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宁》是《聊斋志异》中的经典名篇，历来研究者对它有着超乎寻常的解读热情，魅力非凡。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故事内涵仍未阐释到位，尚可再论。蒲松龄在小说中两次用到“黠”字：一处是婴宁用以形容丫鬟小荣“是亦狐，最黠”；另一处是作者用以点评婴宁“其黠孰甚焉”，足见此字甚得蒲氏之心。以本文之见，最黠者并非小荣、婴宁等美狐，而是作家本人！蒲松龄小说创作上的灵心慧性，在《婴宁》篇中施展得酣畅淋漓。“显”“隐”两条逻辑线索中的婴宁，行止处世既出人意表又情理皆合，小说内涵亦丰富而隽永，甚耐咀嚼。故读《婴宁》而不明异史氏笔墨之黠，实未得其三昧也。

虽然婴宁是此篇毫无争议的第一主角，但小说的显性线索是通过男主人公王子服的际遇展开的：逢艳、求美、得偶、生子的婚恋经过，叙事脉络十分清晰。可细读小说，很难不惊叹于王子服的好运气。上元节巧遇美人后相思难耐，表兄虚言其人乃“我姑之女”，即真有这么一位戚属存在；表兄诓曰美人住在“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余里”，王子服即真能找到這么一个小里落；且一寻即至姨母家，姨母主动认亲，最后还极信任地以女相托、让其携归……这份好运气的吊诡亦不能视而不见、不作深究：表兄吴生几日后复寻至西南山中的“小里落”，却是“庐舍全无”。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让吴生谎话成真，且又让说谎者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为的是制造悬念。蒲松龄在小说中没有正面解释，而是提供充足的线索，让读者通过叙事逻辑来“自明”、介入小说情节的推理：一定是有那么一个人，故意借吴生之口来鼓励王子服锲而不舍地“求美”，让婴宁获得幸福；这个人既需神通广大又需为婴宁作“长久计”；符合条件者只有一人——婴宁的嫡母、王子服去世多年的姨妈秦氏。

婴宁是丈夫与狐仙所生，虽非己出，于秦氏而言，亦是夫家唯一骨血。且兼婴宁身世悲苦，父亡母弃，秦氏怜而厚待，更是良善。然婴宁毕竟有着一半的人类血统，自是不可终老鬼蜮，故从长久打算，必须让其进入人间。在“进入”方式上，秦氏选择了“嫁娶”，实现终身有托的同时，还捎带改换门庭：婴宁身世中“狐生鬼育”的部分，难以恕于悠悠众口。

故此可知吴生复访西南山中时，蒲松龄“吴忆葬处，仿佛不远；然坟垅湮没，莫可辨识”的叙事用意：点明秦氏的坟茔就在西南山中是提醒读者，王子服当时所见“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的庐舍，实际是秦氏运用神通变出的幻景。婴宁被王子服“携归”的目的达到后，庐舍即无存在之必要，事后吴生不复寻见乃理之必然。由此也可豁然开朗于王子服拜访时的种种便利，秦氏对王子服百般体贴、言行皆中其怀的原因，乃在于“求美”与“托女”之目标一致耳。故而，小说的显性线索是王子服“得美”的经过，隐性线索则是婴宁从“鬼蜮”到“人世”的入世历程。这条隐性线索安排高明，使得小说结构呈现出复调之美：虽各自独立但又协调统一。另外，小说内容过半时虽然“显”“隐”已经会合，但因隐性线索已经确立了小说的叙事逻辑，所以它的效用在后半部分仍在发挥。

婴宁从“鬼蜮”进入“人世”的故事逻辑是蒲松龄精心设计且巧妙遮蔽的，他不仅让幕后推手秦氏深藏不露，更让当事人婴宁也处于被保护、特无辜的境地，因而为婴宁形象刻画留下了巨大空间。读小说者不妨细忖：将婴宁送入人世难道只是鬼母秦氏一厢情愿的安排吗？婴宁可能全然不知吗？当然不是。爱女甚深的秦氏不可能不考虑婴宁的意愿；况且，缺少婴宁的配合，计划亦不可能顺利实施。

