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云彬《从学鲜卑语讲起》原文|注释|赏析

当四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的二百八十年间，中国长受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士大夫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渐渐减退了。司马迁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只说他“会欲得当以报汉”，而六朝人伪造的李陵《答苏武书》，竟说什么“陵固负德，汉亦寡恩”，可见那时候一般文人只懂得个人恩怨，没有民族意识、国家观念。至《颜氏家训》所记，当时士大夫竟有教子弟学鲜卑语，弹琵琶，以备服事“胡贵”的那种丑态，更不堪设想了。

然而当时那些游牧民族的文化究竟比我们落后，所以实际上汉人学鲜卑语的还是少数，倒是鲜卑人都在那儿学汉语，改胡服。因此十多年前，梁启超曾告诫日本说，你们不要妄想征服中国，即使现在中国被你们征服了，过了五十年一百年，你们日本人统统被中国人同化，日本的国家就完了，不相信，请一查我们的历史!到现在，还有人拿这来作“中国不亡”的历史论据云。

如果历史的发展是循环的，这种论据倒也未可厚非;只可惜现代的日本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帝国主义的国家，不是南北朝或五胡十六国时代的“胡人”，也不是三百年前的“倭寇”，而我们却已由文物之邦的“上国”，沦为半殖民地的国家了。所以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但不怕被我们同化，它还准备做“更生中国文化”的伟业哩。

早几时，在《文摘》上见过一篇什么《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记录》的译文，出席人中颇有几位是一向赫赫有名的“京派”教授，而知堂老人之出席，尤为一般人所注意。知堂老人在座谈会里表示，为了研究日本应该学日文，但学日文而不到日本去是毫无用处，所以他说： “于这里，只好大概地教授关于日本的政治等等之如何这问题，渐渐便会觉得到日本去是好的。”

当然，知堂老人劝人学日本文，是“为了研究日本”(现在应该说为了研究敌情)，和北齐时候的士大夫教子弟学鲜卑语者大有径庭。所可惜的，知堂老人这一番话不在讨论怎样研究敌情之类的座谈会里发表，而却被记录在“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 的记录里，这使我们感到知堂老人的劝人学日本文颇有劝人学鲜卑语的传统意味，只是没有教人家学习日本乐器，较《颜氏家训》所记者略胜一筹而已。而且知堂老人口口声声劝人家到日本去，希望人家 “渐渐便会觉得到日本去是好的” ，虽然他没有说明应该马上就去，还是中日战争停止了以后，但在“皇军” 大肆淫杀之后，而希望人家 “渐渐便会觉得到日本去是好的” ，这种心理，比教子弟学弹琵琶，更难了解——也许我不懂得弗洛依特派的儿童心理之故(知堂老人曾说过，如不懂弗洛依特派的儿童心理，批评他的思想态度，都是徒劳)。

“九一八” 以来，平津长在日本军势力的威胁之下，难道知堂老人之流因受了这种长期的威胁，竟也把民族意识、国家观念都减退了吗?我想不会的。只要看对日抗战以来，一般士大夫对于国家、民族的关怀就可知道： 他们有的抛掉了商龟周鼎，从日本跑回来(注意，从日本跑回来，不是到日本去)，干救亡工作; 有的撇开了《尧典》《禹贡》，从北平跑到陕甘边地去做宣传工作; 更有投了笔杆上前线去的。因为现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毕竟和过去异族的侵扰不同，这不必什么历史专家，只稍具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所以当这国家民族临到最后关头，士大夫的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只有加强，决不会减退; 象知堂老人那样含垢忍辱，甘心和敌人委蛇周旋的，究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即就所谓 “恩”“德”而论，知堂老人身任国立大学教授，国家对他不算“寡恩”，他也何至于 “负德”。大概知堂老人舍不得离开他的第二故乡北平，同时又不能——也许不甘——做什么地下工作，就只好跟敌人敷衍一下。假使司马迁复生，也许下这样的评语——“会欲得当以报汉耳” 。

1938年9月

(1985年三联书店版《宋云彬杂文集》)

赏析 日寇大举侵华，民族危亡，迫在眉睫。作者以一介书生，满怀爱国热忱，慷慨陈词，而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对于某些“读书人”自以为博古通今，却逃避现实的倾向，他甚为不满。而对于那些丧失民族气节的所谓学者名流，他更是痛加针贬。本文便是批判周作人之类附逆文人的。

周作人曾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但从20年代后期起便渐趋落伍。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仍留居北平，并不顾文化界人士一再督促、规劝，执意不肯南下。继而附逆，替日本侵略者作起奴化宣传，在日本人召集的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上”鼓吹学日本文，劝人到日本去。这不能不激起一切有民族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义愤，本文作者更是痛心切齿。

如果在国家关系正常状态下，学日本文和什么文都未尝不可，但在战时，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那意味可就不同了。文章为了说明这一点，没有从对周作人的直接指斥领起，而是先叙汉和六朝史事。汉之士大夫已为个人私情而不顾民族大义，至六朝则有北齐文人颜之推教子弟学鲜卑语，以备服侍外族新主子，媚态十足。对比之下，周作人的劝人学日本文与颜氏如出一辙，同样是要劝人为奴，为侵略者网罗奴才。所以作者尖锐指出： “这使我们感到知堂老人的劝人学日本文颇有劝人学鲜卑语的传统意味”。这一层是古今对比，史事的援引使得文章的批判显得更为深沉有力，有一种历史纵深感。

同样，作者还以对比方法批判了周作人劝人到日本去的错误说法。当广大爱国知识分子自觉抛掉了商龟周鼎，从日本跑回来，或则救亡，或则去内地宣传，或则投笔从戎之际，周作人却要劝人到日本去，不是大错而特错了吗?一个“跑回来”，一个是要人“跑出去”，对比何其鲜明，用心何其不同。

此外，作者还以较多篇幅谈到这种奴化的严重危害及给予驳斥之必要。汉、六朝之际，虽有少数士大夫民族意识、国家观念淡薄，但那时汉文化究较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为高，因此这少数人之作为尚不致从根本上动摇民族自信心。而今日形势已迥然不同，现代日本不是昔日的“胡人”，也非300年前的“倭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经从根本上威胁到我们民族的生存。梁启超及其后继者的“同化”说，显然是错误有害的。为弘扬民族精神，强固人民的心理防线，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亡我中华所进行的“更生中华文化”的文化阴谋，必须予以揭露。鉴于当时周作人的汉奸文人面目尚未完全暴露，作者用笔、措辞有时还有所保留，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文章有古今对比，有中日对比。古今对比使今日附逆文人的丑恶面目暴露得更为充分清晰; 中日对比则突出了形势的严峻和加强反奴化的迫切。文章有对史事的援引，有对现实的剖析，反复论证，层层深入，既非剑拔弩张，又毫不掩饰个人的爱憎，可谓情理兼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