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诗歌

从时代特征上说，芬兰诗歌分为古代诗歌和现代诗歌两个时期。许多世纪以来，主要由于芬兰的地理位置，芬兰人民一直处于欧洲文明的边缘地带。随着基督教的出现，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才被打破，新的思想意识逐渐与旧有的自然神话、部落英雄传说交织融合，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芬兰文化。这些故事起源于芬兰西南部地区，千百年来口头相传，逐步流传到人口稀少的东南一带。19世纪时，学者们曾在芬兰东南部收集了这些传说。

已经记录的这些佚名之作约有百万余行，兼有史诗与抒情成分。从事芬兰古诗歌研究的专家埃利阿斯·兰罗特(1802—1844)将他收集的丰富材料于1835年和1840年先后汇编出版，前者定名为《卡勒瓦拉》(亦译《英雄国》)，后者定名为《坎特勒塔》(亦译《民歌集》)。《卡勒瓦拉》将古代的自然神话、英雄故事和地方化了的基督教传说糅合交织在一起，编成了一部民族史诗。它每行8个音节，有4个重音(朗费罗曾采用这种音律写作《海华沙之歌》)。《坎特勒塔》是根据历史事件汇编的抒情诗、民谣和传说故事。这些诗歌展现了劳动人民的纯朴率直。其情其境，令人神往：少女在等待情人时唱起山歌;牧人在照料羊群时诉说自己的心事。在这些诗里，大自然也似乎富有灵气，与歌手们一起时而欢笑，时而忧郁。

按照路德宗教改革的原则，《新约》与《旧约》在16世纪和17世纪时翻译为芬兰语出版。虽然如此，芬兰语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只限于为下层人民使用，上层阶级使用的是瑞典语。瑞典语享有声誉，通行于政府及民事机构。但是这些瑞典籍的芬兰作家不能建立起芬兰民族文学。一些著名的诗人，如雅各布·弗雷斯(1691—1729)、古斯塔夫·菲利普·克雷伊茨(1731—1785)、弗兰斯·米凯尔·弗兰森(1772—1847)等，虽然富有民族感，却离开家乡移居瑞典。他们的作品也被归人瑞典民族文化传统。拿破仑战争结束了瑞典的统治时期(1155—1809)，芬兰被并入俄罗斯，其文学长期依附于外国的局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瑞典的分离，加上当时欧洲文学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这些都使芬兰的文化领袖们把目光转向平民和芬兰的民间文化，认识到在拯救祖国、维护民族独立完整的斗争中，他们要把本国文化作为汲取潜在力量的主要源泉。

随之而来的文化振兴是芬兰作家和瑞典籍芬兰作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民族运动的口号是由先驱者A·I·阿维德松(1791—1858)提出来的：“我们不是瑞典人，也决不会成为俄国人，因此我们必须做芬兰人。”这个时期的一个重大事件是1831年成立了芬兰文学社(至今仍然存在)，而对芬兰诗歌具有最深影响的活动是兰罗特收集、出版了《卡勒瓦拉》与《坎特勒塔》，向人民显示了他们的诗歌遗产是多么丰富。但是首先吸收、弘扬了民族精神的却是两位瑞典语作家约翰·路德维希·鲁内贝格(1804—1877)和扎卡里阿斯·托佩利乌斯(1818—1898)。鲁内贝格对芬兰诗歌发展的重要作用在于两个方面。首先，按照芬兰民族浪漫主义的发展纲领，他创作出系列英雄史诗《军旗手斯托尔的故事》(1848—1860)，为芬兰民族文学奠定了基础。这些诗歌根据对俄作战的回忆，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其次，他的高超技巧使他成为芬兰语作家的导师。当19世纪60年代的诗人们发掘祖国语言宝藏时，他们的努力方向就是按照鲁内贝格早在以瑞典语写作时所创造的形式作为规范，在芬兰语诗歌中建立音律和诗节形式。托佩利乌斯以写作文笔流畅的田园诗歌而著称，但是他在诗坛的地位与鲁内贝格相比，较为逊色。