蒲松龄在婴宁的刻画中以“爱花”“爱笑”立其形象，论者已多有阐发。如在“爱花”的讨论中，唐雪凝先生从时间线索、情节线索、神异色彩三个角度分析花之刻绘的精彩，所言甚是（《〈婴宁〉中的花》，《蒲松龄研究》2009年第1期）。尚可补充者，“花”意象在文中亦含隐喻色彩。婴宁初见王子服时“拈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梅花固为初春佳物，但因“梅”与“媒”谐音，由婴宁“自执”，乃有“自媒”之意。见生注目，婴宁乃“遗花地上，笑语自去”，惹得王子服“拾花怅然，神魂丧失”，则是非常明显的招惹。山中重逢，王子服第一眼所见乃“一女郎由东而西，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女郎即婴宁，所执为杏花。“杏”与“幸”同音，隐喻此乃婴宁之幸运，二人亲事将谐。将“梅”与“杏”相连来看，蒲松龄此处亦为用典。据明人蒋一葵《尧山堂外纪》所录，有老翁问解缙：“何缘得佳偶？”解缙答：“有幸遇良媒。”老翁赞其机智，于是联姻。至清初张贵胜《遣愁集》，又略有不同：“明程敏政号敦篁，以神童至京。大学士李贤妻以女。因留款，指席间果曰：‘因何（荷）而得偶（藕）？’程即应云：‘有幸（杏）不须媒（梅）。’李大称赏。”从明至清流播不断，足见这一典故为大众所喜之甚。蒲松龄信手拈来的同时更翻出新意。毕竟前人只用来形容男性，特别是才子在婚配时的自信，从未有人将它用在女子身上。作者亦借以暗示：《婴宁》篇中婚恋上的真正主动者与幸运儿，乃婴宁也，而非王子服也。

婴宁“爱笑”让读者印象深刻，蒲松龄着重刻画了三个场景：山中正式见面、后花园巧遇、携返王家，它们共同渲染了婴宁嬉不知愁、娇憨活泼、殊少拘束的表面形象。此为王子服所见之形象，亦是鬼母“呆痴如婴儿”评价之印证。但仅从婴宁能够隐忍身世之谜，直到完全信任王子服后才和盘托出这一点来看，婴宁的真实个性绝非如此。而从故事情节的角度，前言三个场合，婴宁的“笑”都起到了实际功效——进一步吸引王子服、扫除旁人的戒心与疑虑，遮掩身世调查中的尴尬、能够在王家立足等等。尤其是王子服携婴宁返家，王母、吴生、婴宁三人对质，此时最能弄清事件原委，可是，“母入室，女犹浓笑不顾。母促令出，始极力忍笑，又面壁移时，方出。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致使吴生无法正常盘问，使得身世调查彻底告吹。在以上描绘中，婴宁以娇憨善笑而成了无辜者，王家母亲则被逼至不能动怒的无奈境地：对这样的“天真派”穷追猛打，儿子眼中的慈母形象岂不轰然倒塌？可事实是，这难道不是一种确确实实的利用吗？利用王母的“投鼠忌器”与“不忍之心”，婴宁既掩盖了身世真相，同时又顺利被王家接纳、成为王门之媳。

故此，婴宁的“笑”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说它是狐女婴宁借以进入人世的工具，亦不为过。当然，作者此处的描写并无贬义，毕竟除了王子服的一往情深之外，婴宁没有更多的依仗与凭藉。选择世人普遍接受的“笑”作为突破人心壁垒的“工具”，是明智的，更是无害的。尚可举出作者的另一逗漏之笔。“西邻子事件”后，看似因为婆母的一番教训而使婴宁“竟不复笑”，实则是因为“笑”的工具效用已经实现：在夫家立稳了脚跟，从此不笑也无大碍。作者唯恐不尽意，下文“虽故逗之，亦终不笑，然竟日未尝有戚容”，则是明示：只有当“笑”不是不可控的天性，它被外力扼杀时才不会介怀、悲戚。

蒲松龄对婴宁真正戚容的描绘，是对人物复杂个性的进一步开拓。因迁坟之事“对生零涕”，见母尸后更是“抚哭哀痛”，这时的婴宁哪有憨傻之相？完全是一位情感深沉、心思细腻的孝女！让故去的父母合葬，婴宁履行了人子的应尽之责，这既是对鬼母养育之恩的回报，同时也是对鬼母送其入世的最好感激。

