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代表作。写于1899年。各种文字译本的书名曾很不一致，例如英文译本名为《进化的社会主义》，俄文译本名为《历史唯物主义》，日文译本名为《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列宁在他的著作中常把这本著作简称为《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这本著作出笼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即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过渡时期。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矛盾空前激化，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此伏彼起，革命运动蓬勃发展，这预示着巴黎公社失败以来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代即将结束，革命动荡年代即将开始。随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日益尖锐化，国际工人运动内部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又重新激化起来。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右倾机会主义者便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伯恩施坦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他从1896年开始，在《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陆续发表了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种卑劣的行径激起了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德国党的广大党员要求党中央把伯恩施坦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来讨论。伯恩施坦以先发制人的手段，给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寄出了自己的《书面声明》，表示要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次代表大会虽然批判了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观点，但没有就伯恩施坦问题作出结论。会后，考茨基和阿德勒等人要求伯恩施坦对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作出系统的说明，伯恩施坦表示接受这一建议，遂于1899年1月写成《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同年夏季由斯图加特狄茨出版社出版。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共分五章、十三节。第一章和第二章主要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三章主要是修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四章和第五章主要是修正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这本书中，伯恩施坦以完整的形式篡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哲学方面，伯恩施坦提出“回到康德去”的口号，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大举进攻。他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原理的论述，是夸大了社会存在的作用，是把“存在”和“意识”截然地对立起来，是把人仅仅看成历史力量的活的代理人。他还认为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论断也是夸大了客观规律的作用。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夸大了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在他看来，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样的，除经济因素外，还有非经济因素，而且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程度愈大，经济因素的支配作用就愈受限制。但是他又认为这些非经济因素现在是难推测的，因而，社会发展是不可知的。同时，他还企图用进化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认为，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只有缓慢的进化，各民族发展上的重要时期是没有飞跃的。因此，社会民主党所进行的改良主义运动具有“极大的价值”。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伯恩施坦企图用柏姆－巴维克的价值论来修正马克思的价值论。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极分化，生产集中及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现象，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没有了。在工业方面，不是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在许多场合，大企业和小企业之间根本没有竞争；在商业方面，虽然大百货商店迅速发展，但中等商店和小商店仍然站住了脚。他否定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具有防止经济危机的能力，表现了越来越大的适应性。他列举了许多理由：垄断组织能够使生产适应市场的变动，信用制度扬弃了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对立，世界市场的扩展和交通、通讯工具的改善等等。这些因素交织到一起，就可能在较长时间内避免经济危机。他认为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会使资本主义矛盾根本消除，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是“没有根据的”，应该以他的改良主义学说加以“修正”。在政治方面，伯恩施坦鼓吹取消阶级斗争，提倡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妥协和结盟。他认为马克思指出的阶级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尖锐化的原理已经“过时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普选制，使阶级斗争基础消灭下去，阶级矛盾缓和了。现代各国的政治组织越是民主，政治大灾变的必要和机会越是减少，工人阶级政党用合法的手段，比用不合法手段，更利于它的发展。他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声称社会民主党应是“一个力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把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质用一句话概括起来，就是他主张“运动就是一切，而一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算不得什么的。”倍倍尔说，伯恩施坦的思想、批评、建议的道路，都是几十年来资产阶级方面屡次说过的，他的著作不过是这一切思想的混合物而已。列宁认为此书是一本“叛卖变节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