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是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间的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胜利的历史，是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

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阶段；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形成阶段；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发展阶段。五四运动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阶段。五四运动前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李达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在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宣传了社会主义思潮。在哲学上他们则比较集中的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陈独秀的《马克思学说》、《答适之》和李达的《马克思还原》、《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等著作，在当时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尽管他们的这种介绍还是初步的、片断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然而这对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却起了启蒙的作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同时，西方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也传入到中国来。在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舞台上，首先登台表演的就是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还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哲学”，以及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的“自由意志论”和以丁文江为主角的科学派的“感觉复合论”。为了肃清实用主义，马赫主义和柏格森主义的唯心主义影响，李大钊、陈独秀等都广泛深入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代表了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工具的正确方向。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地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反映在统一战线内部的是戴季陶的民生哲学，反映在统一战线外部的则是国家主义的二元论与唯心史观。他们在政治上都极力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在哲学上则极力鼓吹唯心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这一时期，以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戴季陶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刻地批判，并在批判斗争中基本上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瞿秋白的《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唯物论的宇宙观概说》；恽代英的《唯物史观与国民革命》、《与李琯卿君论新国家主义》等著作，都试图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阐述自己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某些观点的初步理解，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五四时期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其中，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与方法，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及其发展趋势，正确地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从而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阶段。这一时期的地主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代表，是张东荪的新康德主义与叶青的假马克思主义哲学。张东荪唯心主义的架构论、多元认识论以及他对唯物辩证法的攻击，反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仇恨。而以叶青为代表的托洛茨基派对张东荪的批判不仅没有击中要害，而且还在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掩饰下偷运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他抛出的哲学消灭论，以及他所贩卖的托洛茨基派的机械论、均衡论和折衷主义，就是企图从根本上修正或取消马克思主义哲学，实际上他们只不过是唯心主义营垒中两个不同的哲学流派而已。1930年至1936年，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和以任曙、严灵峰、李秀为代表的托洛茨基派，又挑起了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他们以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为武器，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为国民党反动统治作辩护。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张东荪、叶青、陶希圣等人的唯心主义哲学进行了有力地批判，并在斗争中促进了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和发展。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以及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无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形成，从而使中国现代哲学思想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中，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开始形成的标志，《实践论》和《矛盾论》则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系统化。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无产阶级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阶段。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以蒋介石、陈立夫为代表的唯生论与力行哲学，借助于政权的力量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是，这一时期“影响最大，声名最大”的还是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与以贺麟为代表的新心学，他们是中国现代新儒学哲学的主要代表。以陈铨为代表的战国策派，则是国内外法西斯主义唯意志主义哲学的代言人。至于熊十力的所谓新唯识论，主要是反映了一般地主资产阶级哲学的倾向。尽管这些流派不同，但都在提倡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尤其是在极力鼓吹直觉主义与蒙昧主义，企图以此来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真理。这一时期，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与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为什么犯错误?》等一系列哲学著作，不仅对国内外哲学思想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而且也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全面地系统地重大发展。其中，毛泽东的论著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系统总结，毛泽东哲学思想得以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三年解放战争时期，资产阶级哲学虽然出现了相对沉寂状态，但是资产阶级的所谓中间路线却一时活跃起来。他们对抗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企图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在哲学上则极力鼓吹矛盾调和论与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理论。在此期间，美国国务院在1949年8月5日还发表了所谓《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歪曲中国革命，散布历史唯心主义。对此，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进行了有力地批判，特别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飞快发展，中间路线的政治主张很快被革命的现实所摧毁。他们的唯心史观随着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垮台，也就宣告彻底破产。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唯心史观的破产》等许多哲学著作，对美蒋反动派所鼓吹的历史唯心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并且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继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辩证法，对历史唯物论和政治学说，对思想方法论和工作方法论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短短的三十年的时间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经被中国人民所掌握，就产生了伟大的物质力量，从而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胜利，从此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