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叶戏曲家朱夰，初名杏芳，字云裁、公放，后改字山樵，自号荑稗老农、荑稗道人。浙江归安人，一作长兴人。诸生。生卒年不详。著作甚丰，撰有《稗荑集》《倚声杂记》《宫调谱》八十卷、《摹印篆》一卷、《印谱》一卷，及传奇《玉尺楼》《鲛绡帐》《宝母珠》三种，后两种已佚。

朱夰擅秉旷世奇才，但生前落拓不第，声名俱湮，只留下一部传奇《玉尺楼》。其生平事迹除《（光绪）归安县志》《（光绪）长兴县志》有零星记载外，从其友人沈大成《倚声杂说序》、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等略考其行迹，可想见昔日之风流。今人邓长风先生《二十九位清代戏曲家的生平材料》中对朱夰生平尝略作考证。笔者在国家图书馆翻检沈起凤《沈渔文稿》，发现《祭朱荑稗文》一文，有裨于更深入了解朱夰之生平行实。是以不揣翦陋，结合史传、方志、诗文集等有关资料，对朱夰的生平事迹作一考述。

关于其生卒年，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卷一“朱夰传”中有“息机摧橦，甲子后不复再赴棘围”（汪启淑《飞鸿堂印人传》卷一“朱夰传”，民国五年翠琅玕馆丛书）之句。按，乾隆九年甲子是1744年，其时朱夰已放弃科考，则至少已过弱冠之年，往年逆推20年，则知朱夰生年应在康熙年间。至于其卒年问题，朱夰卒后，其友人、曲家沈起凤曾作《祭朱荑稗》文吊祭之，按沈氏卒于嘉庆七年（1802），则此可为朱氏卒年之下限。由此可知朱夰一生跨越了康雍乾三个朝代。朱夰的主要戏曲创作活动在乾隆年间。

朱夰出生湖州望族，少年聪慧，年方弱冠即补湖州府学弟子员，有声庠序。但造化弄人，乾隆九年后因屡试不售，他便放浪形骸，畅意词曲。乾隆十六年（1751），高宗首次南巡，应苏州巡抚庄其恭之聘，朱夰编写《迎銮新曲》，脍炙人口，一时为之纸贵，因此名噪大江南北。然其为人性情孤傲，沈大成尝云：“朱君客于吴，吴中贤士大夫无不愿招致君，君夷然不屑也。”（沈大成《倚声杂说序》，《学福斋文集》卷六，《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428）此后朱夰一直在苏州寓居，并与吴中曲家戴延年定交。戴延年与曲家沈起凤同为水村诗社成员，彼此友善。或许经由戴延年的引荐牵线，精通曲律的朱、沈两人自此结下深厚的交情（沈起凤生年为乾隆七年[1742]，则两人年龄相差当在二十年以上，应属忘年之交）。

乾隆二十六年（1761），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榷盐维扬，其幕僚、曲家金兆燕编撰了传奇《旗亭记》。剧本传至苏州，朱夰酒后阅之，乘着醉意大加涂抹，为之正宫谱。卢见曾闻知后以礼延聘（戴延年《抟沙录》，《昭代丛书癸集萃编》）。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风流好士，折节下交，素以风流好士闻名当时海内。他曾组织文士在扬州“虹桥修禊”，前后参加者达三千多人，乃东南坛坫之一大盛事。在其幕府，集中了金农、陈撰、厉鹗、惠栋、陈章等数十人，诚可谓人才济济，俊彦如云。朱夰乘酒兴将《旗亭记》恣意涂改，卢见曾对此非但没有见怪，反而青眼有加，延为座上宾。在盐运使署，朱夰也不负所望，果然才思敏捷，夏秋之交的短短一月时间内便创作了长达40出的传奇《玉尺楼》。卢见曾随即命梨园搬演，还将之付梓，刊刻成《雅雨堂两种曲》之一。

