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秦至

【作家简介】二叶亭四迷(1864—1909)是日本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原名长谷川之助，生于江户。其父原为封建领主的家臣，明治维新后任地方的小官吏。二叶亭四迷自幼随父辗转于东京、名古屋等地，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代。1881年，他怀着将来做外交官的幻想，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俄语科。在学习期间，由于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别林斯基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艺思想影响下，逐步形成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观。

二叶亭四迷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的几年，正是日本历史上社会动荡不安、新旧思想斗争异常尖锐的年代。从1874年开始的自由民权运动在天皇政权的镇压下遭致失败，社会日益黑暗。在文坛上封建的落后的作品仍充斥于市。二叶亭四迷为开辟新的文学途径，于1886年发表了著名的文学论文《小说总论》，系统地阐述了比较先进的文学主张。他认为，文学必须反映现实、反映时代精神，必须担负起指导读者认识人生、认识社会的重大责任。

1887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云》问世。小说由于有力地批判了明治社会官僚机构的罪恶，揭示了天皇政权的反人民性，被认为是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在日本近代文学发展史上占着重要地位。《浮云》发表后，由于思想上的矛盾，二叶亭四迷中断了小说的写作，并多次改变职业，过着不安定的生活。此间，他翻译介绍了不少俄罗斯文学作品，给日本近代文坛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日俄战争期间，二叶亭四迷担任报社的翻译员、记者。在客观形势的鼓舞下，他重新执笔写小说。1906年，在《朝日新闻》上连载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面影》；1907年，又发表了长篇小说《平凡》。这两部作品继《浮云》之后都成功地塑造了被天皇政权所排挤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专制统治的不满和愤怒情绪，也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重大收获。

1908年，二叶亭四迷作为《朝日新闻》社的特派记者旅居俄国首都彼得堡。在那里，他准备把一些日本文学作品译成俄文介绍给俄国读者，可惜由于肺病恶化，于1909年4月逝世于归国途中。

二叶亭四迷的一生是比较短暂的，但他对日本近代文学的贡献却是巨大的，他通过自己的理论和创作为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开创了道路。

《浮云》，石坚白、秦柯译，见《二叶亭四迷小说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内容提要】内海文三是一个二十二三岁的瘦高个青年。虽然脸色看上去不大好，却长着两道清秀的眉毛和一双锐利的眼睛；由于表情严肃，往往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感觉。他是个独生子，父亲在旧幕府时代曾当过差，吃过俸禄。明治维新后，尽管生活陷入了困境，却想方设法供儿子读书。文三十四岁那年春天，幸运地通过了毕业考试，可是就在这时父亲突然患病故去。为了寻找生活出路，文三含着泪离开故乡静罔，投靠在东京做小生意的叔父园田孙兵卫。叔父常年在外，平时家里只有婶母阿政和堂妹阿势。婶母能说会道，举止轻佻，对文三总是冷眼相看，讨厌他的不灵活。文三经过几年苦读终于换回一纸文凭。可是，半年后才好不容易在某官厅找到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开始时，面对这种庸庸碌碌的工作不免有些惆怅，但当他想到又能给母亲寄钱，又能博得婶母的欢心，也就心安理得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堂妹阿势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起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堕入情网了。阿势是一个骄纵任性、性情浮躁的女孩子。她为了赶时髦，学英语、换洋装、变发式，俨然成为时代的新女性。谁知不知什么时候，她在文三面前变得端庄温柔起来，她也爱上了文三，常常以目传情，向文三表露自己的情意。阿政敏感地感受到两人的心思，暗地里决定把女儿嫁给他。

然而，正当文三幻想与阿势结婚，并准备把乡下的老母接来共度安乐生活的时候，他却突然被官厅撤职了。这一天，他沮丧地回到家里，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怎样对婶母和阿势谈呢?脑海中不住翻腾着这个问题。他越想，心绪越乱，不久，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文三终于把被撤职的事说出来了。阿政听了，不由得“唉呀”了一声，茫然地望了文三好久：“叫人家撤职了呀，这可真糟!”脸面上显现出一副大失所望的神色。她直气得青筋暴露，横眉怒目，把文三劈头盖脑地训斥了一顿。文三被羞辱以后，产生了立即搬到公寓里去住的念头，可是一见到阿势，他的心就软下来了。

这一天，文三的同事本田升来访。本田升是一个极会阿谀奉承人的人，他为了逢迎科长，连声音、动作、甚至咳嗽打喷嚏的样子都模仿得惟妙惟肖，因此特别得到科长的器重。在文三被撤职的时候，他却又升了一级。这消息使阿政母女既吃惊又羡慕。

一个星期天，阿政母女被本田升邀请赏菊去了。这使文三非常苦恼，他想，阿势万一被本田升那个卑鄙无耻的家伙所迷惑该怎么办?

