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左思

【原文】：

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扬雄曰：“诗人之赋丽以则。”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赋《上林》而引“卢橘夏熟”，扬雄赋《甘泉》而陈“玉树青葱”，班固赋《西都》而叹以出比目，张衡赋《西京》而述以游海若。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若斯之类，匪啻(chì)于兹。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徵。且夫玉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贡，《虞书》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聊举其一隅，摄其体统，归诸诂训焉。

【译文】：

《诗经》有风、赋、比、兴、雅、颂六义，位居第二的叫赋。扬雄说：“古代诗人作赋，虽然讲究文辞华丽，但是合乎《诗经》的准则。”班固说：“赋这种文体，是《诗经》的一种流变。”古代君主采集地方歌谣，用来观察风土人情。看见“绿竹猗猗”，就知道卫国盛产绿竹。看见“在其版屋”，就知道秦国西部羌族用上打墙盖房的习俗。因此，坐在家里就能凭借诗辨明各地的不同情况。

然而司马相如作《上林赋》，有“卢橘夏熟”的诗句；扬雄作《甘泉赋》，有“玉树青葱”的诗句；班固作《西都赋》又对钓出比目鱼而惊叹；张衡作《西京赋》又有与海神交游的描述。以上四赋都有假借珍奇，故意修饰的毛病。像这一类不切实际的浮词还不止于此呢!考究像卢橘一类的果木，并不是那种地上所生的；考究像海若一类的神物，并不是那样地方所出的。讲究辞采，容易用华美的辞藻来修饰；考究内容，则是虚假而没有证据。况且没底的玉杯，虽然名贵却不合实用；夸大的言辞没有验证，虽然华丽却不合常理。但是评论家不指责他们缺乏研精的精神，辞赋作者们却都推举他们为典范。习惯成自然，当是由来已久的了。

我想模仿张衡的《二京赋》而作《三都赋》。赋中写的山川城市都从地图上核对过，赋中写的鸟兽草木都从方志上验证过。民谣歌舞，都符合本地风俗；赋中写的著名人物，无一不是当地名流。为什么呢?因为作诗是歌咏志向的，登高作赋是要赞美他亲眼所见。赞美万物，应当符合其本来面目；赞美人事，应该符合它的实际。如果不是本来的面目和实际情况，让读者相信什么呢?况且随其土地所产而定贡赋的品种和数量，是《尚书》中所记载的；各种物产应当各归所宜的地方，是《易经》上所告诫的。我这里聊举个别事例，抓住它的要点，指出过去作赋的毛病。作赋应以古人的训典为依凭。

【评介】：

《三都赋》是左思的早年力作之一。《晋书·文苑列传》叙述左思作此赋的甘苦说：“(思)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偶得一句，即便疏之。”赋成，刘渊林为《蜀都赋》、《吴都赋》作注，张载为《魏都赋》作注，皇甫谧为《三都赋》作序。“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晋书·左思传》)说明《三都赋》在当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中亦称赞说：“左思奇才，业深覃思，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无遗力矣。”

左思《三都赋》，包括《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分别描述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京都的形势，封畿的环境，市内的繁荣，宫室的瑰丽、游娱的盛况，实乃为一个整体。但所赋三都，各有侧重。《蜀都赋》在前，侧重矜蜀之险阻；《吴都赋》居中，侧重夸吴之富饶；《魏都赋》殿后，侧重赞魏之典章。这种安排达到了突出重点的目的。正如李善所说的：“左太冲赋《三都》，以吴蜀递相顿挫，以魏都依制度。”作者通过“魏国先生”同“东吴王孙”、“西蜀公子”的辩难，贬低蜀、吴，颂扬魏都。最后说明治国安邦不在自然条件，而在政治措施的主旨上。

左思在《三都赋序》中阐明了自己作赋求真的文学主张。左思批评司马相如《上林赋》“引‘卢橘夏熟’”、扬雄《甘泉赋》“陈‘玉树青葱’”、班固《西都赋》“叹‘以出比目’”、张衡《西京赋》“述‘以游海若’”。左思认为，这四者都非西京所有，是不真实的，乃“假称珍怪以为润色”。他主张“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他说自己的《三都赋》，“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左思强调文学应该反映现实，不应脱离现实，这在文学创作上具有积极的意义。现在有人以左思的上述观点为依据，批评他强调生活“实录”，排斥艺术“真实”，否定虚构和夸张，这未免有些片面。强调文学应该反映现实与在文学作品中运用虚构、想像和夸张，完全是两回事。钱钟书先生说：“左思之旨，文章须有本实；吴淑之作，故实能成文章。”(《管锥篇》)钱先生的话是正确的。

左思在《三都赋序》中宣称“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这就是说，《三都赋》是模仿张衡《二京赋》而作的。张衡《二京赋》假称“凭虚公子”、“安处先生”，《三都赋》则称“东吴王孙”、“西蜀公子”、“魏国先生”。宾主问答，互相辩难的结构格局，与汉赋同出一辙。《三都赋》完全继承了汉大赋的铺张扬厉的风格，宏篇巨制的规模，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历数宇宙万物之变态，虽成于晋，亦可视为“汉赋”。

专门描写京都的赋体始于班固。张衡继之，作《西京》、《东京》、《南都》赋。左思又继之，作《蜀都》、《吴都》、《魏都》赋。左思《三都赋》总括了中原、东南与西南三大地区的都城建置、历史事迹、地理位置、风土物产、人物习俗，等于一部压缩写成的地方志。这些赋对了解当时统治阶级上层集团的辞令、仪节以及博物知识等，都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也记录了我国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与文化成就，以及我国地域的广大和物产的丰饶，这些都有一定的时代意义。萧统《文选》开篇就是班、张、左三家京都大赋，可见古人历来是重视这种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