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主义与诗歌

柏拉图主义对西方诗歌的影响，从公元前4世纪一直延续至今。这种现象似乎有些矛盾，因为柏拉图本人对诗歌持怀疑态度，并曾在他的《理想国》中禁绝了多种诗歌。因此，要理解柏拉图对诗歌发展的影响，就有必要对出自柏拉图的对话录或源于柏拉图思想的以下四条诗学观点加以探讨：

一、诗歌的教育作用

柏拉图思想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将哲学应用于解决个人、家庭及社会问题。虽然他认为世上的最高价值“真、美、善”最终是统一的，但他谈论最多的是“善”。由此，他认为诗歌也和其他艺术一样，应有益于个人及社会道德的发展。在《普罗塔哥拉》中，他阐述了诗歌应能激发人仰慕并使人仿效诸神及英雄人物。基于这一观点，他在《理想国》中谴责了多种他认为是卑俗的诗歌。他认为国家必须保护人民不受此类诗歌的不良影响，而应以德性教化他们，但是他并没有禁绝所有的诗歌。人们往往忘记了柏拉图允许一些诗人留在“理想园”里，赞颂诸神和英雄人物(《理想国》第10章)。他在《法律篇》(第8章)里也重复了这一观点。

柏拉图对诗歌教育作用的强调，只不过是古希腊普遍倾向的突出例证。维尔纳·耶格对此曾加以探究。这种倾向对以后的古典主义及中世纪文艺批评产生过强烈的影响，有助于维护诗歌使之不致毁于迂腐道学家的攻讦。文艺复兴时期，它继续起到这种作用。在新兴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它有助于形成诗人是民族觉悟缔造者的理论，这一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史诗理论中特别强烈。

二、诗歌的模仿作用

关于理念的理论，使柏拉图把现实世界看作是对神的境界中某种原型进行的不完美的模仿。在《理想国》中，诗歌被描述为一种“模仿性”的艺术;诗人把在现实世界中所见到的物体和行为当作模仿的模型。因此诗歌只是一种“模仿的模仿”，比起它所模仿的更加不真实。这样，诗歌只能是一种适意的消遣，远离真理而不是接近真理。这种攻击，要比宣称诗歌大部分是不道德的更加奏效，其含义在于诗歌无非是一种雕虫小技而已。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解决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由于诗歌的模仿都是以一般可能性为基础的，所以“更具有哲理性”，因而比历史更加真实(《诗学》第9章)。新柏拉图主义比亚里士多德更进一步。从普洛提诺斯开始，新柏拉图主义者一般都认为诗歌的模仿是最高一级的模仿，因为诗人极力模仿的是神界原型，而一般的艺术家只是抄袭已经存在的模型。柏拉图的观点反而提供了把诗人提升到首要地位的论据。这一理论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广泛流传，在浪漫主义时期也一直盛行不衰，这主要是因为它类似于康德的唯心主义。

三、诗歌的灵感启迪作用

在《伊安篇》中，柏拉图嘲笑一位吟诵诗人，说他对自己善于背诵和谈论诗歌的才能来源无法解释。苏格拉底曾半开玩笑地解释说：诗人和吟诵家想必受到通过他们讲话的某种神力的启发。在其他著作中，柏拉图似乎认为，没有灵感就不会有真正的诗歌。后世的西方学者则把灵感解释为一种“超人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中的诗人能够洞察事物的真正本质，即所谓的“神界原型”。西方的许多文论和文学传统著作都表现出受这一观点的影响。传统的“向缪斯祈求灵感”之说以及古代将诗人视作“疯子”等观点，也都说明了诗歌是“神赋天才之作”。继承了这种观点的基督教批评家举出《圣经》中的“摩西五经”(即《旧约全书》中的前五卷《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以及《诗篇》为例，阐述灵感(见“灵感”)。

四、诗歌的玄奥象征作用

在所有的对话录中，特别是在《会饮篇》《巴门经德篇》《蒂迈欧篇》以及《理想国》中，柏拉图使用了神话、比喻、象征等来表达他的思想。其中许多概念(如数字象征法)都取之于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和原始宗教。但是，柏拉图使之具有哲理上的连贯性和很强的表现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柏拉图主义文献中那些玄妙庞杂的神话、象征、标记、神秘的奇想等，都可认为属于柏拉图主义。另一方面，许多特殊的象征手法以及偏爱使用比喻和隐语的倾向则不属于柏拉图主义范畴，而是新柏拉图主义衰退阶段的产物。

