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司马迁

【原文】：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之无闻。谅才韪(wěi)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使公于公者，彼我同兮；私于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好生恶死，才之鄙也；好贵夷贱，哲之乱也；炤炤洞达，胸中豁也；昏昏罔觉，内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朝闻夕死，孰云其否?逆顺还周，乍没乍起，理不可据，智不可恃。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

【译文】：

真是令人悲哀呀!贤士未能生活在可以驰骋才能实现理想的清平社会里，只看到自己的肉体在庸庸碌碌地生活，怎能不感到惭愧万分。他在坚持克制自己的欲望而欲恢复礼乐之道，恐怕自己的志节和操行在后世没没无闻。料想到才能钝拙世道又乖戾混浊，所以他直到死前都在勤黾发愤。虽有形体而不能显扬于世，空有才能却难以陈述于当今。偃蹇困顿与发达显扬的规律是多么令人困惑，美好高尚与邪恶卑劣的人品实在难以区别。日月流转，时光在无情地逝去，我的一生即将郁郁而终难以伸张志节。那些以天下为公的人，我将同情赞美他们并公正地记载他们的事迹；那些蝇营狗苟专谋私利的人，则只好让他们自相哀叹和悲凄。天道隐微，深不可测，令人感叹其高远；人理显明，是非易辨，却在不停地辩白和论争。愿意生存而厌恶死去，这是才人们所鄙视的；阿谀权贵而轻视贫穷，这使明智的哲人们心中不宁，悟彻人生而洞晓事理的人，胸襟自然豁达；糊里糊涂而不觉悟的人，心中自然会有许多迷惘和困惑。我的内心深处，明智的后人已可以揣度；我的言论和著述，后世的智人也能进行选择刊布。人的肉体离开世界而在后世没没无闻，这将是古人最为耻笑之事。早晨听到明白正义的道理，即使晚上他就死去，谁又能说他的生命没有意义?恶劣的困境和翕然的顺境在不断循环往复，命运若水中浮物一会儿沉没一会儿又漂起。真理并不可以依靠，智慧也难以凭恃。不要先去希求幸福，也不要先去触发祸机。一切都委之于天，随顺天命的安排吧，因为最终都要殊途归一，一切都将融化在宇宙的变化里。

【评介】：

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突出地位。他的《史记》和《报任安书》被历代学者所推重，而这篇《悲士不遇赋》并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本赋是了解司马迁晚年的思想境况的重要材料，值得我们进行探讨和研究。

毫无疑问，这篇赋写于晚年，当是司马迁传世的最后一篇作品，也可能是他的绝笔辞，下文首先谈谈这个问题。赋的前半部分抒发生不逢时的悲哀。“时悠悠而荡荡，遂将屈而不伸”已透露出自己将抑郁终生，难以平反昭雪以得伸展怀抱的心情。“时悠悠而荡荡”表达对时间飞逝光阴空度的惋惜，当是著完《史记》一段时间以后的感受。“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之言矣，哲已能选”两句可证明此时《史记》已著完，作者的满腔愤慨以及对人生意义的评价已寄寓在著作之中，而且他相信此书定能传世，故有此语。“无造福先，无触祸始”两句进一步透露出司马迁写完《史记》后不敢献之于朝廷的惶恐矛盾心理。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不要希望早一点得到幸福，也不要去触发祸机。言外之意是，如果把这样大部头的空前通史献上朝廷，有可能得到极高的赏赐和荣誉；但因为秉笔直书，也可能会招来杀身甚至更大的灾祸，所以还是不要献出，姑且“臧之名山，传之其人”吧!需要知道，司马迁因李陵之事只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横遭宫刑，他心有余悸、余恨、余怨啊!而这是一部五十余万言的巨著，又怎能知道当中没有触犯皇帝忌讳的记载?因此，司马迁才未敢献上此书。可以说司马迁这样做是明智的，汉武帝喜怒无常，晚年尤甚。若上此书，确是祸福难料，凶多吉少。所以，只要汉武帝在世，司马迁就难以出头，事实也正是如此。仅据上述几点分析，便可说明此赋当作于晚年无疑。

本赋的思想内容虽有些朦胧，但仍然可以把握。从全文意脉来看，作者抒发了怀才不遇，深受委屈的怨艾，并表现这种委屈将终生不得伸展的失望乃至绝望的心境。同时又表现了自己要公正记载历史事件，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愿望，并相信自己的思想已倾注在著述之中，一定能为后世的哲人所理解，自己的著作也能够流传后世。最后又委婉地说明了《史记》暂时不能上奏朝廷公布于世的苦衷。全赋表现了对现实政治黑暗，是非不明，法律不公的困惑，以及自己横遭灾祸，刑非当罪的无限委屈和迷惘，同时也表现了要恪守正道，尊重历史，尊重客观的志节。全文充满了对人生价值的积极思索，又伴随着真理被扼杀正义被压抑的弱者的痛苦呻吟，思想含量极为丰富。

本赋的思想意义相当深刻。封建专制制度的存在不仅和人民利益相对立，而且也是扼杀人才，摧残正义的社会根源。封建专制社会建立在宗法制、世袭制的基础上，实行家族统治。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层层官吏也都在相当的势利范围里主宰一切。权力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一切法律都要围绕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权大于法，也可以说没有法，当权者的话就是法，错了也要实行。整个社会构成了一个以宗法为经，以礼教为纬的大网，每个人都在这个网中生活和喘息。有想打破此网者就要被杀头或灭族。无论善恶美丑，无论是非曲直，一切都以亲疏远近为出发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人当官，鸡犬升天，裙带风关系网弥漫朝野。正因如此，赵高、李林甫、秦桧、贾似道、魏忠贤等败类才可以得逞于一时，而岳飞、于谦、史可法、谭嗣同等民族志士却永抱冲天之恨。整个社会形成一个黑暗的大系统，人们只能昏睡于其中，驯服地生活方可当稳奴隶。那些掌握知识的人一旦觉醒了，要保持独立人格，追求主体自由，坚持正义与真理时，就必然与这种社会体制产生无法调和的矛盾。而他们又是无能为力的。人越清醒就会越痛苦，越愤懑，越没有出路。这样，这些觉悟的知识分子就必然要产生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孤独感。这种思想感情贯穿在整个封建专制的漫长的社会历史过程中，成为一种典型的怀才不遇情绪，永远拨动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弦，几乎可以说是历代正直士人共同的心声。屈原的《离骚》使后人永远感泣，陶渊明的归隐成为后世智者景仰的生活方式，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呼喊震撼千古，郑板桥“难得糊涂”的牢骚话却成为至理名言，在今天还挂在许多人的床头上，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都是怀才不遇情结的曲折表现。如果稍加用心的话，我们可以写一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史话》。而且司马迁生活在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正逢汉朝的盛世，尚有如此之遭遇和感受，那些生活在乱世衰世中的知识分子们的境遇与感受不就更可想而知了吗?正因为这样，这篇《悲士不遇赋》才更有价值，才更有典型性，才更有社会意义，才更值得我们仔细品味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