造诣来体现的。因为作者先肯定张耒的文章和苏辙的文章十分相似，所以赞扬苏辙也就等于赞扬张耒。而对苏辙的赞扬又是拿苏辙与自己相比来论说的。当时的世俗之士认为苏辙的文章不如苏轼的作得好，而苏轼却自谦地说苏辙实在胜过自己。苏辙文章的长处之所以不被人知，是因为苏辙的为人不愿宣扬自己。而苏辙的文章也就有如他的为人一样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这无疑是在告诉张耒，他的文章也达到了这种境界。《宋史张耒传》载张耒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唱三叹之声，正是采纳了本文评价苏辙的说法。这对张耒无疑是极大的鼓励。

但作者的深意尚不止于此。他还委婉含蓄地指出，苏辙的文风也不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他的《黄楼赋》就有发聩振聋的雄厉之气。而一些人竟因此赋与自己的文风近似，误以为是由自己代作的，这就特别可笑了。苏轼进而指出，苏辙的《黄楼赋》也不是在模仿自己，而不过是自己好的文章达到了《黄楼赋》的水平罢了。作者这里不单是自谦，且有两层深意：其一，作者主张学无常师，文章也没有什么既定的格式，要按照自己的生活感受来写。《黄楼赋》之所以有雄厉之气，在苏轼看来，正是因为苏辙主观上欲以警发愦愦者的结果。这实际是在肯定张耒文章成就的同时，进一步提出更高的要求，希望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苏轼的这种主张是一贯的。他《自评文》就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他在《答谢民师书》中也称赞谢之诗文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其二，与此相联系，苏轼的自谦表现了他不以文章宗师自居的襟怀。尽管苏辙是他的弟弟，但他充分尊重苏辙的创作个性，所以他绝不会代替苏辙作文章。这也等于对张耒说：你虽是我的门生，但我也绝不要求你一味学习模仿我和苏辙，你尽管按照自己的生活体验去创作。这就为下段批判王安石好使人同己，欲以其学同天下张本。所以，这段内容虽重要，但还不是全文的重心所在。

全文的重心在后两段，中心内容是批判王安石利用手中的权力废止先儒之学，以私家之学取天下士的行为，勉励张耒和其他门生一起为恢复先儒之学，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而尽力。

《宋史王安石传》载：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既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本文批判王安石患在于好使人同己，欲以其学同天下，就是指此而言。苏轼指出，王安石这样作，造成了严重后果：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作者谴责王安石有背先师孔子的遗则，讥讽其新义有如一块盐碱地，只能培植出一片黄茅白苇。

应当指出，王安石的做法虽有片面之处，也因此产生某些流弊，但他不迷信先儒传注，勇于发挥新义，也有其可取的一面，而且对促进学术发展也当有一定的积极影响。苏轼（也包括后来的《宋史》作者）对此一概否定，未免偏颇。

但苏轼这样作也有他的目的。这封答书作于元祐元年（即公元１０８６年。王文诰《苏诗总案》列于上一年即元丰八年底）。是年，哲宗新即位，起用旧党，司马光、章惇等人掌权，苏轼也被召回朝，由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再迁中书舍人。司马光等废止一切王安石所行之法，其中也包括改变其取士之法，取缔王学；同时酝酿恢复先儒之学，立《春秋》学官。从本文第三段来看，苏轼对司马光等的作法是赞同的。他写这封答书的目的也正是要把这个信息通报给张耒。不仅如此，苏轼当时可能已经向执政者荐举张耒并被采纳了，所以他才能向张耒说：如闻君作太学博士，愿益勉之。据《宋史张耒传》，张耒于县丞任后即入为太学录，可见苏轼的话没有落空。

这一年，黄庭坚在朝任校书郎，晁补之为太学正，秦观为太学博士，陈师道也为太学博士，可谓人才济济。苏轼再荐张耒，就是希望他和上述诸人一起承担起恢复先儒之学的重任，彻底结束以王氏经学取士的局面。苏轼认为自己年事已高，未来的事业全靠这批后进去开拓。所以在文章结尾，他特别就此引《诗大雅烝民》的句子，勉励劝诫张耒养德自爱，担起重任，足见他对后进的拳拳护持之心。

全文从评为文之术到论治学之德，环环相生，层层深入；赞扬门生，表白自己，则以评苏辙之文为媒介，采用委婉含蓄式；批判王安石以王氏经学取士，则直斥其非，采用直露式；勉励门生，则采用谆谆劝诫式。章法严整，论说得体，表现了苏文多方面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