至此，异史氏所谓“我婴宁殆隐于笑者”可解矣：婴宁的笑，确如但明伦所评是“装呆”而非真傻。笑不过是其韬隐策略，是其进入人世的工具与凭藉，真实的婴宁是隐藏于笑容背后的：她情感细腻丰富，行事有心机有权谋，对犯其意者毫不留情——让见色起意的西邻子一命呜呼可为证据。因此，在“入世”与“报恩”的逻辑推动下，婴宁由“狐女”到“人妻”再到“孝女”，不仅实现了“身份置换”的不露痕迹，更有“形象转变”的顺理成章。由此来看婴宁形象，那些认为她是天真无邪化身的说法，如“近乎童稚无知”（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之论，大有推敲之必要。

婴宁由“爱笑”到“矢不复笑”再到“哽咽哀泣”的情绪变化，是《婴宁》主旨研究中“批判了封建礼法对妇女健康天性的压抑与窒息”（徐中玉、金启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说的重要证据。但就本文事实来看，婴宁的笑啼皆与秘密相连，并非全然出于天性，以此来清算礼教之贻害，乃明显的聚焦失准，故而立论中捉襟见肘、难以周全之窘并不鲜见。如怎样理解婴宁不笑以后的“竟日未尝有戚容”？再如婴宁的哽咽悲泣是为鬼母迁坟，怎么就算到“礼法戕害”头上了呢？其实，从《婴宁》篇中的隐性线索入手，可以在小说主旨解读上有更合理的逻辑寻绎。

先看小说命名。“婴宁”二字究竟是何出处、是何意思，学界讨论甚多。如张泓《婴宁名字来历研究综述》（《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5期）一文所述，即有《韩非子》《庄子》、李贽“童心说”三种源头。本文同意小说命名与《庄子》有关，但在词意理解上尚有不同看法。《莊子·大宗师》有言：

其为物，无不将也，无不迎也，无不毁也，无不成也；其名为撄宁。撄宁也者，撄而后成者也。（郭庆藩撰《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

这段话的言说背景是女偊向南伯子葵释“道”：道是什么，道可不可学。在女偊的观点中，“道”不可习，但进阶之路可述，“道”在万物中将、迎、毁、成无所不包的状态更是应明。“撄宁”是“道”之名，“撄”之意，《辞源》解释为“扰乱”；“撄宁”之释，唐人成玄英“道无动静”说历来被采最多，但亦非不刊之论。如钱穆先生注释《庄子》时即不取上说，而引明人陆长庚“撄宁，言世棼扰扰之中而成大定”之论，且又以近人杨文会“撄者，烦扰也，宁者，沉静也。两门相反，适以相成，所谓‘八万尘劳，即解脱相’也”之说相呼应（钱穆《庄子纂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足见“撄宁”乃从“乱”到“定”之意，亦是较多学者的看法。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抓住了“撄”才是庄子“撄宁论”的重点，是更符合《庄子》上下文原意的。

则“撄宁”一词隐含了老庄哲学中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思想，至少可备一说。联系到《婴宁》篇的文本内容，认为“蒲松龄创造与‘撄宁’谐音的形象，本意大约想宣扬‘撄宁’式得失不动于心的精神状态”（马瑞芳《神鬼狐妖的世界：聊斋人物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的观点，应该受到挑战与质疑。因为蒲松龄笔下的婴宁形象，体现的不是“道无动静”，而是“动静成道”。

对应于“撄宁”一词的辩证内涵，《婴宁》篇的主题丰厚而不单一。蒲松龄笔下的婴宁，表面上明媚洒脱、烂漫天真，但实际上身世悲苦、心酸暗藏。前者是小说浅表叙事中有所掩饰的婴宁，后者是隐性线索下更为真实的婴宁。通过显隐两条线索的共同构架，婴宁形象塑造得层次丰富、个性饱满。她由鬼蜮而至人世的种种慧黠，如自媒自荐，嬉笑无度，隐瞒不告，色诱而惩等等，以妇德规范而论都可指瑕，是对男权社会下女德规范的突破与挑战。但是，作者对婴宁恰恰是全然的肯定。在歌颂女性心机与韬晦的同时，更真诚地赞扬她们主宰自我命运的美好。这一主旨倾向，在小说结尾的“异史氏曰”中有集中体现：

