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81年，杨坚夺取了北周政权，统一了中国，建立起隋王朝。公元618年，李渊、李世民利用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成果，取代了隋，建立起唐王朝。公元875年，黄巢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致命地打击了唐王朝和社会上的腐朽反动势力。公元907年唐亡。从此以后到公元960年，中国又处于分裂状态，史称五代十国。

隋唐两代，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时期。唐朝建立后，社会曾出现了一个比较长时期的统一和安定的局面。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同国外的广泛交流，使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一大强国。但繁荣的背后酝酿着危机，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唐帝国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宦官专政，藩镇割据，社会混乱，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日益加重，各种社会矛盾都在激化。在隋唐时期的政治斗争中，总的来说，庶族地主不断上升，门阀士族地主不断衰落，僧侣地主兴盛了一个时期，但不久也衰落下去。

隋唐时期，在生产发展和国内外广泛交流的推动下，科学文化有很大发展。天文学、数学方面，隋唐之际的庚质、卢太翼和耿洵等，发明了用水力转动的浑天仪，把天象仪和时钟结合在一起，浑天仪的天象能跟着时刻的转动而转动。僧一行与梁令瓒创造了浑天铜仪，用以表示天体运行的速度。唐初李淳风等注释的《十部算经》，已有三次方程的解法。地理学方面，隋代有《西域图记》，唐代除修订了《十道图》，还编了《元和郡县图志》、《西域图志》。贾耽著有《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七种书。这些著作对国内各地和当时西域地区的山川形势和民情风俗，都有具体生动的记载和说明。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根据自己的见闻，对中亚细亚、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古代历史和地理有重要记载。医学方面，有孙思邈的《千金方》，王焘的《外台秘要》，甄权的《脉经》、《针方》和《明堂人形图》。唐时，中央设立了太医署，开始分科教学；颁布了《新修本草》，其中收录药名八百四十四种。这些科学成就提高了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推动了当时哲学思想的发展。

隋唐时期，在思想领域内出现了儒、释、道三者融合的局面，这三者各有一套为封建剥削和压迫作辩护的理论，它们从不同角度欺骗和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特别是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后，唐朝统治者在政治强力之外，更需要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加强思想上的统治。孔子被封为“文宣王”，孔孟之书被奉为经典；老聃被封为“玄元皇帝”，老庄的书也成了开科取士的依据；佛教被大力提倡，到处建立寺院，僧侣经济发达，僧徒遍天下，高级僧侣交通王侯，甚至参与宫廷斗争，左右朝政。

隋唐时期哲学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佛教唯心主义哲学得到了高度发展，特别是由于佛教内部互相竞争，从而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宗派。各派都围绕佛性这个中心问题，把人的心理活动、精神修养和世界观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庞大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它们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各词、概念和范畴，用来对世界各种现象进行抽象的思辨和烦琐的论证，从中得出宗教唯心主义的结论。如天台宗和华严宗，常常从歪曲事物的相对与绝对、本质与现象、同一性与差别性的关系入手，来构造“一心具三千”、“三谛圆融”、“理事无碍”和“事事无碍”等理论。禅宗则常常夸大人“心”的作用，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说成是人的幻觉，用以说明一切皆空与“本性是佛”的观点。唯识宗比较拘泥于印度佛教教义，但它集中地分析了物质现象(色法)和精神现象(心法)，并在分析论证中表现了较高的抽象理论思维的形式。唐代各派佛教哲学的论点虽然有所不同，但其形式不外是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最终都归结为主观唯心主义，把物质世界和现实世界说成是人心造成的假象，把个人的心看成是成佛的依据，宣扬“一切唯心所造”。在认识论上，都宣扬唯心主义先验论和神秘的直觉主义，用来论证他们所虚构的成佛的本性(“佛性”)是先天具有的。他们都把“佛”和“菩萨”看成是具有最高智慧的“大慈大悲”的“救世主”，把人民群众看成是愚昧无知(“无明”)的“凡夫”，声称人民群众只有依靠“佛”和“菩萨”才能得救，他们同样是英雄史观的鼓吹者。

隋唐时期反对佛教斗争的主要代表是韩愈与李翱，但他们本身又都是唯心主义者，因此佛教唯心主义在唐代并没有受到真正有力的批判。韩愈反佛主要是从维护封建的政治、经济出发的，他不用唯物主义，而是用孔孟唯心主义；不是从批判佛教哲学中建立自己的学说，而是简单地用传统的天命来对抗佛教的神；用所谓儒家的“道统”来对抗佛教的“法统”，用性三品说来对抗佛教的佛性说。因此，他不但不能击中佛教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要害，而且还从唯心主义立场加以吸收融合。他的学生李翱作《复性书》，基本上是按照佛性来讲人性的。韩愈等人的反佛斗争并不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但他反对为腐朽士族制度作辩护的佛教，反对寺院势力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反对僧侣和道士的寄生生活，这些都是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的，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隋唐时期，围绕天人关系的问题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韩愈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神；天在社会历史范畴中体现为道；传道的圣人都是受命于天的超人，他们决定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这样，天、道、圣三者就构成了韩愈一整套唯心主义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柳宗元、刘禹锡认为天是自然现象，天地中充满了元气，元气又分为阴阳二气，二气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世界万物。天与人、自然与社会各有自己的规律，提出了“天人不相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著名论点，对天人关系作了比以往更深刻的解释。同时他们对天命鬼神迷信思想的批判，已深入到产生它们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对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柳宗元则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一个自然过程，它既不是什么天命决定的，也不是以所谓圣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有其固有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柳宗元、刘禹锡虽然基本上没有把佛教作为批判对象，但他们的唯物主义自然与观佛教唯心主义则是根本对立的。他们围绕天人关系问题所发挥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与无神论思想，对佛教唯心主义实际上也是一个否定。

隋唐时期，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也展开了争论。韩愈认为，人类历史是由天意创造的，天意是由圣人体现的，因此社会的兴亡治乱都是由圣人决定的。柳宗元则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一个自然过程，是有其固有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