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名篇《祭十二郎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虽然，吾自今年来，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汝之子始十岁，吾之子始五岁。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这段文字感人至深，特别是其中关于人死后是否有知的思辨，令人动容。在得知十二郎死讯后，极度悲痛中的韩愈希望自己也尽早死去，因为他觉得人死后无论是有知还是无知对自己而言总归都是好的：假若人死后有知的话，自己就可以马上与十二郎在地下重逢，向其诉说心事，从而解忧；倘若人死后是无知无觉的，以自己这么孱弱的体质恐将很快死去，那么也就悲伤不了几天了，反而将获得长久之解脱。一般认为这种痛不欲生的思辨是韩愈独创的，并无所出，正因如此，在古今诸种韩集注本中，对“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几句均未加任何注释，可见历代学者都认为韩愈这里关于人死后是否有知的思辨乃其自创，并无所本，故无须注释。然而通过翻检文献，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早在《战国策·秦册二》中就已经有了关于人死后是否有知的思辨，文曰：

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魏子患之。庸芮为魏子说太后曰：“以死者为有知乎？”太后曰：“无知也。”曰：“若太后之神灵，明知死者之无知矣，何为空以生所爱，葬于无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积怒之日久矣，太后救过不赡，何暇乃私魏丑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秦宣太后想在死后将情人魏丑夫殉葬，庸芮替魏丑夫说情时便运用了人死后是否有知的逻辑思辨。庸芮指出，假若人死后是无知的，秦宣太后将魏丑夫殉葬去陪伴一个死人是毫无意义的；而若人死后有知，秦惠王一定已经对其私于魏丑夫之事积怒日久，定将找宣太后算账，因此她也不可能再与魏丑夫交好。庸芮这一有力的逻辑思辨终于打消了秦宣太后欲将魏丑夫殉葬的荒唐想法。

另外，汉代刘向《说苑·奉使》中亦有关于人死后无知有知的一段论辩，与韩愈《祭十二郎文》中的思辨亦颇为相似，文曰：

秦楚毂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戏之曰：“子来亦卜之乎？”对曰：“然。”“卜之谓何？”对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国无良龟也。王方杀子以衅钟，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毂兵，吾王使我先窥。我死而不还，则吾王知警戒，整齐兵以备楚，是吾所谓吉也。且使死者而无知也，又何衅于钟？死者而有知也，吾岂错秦相楚哉？我将使楚之钟鼓无声，钟鼓无声，则将无以整齐其士卒而理君军。夫杀人之使，绝人之谋，非古之通议也，子大夫试孰计之。”使者以报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谓造命。

在这段话中，秦使面对楚王发出的死亡威胁，从容指出：若其“死而无知”，衅钟亦无益；若其“死而有知”，必将令楚国之钟鼓无声，反而于楚有损。如此辛辣犀利的思辨，终于迫使楚王收回成命，真乃“造命”之语。可以看到，上述两种文献中的庸芮与秦使都是战国时人，而其议论则与韩愈《祭十二郎文》中的思辨几乎如出一辙，当是《祭十二郎文》之所本。

如果我们从战国再往前推的话，可以发现孔子已经有过关于人死后是否有知的思辨，《说苑·辨物》中记载了孔子与子贡的一段对话：

子贡问孔子：“死人有知，将无知乎？”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顺孙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无知，恐不孝子孙弃不葬也。赐，欲知死人有知将无知也，徐死即知之，犹未晚也。”

其实孔子是一直不愿意回答人死后是否有知觉这个问题的，《论语·先进》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这次面对子贡的诘问，孔子解释了自己之所以不能明确回答这个问题的两难苦衷：假若自己说人死后有知，则怕孝子顺孙厚葬死人，从而损害活人；若说人死后无知，又怕那些不孝子孙将其父母弃而不葬。因此孔子幽默地对子贡说，假如你真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等你慢慢死了，你也就知道了。