但是，“夏屋歌来，秋风客去”，很快便嫌隙丛生，宾主失欢。个中情由，朱夰好友、曲家沈起凤在《吊朱荑稗文》中有较委婉的描述：“时有转运卢公，邗江驻节，记室需才。聘韩翃而但博名高，召王粲而未知貌寝。断缨入座，楚子薄之；缠帛登筵，陆郎笑矣。加以雌黄人物，傲睨王侯。瞪目呼严武佳儿，负气骂敬容残客。太真行酒，钱凤难堪；颖士挥毫，李猫欲杀。几受正平之祸，大失宣武之欢。夏屋歌来，秋风客去。”（沈起凤《吊朱荑稗文》，《沈渔文稿》，清末抄本）从中可知，这固然与其貌寝有关，盖朱夰“面少须麋，须同磔蝐”“面遭天黥，绝似世之所谓羊肚石者”（戴延年《秋灯丛话》卷二十三“朱夰”条，《昭代丛书续编》戊集），更重要的是朱夰恃才傲物之个性使然，不为卢氏所容。因此，主宾很快交恶，不欢而散，朱夰并没有像其《玉尺楼》中的才子才女们那般幸运，得以施展才华，蒙膺殊荣。

此后，朱夰大概过了一段帷帐授经的塾师生涯，所谓“鸡头寺荒，借开马帐。丑舍人不居幕府里祭酒，且坐皋比，威仪三千，童子六七，拥百城子南面，寄一饭于东家。吾舌尚存，不因人热，孺子可教，聊以自娱”。正当朱夰想以此终老时，命运之神又向他敞开了大门。“贲梁园之聘，充上国之宾”，他应邀北上，投入京城某王公幕府。然朱夰恃才使性之积习未改，“河间大度，容得卿狂”（沈起凤《祭朱荑稗文》），“以兹奇士，遇彼贤王，较之笼纱重昭谏之诗，倒屣迎八公之驾。援今证古，有加礼焉”。虽然王公对他极为礼遇，但毕竟是寄人篱下，阿附俳偕，朱夰心中郁积的愤懑可想而知。一次在为某将军布置园石，间架已竣，朱夰持酒登其颠，大呼曰：“云林小子，恨不见我。”醉后失足触石而死，结束了他的充满坎坷且带有悲剧性的一生。钩稽沈起凤《吊朱荑稗文》中的有关记载，我们可约略窥见朱夰这位旷世奇才的平生遭际。

朱夰多才多艺，能诗善画，其诗才清隽，书画有奇趣，尤精通音律，曲学素养甚高，“凡五声相逐，七均相转，十二律相终始以及九宫三变之微旨，数百年来因革是非，皆能指析其毫芒。故虽身落江湖，而名蜚京国”（《飞鸿堂印人传》卷一“朱夰传”），考其原因，正如沈大成在《倚声杂说序》中所指出：“盖朱君研穷传记、考究钟律、泛览金元明人之杂剧散套，积有岁年，知深而见彻，故于此编偶论著焉。……朱君为湖名族，有声胶序间，以性之不羁也，少放于诗若文，复放于酒；既困场屋，郁郁益不自得，去而放于书画篆刻；中年则放于词曲音律丝竹，将老而未知返也。”（沈大成《倚声杂说序》）此外，他还善指头生活，工铁笔，能叠石为山，有米颠之癖。并精篆刻。寓扬时，与“扬州八怪”之金农、郑燮等友善。

《（光绪）归安县志》《（光绪）长兴县志》皆言朱夰屡试不售后便寄情山水，不治生计，以笔墨自娱，放浪于苕霅间，有志和之风。其后肆志金石、篆刻，从事乐律，以邑诸生终。这其实是为乡贤讳的一种较委婉的说法。其实和大多数文人一样，朱夰用世之心甚殷。凭藉深厚的艺术素养，朱夰一袭青衣仍能“雌黄人物，傲睨诸侯”，出入公侯之门。他与怀才不遇的“扬州八怪”生平遭际颇为相仿。朱夰一生落拓不羁，虽然才华绝伦，却只能寄情山水，可谓乾嘉盛世时代士子的悲哀。因此，为他作传的友人汪启淑也不无遗憾地说：“倘令得志于时，获赋铙歌法曲、歌咏太平，则周邦彦之领大晟乐府，讵能专美于前耶！惜乎毕生偃蹇未伸初志。词人少达多穷，古今同慨。”（《飞鸿堂印人传》卷一“朱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