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而墙下恶作剧，其黠孰甚焉。至凄恋鬼母，反笑为哭，我婴宁何尝憨耶。窃闻山中有草，名“笑矣乎”。嗅之，则笑不可止。房中植此一种，则合欢、忘忧，并无颜色矣。若解语花，正嫌其作态耳。

上文之前半所论乃婴宁之不憨，前文已经作出阐述，此处不再赘言；后半以“笑矣乎”草与解语花比喻婴宁，则尚需作进一步阐明。首先“笑矣乎”实为一种菌类，宋人陶穀在《清异录》中记载：“菌蕈有一种，食之令人得干笑疾，士人戏呼为‘笑矣乎’。”此处有两点应予留意：一是干笑不止实为食物中毒的现象，二是得名源于文人的玩笑——之所以称作“笑矣乎”而非其他，从“士人”这一角度推测，当与李白《笑歌行》中“笑矣乎，笑矣乎，君不见曲如钩，古人知尔封公侯”的歌哭怨愤有关。至蒲松龄笔下，“笑矣乎”有三点改变：一是从菌类变成了草类，二是通过呼吸进入人体，三是无害而有益。这是作者信笔由缰的改写吗？恐未尽然。蒲氏将“笑矣乎”改造成一株草、一株可以赏玩的小草，不仅体现出对其“害”的淡化，更反映出对其“益”的强化，或许正隐含了对李白笔下“笑矣乎”曾代表了激烈的愤世精神的某种肯定。如嵇康《养生论》所说：“合欢蠲忿，萱草忘忧”，则“合欢”与“忘忧”因太过平和，已经难入蒲松龄之法眼，所以他更抬举“笑草”之桀骜。“解语花”之典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有载：“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叶白莲数枝盛开，帝与贵戚宴赏焉。左右皆叹羡，久之，帝指贵妃示于左右曰：‘争如我解语花？’”所指乃李隆基、杨玉环事。但篇中蒲氏持否定意见，认为像杨玉环那样为博帝恩而矫揉造作、不付情者，并不可取。

作者用“笑矣乎”与“解语花”两典对举，也是提醒读者：此篇非平常文字，乃隐含寄寓深意。“深意”是通过典故的文化层累传达的，复为隐性表达。它们一正一反，关合出作者对婴宁的态度：既肯定她不受命运拨弄、不肯逆来顺受的倔强与反抗，同时又赞扬她与王子服真心相爱、最终坦诚相待的美好。在蒲松龄的笔下，女性的心机与韬晦不仅不可怕，而且还很可爱。但欣赏的同时作者似乎也有隐忧，毕竟这种女性观的反叛性太强，难以大张旗鼓地宣扬，而用曲笔、用隐性线索来勾勒婴宁性格中深沉而复杂的一面，则是更为合适的处理方式。从这一角度而言，作者的“黠”亦是无奈。但这一无奈，却逼迫他在小说构架、人物塑造上作更新的尝试，创造出全新的经典。

作为经典的《婴宁》，艺术魅力除表现为内涵开掘的巨大可能性外，还反映在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上。《红楼梦》小说中，人物刻画上不难看出曹雪芹的承继之意，如王熙凤之“笑”同样让人印象深刻，仅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中，她的八个笑，就个个耐人寻味，次次富含深意。又如她对觊觎之徒贾瑞的惩治手段，与婴宁对待西邻子之方式，亦存共通之处：都是心狠手辣、毫不留情。结构方式上，《红楼梦》亦善用显隐交替。如对江南甄家的刻绘，基本处于隐性状态，只在小说的第二、十六、五十六、七十一、七十五等几处简笔勾勒，以其荣枯盛衰之变，暗示贾府家族命运颓败的不可挽回。因为长篇小说的跨度大、线索多，《红楼梦》在隐线处理时，较之《婴宁》明显一些，但其创作方式，却颇多一脉相承之处。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