通过对历代文献的仔细检寻可以发现，到了汉代，关于人死后是否有知的思辨已经非常普遍，如《汉书·元后传》曰：

莽以太后好出游观，乃车驾置酒长寿宫，请太后。既至，见孝元庙废彻涂地，太后惊泣曰：“此汉家宗庙，皆有神灵与？何治而坏之？且使鬼神无知，又何用庙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岂宜辱帝之堂以陈馈食哉？”私谓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佑乎？”饮酒不乐而罢。

王莽为了讨好汉元后，拆毁了汉元帝的宗庙为其修了长寿宫，元后看到之后感到非常震惊与悲痛，她说：假若汉朝历代皇帝的神灵是无知的，也就根本用不着宗庙来岁时祭祀了；假若其神灵有知的话，我作为汉代皇帝的妃妾，怎可以在先帝的庙堂里饮食呢？先帝之灵一定会降罪责罚的。再如《后汉书·任末传》：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习齐诗，游京师，教授十余年。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末乃躬推鹿车，载奉德丧，致其墓所，由是知名。为郡功曹，辞以病免。后奔师丧，于道物故，临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师门。使死而有知，魂灵不惭；如其无知，得土而已。”造从之。

死于奔师丧途中的任末在临死之前要求侄子任造一定要将自己的尸体带回师门安葬，因为他认为假若人死后有知，则自己能陪伴老师于地下，灵魂就不会感到惭愧；假若人死后并无知觉，那么自己能葬于老师之墓侧，可得入土为安，亦并无什么不妥。

在唐代的文献中亦不乏类似的思辨，我们这里举两个早于韩愈的例子。《旧唐书·封伦传》曰：

高祖尝幸温泉，经秦始皇墓，谓（封）伦曰：“古者帝王，竭生灵之力，殚府库之财，营起山陵，此复何益？”伦曰：“上之化下，犹风之靡草。自秦、汉帝王盛为厚葬，故百姓众庶竞相遵仿。凡是古冢丘封，悉多藏珍宝，咸见开发。若死而无知，厚葬深为虚费；若魂而有识，被发岂不痛哉！”高祖称善，谓伦曰：“从今之后，自上导下，悉为薄葬。”

封伦向李渊指出厚葬之无益：因为人死后若无知，厚葬便属于浪费钱财；若有知的话，见到自己的坟墓被发掘岂不感到痛心呢！另外，盛唐顾况《筑城二章》亦有类似的辨析，诗序曰：“筑城，刺临戎也。寺人临戎，以墓砖为城壁。”诗曰：

筑城登登，于以作固。咨尔寺兮，发郊外冢墓。死而无知，犹或不可。若其有知，惟上帝是诉。

筑城奕奕，于以固敌。咨尔寺兮，发郊外冢甓。死而无知，犹或不可。若其有知，惟上帝是谪。

总之，上述这些文献中关于人死后有知无知的辨析，都和韩愈《祭十二郎文》较为接近，且都远早于韩愈。然在历代的韩愈文集注本中，多注重对字句出处的钩稽，而对某种逻辑思辨却鲜有追踪者。即或有些注家明了韩文之所本，但由于《论语》《说苑》乃古代士子必备之常识，他们以为无须加注，故亦付之阙如，而这个注释空白无疑会对当代读者理解韩文造成一定障碍。另外，由于《祭十二郎文》通篇以泪写成，当代学者一般也不愿意过多地从用典、艺术手法等方面对该文进行总结分析，故对文中“有知无知”之所本亦未有抉出者。其实作为宪章汉魏、熔经铸史的韩愈，不可能在艺术上对前代文学没有任何借鉴而自铸伟辞。因此《战国策·秦册》《说苑·奉使》《说苑·辨物》《汉书·元后传》《后汉书·任末传》中这些文字，或可补韩文注释之不备，故特为拈出，以供学者参考。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