以芬兰语言写作的诗歌出现于1860—1880年间。但是，除了阿列克西·基维(1834—1872)以外，诗人们虽然表现了运用诗歌形式的才能，却缺乏创造精神。A·阿尔奎斯特(1826—1889)以笔名奥克萨宁出版了《火花》(1860—1868)，其目的主要是说明如何用芬兰语写作不同形式的诗歌。《火花》使他成为芬兰诗歌规范的制订者。把鲁内贝格与托佩利乌斯用瑞典文写的诗歌格式引进芬兰语诗歌的是尤哈纳·亨利克·埃尔科(1849—1906)和卡尔洛·克拉姆苏(1855—1895)。埃尔科还学习先辈大师的精神，创作了一些清新的田园诗歌。基维主要从事小说和戏剧的创作，但在诗歌上更具有独创精神。他的诗歌节奏多变，不用押韵，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深切感受。

19世纪末期，芬兰的文学振兴在诗歌领域结出了硕果。一大批在芬兰学校培养出的青年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决心投身于创造民族艺术的伟大事业。他们自称为“芬兰的青年一代”，其成员包括所有艺术领域的活动家，例如作曲家西贝利乌斯。在诗歌上取得了突破性成就的是埃伊诺·雷诺(1878—1926)、奥托·曼尼宁(1872—1950)和V·A·科斯肯涅米(1885—1962)三位诗人，他们都是从芬兰民歌中提取主题、以世界文学名著为榜样进行创作的。雷诺是这三人当中最富有才气的诗人。他的创作事业以《前进之歌》(1896)为开端，作品以不拘一格、富于活力而著称。他既善于写作叙事诗歌也善于写抒情诗歌。由于他熟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诗歌，对芬兰古代文化遗产有深刻的理解，所以使芬兰诗歌在形式上摆脱了对鲁内贝格和托佩利乌斯的依赖，开创了新的风格。他采用芬兰神话写作，不是出于民族浪漫主义的精神，而是把这种形式作为一种表达个人经历和普遍真理的手段。他的诗歌旋律优美，文笔清晰，例如他的歌谣《于勒米》就体现了这一特点。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冲破一切世俗习惯的超人：

Ylemi ylpea isanta

Ajoi temppelin ovesta，

Lausui kirkon laivan alta ：

"Tass'on mies taman sukuincn，

Kadu ei tehtya tekoa，

Ei parane palkan eesta. "

于勒米，骄傲的骑士，

在坐骑上冲进了神庙，

站在拱门下大声唱道：

“我就是这么个脾气，

对于干过的事业永不追悔，

什么也不能改变我的作为。”

曼尼宁发表了《诗歌选集》(1905，1910)和《静静的小河》(1925)。他的诗歌因形式洗练，象征精妙，寓意深刻，而臻于完美。他还把荷马、莫里哀、易卜生和鲁内贝格等人的作品翻译成优美的芬兰文字。科斯肯涅米是芬兰第一位哲理诗人。他酷爱欧洲古典文学，尤其是法国传统文学，在诗歌中表现了高尚的情操和纯真的艺术风格。他和曼尼宁在使用语言的精确程度上超过了前辈作家。

后来，芬兰又涌现了一批富有才华的年轻诗人，参与了现代各种文化、学术流派的活动。站在最前列的是参加火炬社(1924—1930)的一批诗人，他们的风格具有尚古主义、超现实主义的特点，作品以自由体诗歌为主要形式。最有天赋的诗人有乌诺·凯拉斯(1901—1933)，他是位遭受苦难折磨的诗人，以高蹈派的诗歌形式表达自己满怀的激情;还有女诗人卡特丽·瓦拉(1901—1944)，她的诗歌与伊迪斯·瑟德格兰的诗歌相似，充满了狂热的感情。19世纪30年代，芬兰成立了左翼文学组织“基拉社”(意为“楔子”)，其领袖人物有阿尔沃·特尔提安恩(生于1904)和女诗人埃尔维·西内尔沃(生于1912)。他们的大部分诗歌都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及战时的监狱中。诗人于内约·于尔哈(1903—1956)以曼尼宁的简洁明快风格，用诗歌铭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重大事件和人们的感受。1945年以后，两位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与火炬社有过密切关系的年长诗人，P·穆斯塔帕(即马尔蒂·哈维奥，生于1899)和阿罗·赫拉考斯基(1893—1952)使芬兰的抒情诗歌重新获得了活力。赫拉考斯基是一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画家，感情充沛，学识渊博;他的诗歌反映了他的热情和多方面的经历，具有形式和谐，节奏动人，象征有力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走向成熟的年轻一代诗人有拉西·海基拉(生于1925)、拉西·努米(生于1928)、帕沃·哈维科(生于1931)等，他们的抒情诗歌既避免了极端现代派的主观主义色彩，也不带有传统抒情诗歌那种为民族哀叹的悲观情调。

