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白居易

【原文】：

赋者，古诗之流也。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于贾马。冰生乎水，初变本于典坟，青出于蓝，复增华于风雅。而后谐四声，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我国家恐文道浸(jìn)衰，颂声凌迟，乃举多士，命有司，酌遗风于三代，明变雅于一时，全取其名，则号之为赋。杂用其体，亦不出乎诗，四始尽在，六义无遗，是谓艺文之儆(jǐng)策，述作之元龟。观夫义类错综，词采舒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雅音浏亮，必先体物以成章；逸思飘飘，不独登高而能赋。其工者究笔精穷，指趣何惭两京于班固：其妙者抽秘思骋，妍词岂谢三都于左思?掩黄绢之丽藻，吐白凤之奇姿，振金声于寰海，增纸价于京师，则长杨、羽猎之徒，胡为此也!景福、灵光之作，未足多之!所谓立意为先，能文为主，炳如绩(huì)素，铿若钟鼓。郁郁哉溢目之黼黻(fǔ fú)，洋洋乎盈耳之韶

【译文】：

赋这种文学体裁是从古诗演变而来的。由战国时的荀卿、宋玉开始草创，经过汉朝贾谊、司马相如又逐渐得到扩展、发扬。如同冰生于水而寒于水，赋在西汉时比起三坟五典更加发达；恰似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赋和国风、二雅相比更具文采。后来作赋讲究声韵和谐，除去声律变化上的八种病犯，确实堪称崇尚形式美的文体。唐王朝唯恐为文之道渐趋衰微，《诗经》传统绝灭，于是选拔众多的贤士，派专司文学之职的官吏，汲取理想盛世夏商周的遗风，辨明周政衰败时期的大雅、小雅的诗歌作品，用《诗经》的“赋”的名义，来称呼这种新的文体。综观赋体作品，也没有超出《诗经》的范围，风、小雅、大雅、颂都保存下来了，《诗经》已有的表现方法也未遗失。这可以说是文章的警策，著作的渊薮。观察那些文辞纵横的文章，辞藻华丽，铺张扬厉，宫商律吕，一派铿锵，语言文字，符合章法，华美异常却饶有法度。盛世之赋，音节明朗，描写事物必定具体而周详；想像奔放不羁，不必登高也能写出赋来。构思精巧的赋作，尽力发挥文笔的功能，高妙绝伦，旨趣意义无异于班固的《两都赋》；驰骋想像于广阔天地之中，提炼出奇制胜的妙语，华美的文辞岂逊于左思的《三都赋》?盖过绝妙的华丽辞藻，展现出凤鸟的美姿，铿锵的音调震响四海，竞相传写甚至使洛阳纸贵，《长杨赋》《羽猎赋》之类作品，岂能达到这种境界?像《景福殿赋》、《鲁灵光殿赋》一些名赋，也不值得夸耀!可说做到了人们所讲的：立意为先，能文为主，文采鲜明如彩绘的素绢，铿锵悦耳如钟鼓之声。文采缤纷，像礼服上的花纹耀人眼目，优美动听，像耳边流荡着韶

【评介】：

白居易的《赋赋》，以赋体形式论述了赋的渊源、特征和功用。

“赋者，古诗之流也。”白居易首先阐明的是赋和诗的关系问题。《诗·大雅·烝民》：“明命使赋。”毛氏《传》曰：“赋，布也。”陈奂《诗毛氏传疏》曰：“赋读为敷。”可知“赋”字用于诗，系假借为“敷”。刘熙《释名·释典艺》(卷六)明确指出：“(赋，敷也，)敷布其义谓之赋。”不过，取“赋”为“敷布”之敷的假借义而用之于诗，有两种不同的涵义：一指诗的一种表现手法，一指独立的一种文体。前者，如：《毛诗序》所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钟嵘《诗品序》亦曰：“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后者，如：通常所谓“诗赋”、“辞赋”、“汉赋”、“大赋”之类。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篇中，把“诗六义”中的“赋”既作为诗之一体看待，又强调了“赋”作为诗法的意义：“诗者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赋自诗出，分歧异派。”白居易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显然吸取了前人的卓异之见，正确揭示了赋源于诗的客观事实。

其次，论述了赋的特征，强调了赋的音律美。既然，“赋自诗出”，而诗呢?据明陈第所著《毛诗古音考》序曰：“士人篇章，必有音节，田野俚曲，亦各谐声。”可见《诗经》之诗皆必有韵。故赋于音韵方面不能不十分讲究。白居易说：“而后谐四声，祛八病，信斯文之美者。”这就指出自南朝沈约明确提出声病说之后，赋与诗一样，对音韵的要求日趋精细了。早在三国时期，魏李登已撰《声类》十卷，虽不能与后世韵书相提并论，实际上它确为韵书之祖，由此可推想，当时文人已开注重声律之学的风气。到了晋代，吕静撰《韵集》、张谅作《四声韵林》，南齐永明之际，沈约著《四声谱》，谢朓、王融诸人在创作实践中为沈约的声病说推波助澜。当时，颇为流行的骈赋更加重视声韵，尤其考究字之平仄，于是骈赋就渐渐演变成为律赋了。然而，不能木指出：有些文人一味追求声律的和谐，“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则’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这是应引以为戒的。

再次，白居易阐明了为赋应以“立意为先，能文为主”的原则。所谓“立意为先”，强调为赋者首先要讲求“立意”的深刻，这是对赋的内容方面的要求；所谓“能文为主”，强调为赋者务求善于运用文辞、音韵，这是对赋的形式方面的要求。做到了“立意为先，能文为主”，就可使赋作在内容和形式各方面达到完美的境界。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标举出“立意为先”的原则，对赋的发展史是一个批判性的总结。

诗自古以来有“言志”的传统，赋为“古诗之流”，“体物言志”是它天职。可是，综观赋的发展历史，我们会发现有相当多的赋只满足于对客观事物、外界景物的临摹，唯有“体物”而无“言志”。赋所固有的以丽辞言志，所谓“丽辞雅义”的作用消失不见了。汉大赋的某些作品就是如此。它们“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竟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汉书·扬雄传》)这种赋几乎和方志、埤雅、史传无异，其“言木则若干，言鸟则若干，必待搜辑群书，广采风土，然后成文。果能才藻富艳，便倾动一时。洛阳所以纸贵者，直是家置一本，当类书、郡志读耳。”(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可谓“玩‘物’丧‘志’，全失古诗之义。”(姜书阁《汉赋通义》上卷)汉末及六朝出现了抒情小赋，开始“拨”玩物丧志之“乱”，而“反”(返)体物言志之“正”，像谢惠连的《月赋》等名赋，可以说是“赋自诗出”，完全符合“古诗之义”的杰作了。明乎此，白居易所谓“立意为先”，既是对汉赋失去“丽辞雅义”的偏向的一种纠正，又为赋体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一条正确道路，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这篇论赋之赋，无疑是继陆机之后，以赋的形式阐明文学观点的重要论文。艺术形式上，它用骈语联缀成文，“郁郁哉溢目之黼黻，洋洋乎盈耳之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