新柏拉图主义者着重发展了模仿及灵感的理论，往往强调诗歌中神秘玄奥的成分。其极端形式趋向于鼓励诗歌创作中暖昧晦涩的特色，而这正是从赫耳墨斯·特里斯梅吉斯图斯、皮科·德拉·米兰多拉直到近代布莱克、现代叶芝等人作品中最明显的特点。这种风格是由于诗人有意使用神秘的、象征性语言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其一，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就是要力求“超越凡人境界”，去表现“神界原型”。由于使用平常的语言殊难达意，诗人只能采用象征的手法。其二，诗人必须将其知识隐蔽起来，以免被凡俗之辈了解，甚至被他们滥用。而他所使用的象征和讽喻恰似一幅帷幕，只有受神祇启迪者方能洞察其义。这种把象征手法作为帷幕以防止凡俗之辈接触知识的理论，在富尔根丘斯对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的解读，在但丁的《飨宴》、薄伽丘的《异教诸神谱系》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大量批评著作中都显而易见。典型的柏拉图式象征表达有以下几种：关于“惟一”和“众多”的概念、光明与真理之等同(《蒂迈欧篇》《巴门尼德篇》)、音乐与神界秩序的等同，天宇音乐、数字象征、创造的金链(《理想国》)、柏拉图阶梯、柏拉图式精神恋爱(《会饮篇》)、灵魂为肉体之俘虏、精神为被深色马及浅色马曳引之车的驭手(《理想国》《会饮篇》《斐德罗斯篇》)等。关于柏拉图象征在P·弗鲁蒂格的《柏拉图作品中的神话》(1930)、H·邓巴的《中世纪思潮中的象征主义》(1929)、梅里尔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诗歌中的柏拉图主义》(1957)等著作中都有详尽的论述。

柏拉图主义对欧洲诗歌的影响虽然绵延不绝，但它有时显著，有时潜隐。其影响在以下四个时期中尤为明显：新柏拉图主义时期(约为3至5世纪)、狄奥尼索斯时期(10至12世纪)、文艺复兴鼎盛时期(16至17世纪)和浪漫主义时期(19世纪)。

新柏拉图主义时期，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柏拉图著作及许多文学作品的注释和评论。领袖人物是普洛提诺斯(卒于270年)。他虽未专门研究过诗歌，但是他关于美的理论却为诗歌的模仿作用提供了思想基础。他的追随者之一波菲利(卒于304年)，撰写了《有关荷马的问题》及《山野女神的洞穴》等论著。在《山野女神的洞穴》中，他把《奥德赛》第13章第102—112节解释为对宇宙的详细比喻，从而促进了从比喻角度解释诗歌及哲学作品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十分明显地体现在富尔根丘斯的著作《维吉尔式的镇定》中。亚姆布里库斯(卒于330)是波菲利的门生。他十分强调新柏拉图主义中的“玄奥”思想，但在文学理论方面贡献甚少。马克西莫斯·蒂里乌斯(其活动盛期在公元150年)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柏拉图主义的论文，其中有三篇(第4、17、37篇)从伦理的观点为诗歌辩护，肯定了荷马在道德上的正直诚实。较晚的作者有普罗克鲁斯(卒于485)。他在评论《理想国》时，也极力维护诗歌的地位，其观点常被后人引用。此外，亚历山大城的犹太学者菲洛·尤达埃乌斯也曾按照犹太教的神秘主义和柏拉图思想，撰写过长篇评论，从比喻的角度解释《旧约》中的《创世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期基督教的著作家，特别是奥里根和奥古斯丁(参阅《天国论》第8、10卷;《忏梅录》第8卷)，都承认从柏拉图的思想中得益非浅。但除了圣歌之外，他们对其他诗歌则持怀疑态度。他们也曾对一些世俗诗歌表示肯定，其实是因为这些诗歌具有教育作用。他们从菲洛等人的著作中学到了从比喻的角度解释作品的方法，把《圣经》理解为一部融合了直叙、比喻、象征等各种表达方式的复杂著作。这种方法后来也被用来解释奥维德、斯塔提乌斯、维吉尔等古典诗人的作品，并对后世的许多有创造性的诗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丁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4世纪，在使用拉丁文的西方国家，柏拉图的著作和有代表性的新柏拉图主义著作失传了。当时只有《蒂迈欧篇》(卡尔奇迪乌斯译于约350年)及另外一些作品的片段翻译。至于其他的资料，西方学者则只能依赖于第二手，甚至于第三手的材料，如马克罗比乌斯、伯丘斯及西塞罗等人的哲学性对话录。直到9世纪时，柏拉图主义才获得重新流传。斯科塔斯·艾里杰纳翻译了狄奥尼修斯所著的《秘笈神学》《神的圣称》以及《天庭等阶》等著作。这些著作所反映的是庸俗化了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但据说其作者是使徒圣保罗的皈依者，所以仍能流传于西方并为人们普遍接受。这些译作的影响集中反映在蒂埃里、贝尔纳等人的著作以及西尔韦斯特里、阿朗等人的诗歌中，但其影响最重要的表现还在于后世。但丁的名著《神曲》中《天国》篇的结构，其众多的象征手法以及大量的细节描写等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狄奥尼修斯的著作。