19世纪60年代以后，以芬兰语言写作的诗歌蓬勃发展，而芬兰境内的瑞典语诗歌则江河日下，失去生气。在瑞典语诗作方面，最后有所成就的是J·J·韦克塞尔(1838—1907)的诗剧《丹尼尔·约尔特》(1862)，当时还能上演。19世纪80年代时，卡尔·奥古斯特·塔瓦斯特谢纳(1860—1898)把更加现实主义的情调引入一直被托佩利乌斯的田园诗所垄断的抒情诗歌。19世纪90年代，抒情诗歌再度变得自由流畅，它表现了这些使用瑞典语的少数派诗人自然流露的悲观心情，预见到了自己从芬兰民族生活中逐步隔绝出去的前景。这些诗歌占主导地位的主题是异化和孤独，有时依靠地域主义、异国情调、贵族式的唯心主义或者国际主义等成分取得一些精神补偿。当时两国永远分离的政治形势往往使瑞典语芬兰诗歌蒙上了比典型的瑞典诗歌还要冷峻的色彩;这一点在米凯尔·吕贝克(1864—1925)、贝特尔·格里彭伯格(1878—1947)的作品中尤为明显。格里彭伯格以用咒语体写作奔放的色情诗歌而闻名，他在后半生中采用了十四行诗的形式。他在芬兰内战期间及战后歌颂了芬兰英雄主义，表现出一种骄傲的贵族态度。在诗坛上地位与格里彭伯格类似的是阿维德·默纳(1876—1946)，他起先奉行地方主义，后来则以诗歌为武器为在芬兰赢得瑞典少数民族的地位而奋斗。其他著名的瑞典语诗人还有亚尔马·普罗科佩(1868—1927)，一位哲理讽刺诗人;埃米尔·齐利亚克斯(1878—1961)，一位博学的古典主义诗人以及亚尔·赫默尔(1893—1949)，一位极端的浪漫主义者。

1916年，伊迪斯·瑟德格兰(1892—1923)发表了《诗歌集》，揭开了瑞典—芬兰现代主义运动的序幕。这次运动发源于20世纪的瑞典语诗歌，是诗坛对俄国革命、芬兰内战所带来的危机感和启示的反应。但是，诗人的灵感来源却极不统一。瑟德格兰的诗歌和埃尔默·迪克托纽斯(1896—1961)的诗歌都带着预言色彩，但是前者侧重于普遍的理想，后者侧重于社会革命。贡纳尔·比约林(1887—1960)和拉比·恩克尔(生于1903)则从美学角度获得灵感;但是比约林的诗歌是超现实主义的，而恩克尔的诗歌则属于古典主义。亨利·帕兰(1908—1930)的风格与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有密切关系。把这些诗人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对诗歌所持的新的、更加深刻的社会见解。更近期的现代派诗人中值得一提的是拉尔夫·帕兰(生于1914)、佐尔法伊·格·冯·舒尔茨(生于1907)以及布·卡尔佩兰(生于1926)等。

使用瑞典语的芬兰现代主义流派在早期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国际潮流和由于其社会地位孤立而形成的性格。但是近些年来，一些持地域主义思想、坚持使用传统写作形式的诗人，也开始采用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如安德斯·克莱弗(生于1937)就用超现实主义的意象和自由诗体，创作了关于自己家乡赫尔辛基的诗歌，把故乡看作是神话产生的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