文艺复兴鼎盛时期，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更为广泛。首先，马西利奥·菲奇诺完成了柏拉图著作的拉丁文翻译并出版了《柏拉图神学论》，力图对柏拉图思想与基督教教义进行调和。后世的许多学者，曾详细地追溯了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主义发展的历史。这里只作几点概述：第一，柏拉图关于“身心全面训练”的概念(paideia，即对身心官能的训练，以便形成一种博大、高明、练达的人生观)是这一时期对诗歌予以肯定的基础。第二，柏拉图关于精神恋爱的理论特别是其通俗形式，为文艺复兴时期从彼特拉克到斯宾塞的抒情诗歌提供了主题思想，也出现在当时的书简体情诗、史诗、哲理诗、赞美诗中。第三，在16世纪，批评界始终异口同声地重复关于模仿与灵感的理论。

在16世纪后半叶的法国和17世纪前半叶的英国，柏拉图主义开始让位于自然主义。英国剑桥的柏拉图主义者曾对这一趋势进行了抵制，其中有亨利·莫尔，他曾创作了一些比较优秀的诗歌，如《灵魂之歌》(1647)。

浪漫主义运动时期，作为反抗18世纪理性主义的一个方面，灵感和象征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种倾向虽然有利于柏拉图主义的复兴，但往往是作为表现康德思想的一种新奇的诗学手段，还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哲学思想。华兹华斯在《不朽的征兆》一诗中，采用了许多柏拉图主义的观点，例如灵魂的先在、肉体为牢房的意象、光明的形象等，但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一首柏拉图主义诗歌。布莱克和雪莱则是自觉的柏拉图主义诗人。布莱克对普洛提诺斯、马克西莫斯·蒂里乌斯以及普罗克鲁斯等人著作的译文(威廉·泰勒译)作过深刻的研究。雪莱阅读过柏拉图的希腊文原著，终生相信诗歌具有教诲人类的伟大力量。在德国，许多浪漫主义诗人都受到过柏拉图主义的巨大影响，荷尔德林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美国，爱默生为他的超验主义同伴解释了柏拉图的思想;爱伦·坡关心研究如何根据柏拉图思想，通过象征具体表达高尚的理想。他提出的这种文学理论对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及后来的象征派颇有影响。

柏拉图主义对现代诗歌(尤其是英、德现代诗歌)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英国学者乔伊特1871年出版的柏拉图著作译本，在传播柏拉图哲学思想上起了重大作用。现代诗人中，受柏拉图影响最深的有德国诗人里尔克、英国诗人叶芝。两人都承袭了玄奥的思想传统，认为诗歌是灵感的闪现。美国诗人华莱士·斯蒂文斯的唯心主义和象征手法，也主要来源于柏拉图的思想。虽然柏拉图从他的《理想国》中放逐了诗人，但他本人却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其哲学思想曾长期影响了西方诗坛，并且还将继续影响未来诗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