一天，本田升又来了，说部里传闻，上次被撤职的人有两三名可以复职。他劝文三向科长疏通一下，可文三未表示同意。第二天早饭后，阿政指责文三不应不接受本田先生的建议，更不应与本田先生吵架。自此，阿政对文三的态度越来越坏。文三更加苦恼万分，他想，是不是索性顺从婶母的心意，不顾廉耻去向科长求情；但又一想，绝不能向本田升那个坏蛋认输。他去找阿势商量，可阿势也让他去求本田升。为此，两个人终于口角起来。

文三受到阿势顶撞之后，决心搬出这个家。可是当他在某公寓找到一个房间，又犹豫了。回到家中，看到阿势心情恶劣的样子，顿时产生了与她和解的念头。他苦笑着向阿势道歉，向婶母认错，受尽了母女二人的百般奚落，却仍不想离开这个家。从那以后，文三变得日益沉默寡言，昏睡的智慧逐渐觉醒。他想，对待阿势，自己误把见异思迁、浮夸和轻佻当成了高雅，把毫无价值的外表的美和内部的美混为一谈。这多么令人惭愧啊!可是自己置身于轻浮与丑恶的环境里也竟不以为耻，更叫人伤心。

不久，本田升果然成了家中的常客。每当本田升来时，阿势都主动地与他打情骂俏，一任对方的戏弄。阿政一心想把女儿嫁给本田升，而阿势却偏偏不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也逐渐对他冷淡起来。阿政和本田升彼此看透了对方的心理，你欺骗我，我欺骗你，现在也似乎斗得厌倦了。其实，阿势也并不真爱本田升，但她觉得能被任何一个男人看中都是很愉快的。她不断梳洗打扮，浓妆艳抹，常常夜间外出，越来越轻浮和放纵自己了。

文三感到对阿势的堕落不能袖手旁观。然而他纵有救阿势之心，却没有救阿势的办法。他几次想找她谈谈，可始终鼓不起勇气来。最后，他竟然想到：近来发生的事情也许全是自己的疑心所致，但转念一想，过去的一桩桩一件件又都不是事出无因。文三越想越糊涂，他在廊沿来回踱着，不知究竟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忧虑。文三终于下决心再碰碰自己的运气，好好和阿势谈谈，如果她能听，那是再好不过了；如果她不听，那就坚决离开这个家。他想着想着就回楼上去了。

【作品鉴赏】在日本近代文学中，二叶亭四迷(1864—1909)的创作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长篇小说《浮云》(1887—1890)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浮云》发表于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1868年的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然而，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很快便被垄断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所取代。维新后，尽管不少方面取得了进步，但国内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仍然十分尖锐：一方面是以天皇为代表的上层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榨，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不断掀起反抗斗争。从1874年开始的持续10年的“自由民权运动”终于被天皇反动政权镇压下去，从此日本人民被迫走上了漫长而坎坷的黑暗道路。在这种严峻的现实面前，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日趋分化：有些人献身革命，有些人卖身投靠，但大多数人则不满现实却无力反抗，表现出很大的软弱性。小说《浮云》所反映的正是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具有普遍性的心态和思想面貌：他们既不肯与反动势力妥协，又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因而不能不时时陷入犹豫、彷徨、苦恼和愤懑的情绪之中。

小说的情节是紧紧围绕着内海文三、阿势、本田升和阿政等几个人物展开的，其中内海文三的形象占居中心位置。

主人公内海文三是一个正直、善良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于幕府时代没落的下级官吏的家庭。由于父亲突然病故，15岁那年来到东京叔父家寄居读书。从学校毕业后，好不容易在某官厅中找到了一个小职员的位置，过了两年比较满意的生活。他与堂妹阿势产生了爱情，唯一的希望就是有朝一日同阿势结婚，再把乡下的老母接来，和和乐乐地生活下去。为了实现这卑微的愿望，他每天都是勤勤恳恳地工作，在家中也尽量想法取得婶母阿政的欢心。然而，最后他的理想仍然破灭了：由于他不肯给顶头上司科长大人溜须拍马，结果被免了职。自此，曾经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的阿政不断投来冷嘲热讽，一心想把他撵走；昔日与他情意绵绵的阿势骤然倾向于道貌岸然的本田升；而本田升也一反往常，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他。在这残酷的打击面前，内海文三曾考虑：“为了老母，为了阿势，不顾面子，去逢迎科长也许就可能复职”，但当他想到要继续和本田升那样的坏蛋打交道时，宁肯失业，也不低头。他也曾想，要“及时地把陷在沉睡中的阿势的心灵唤醒”。然而，他虽有救阿势之心，却没有救阿势的办法，于是整天沉溺在“怎么办”的冥思苦想之中。小说结尾处写他仍抱着跟阿势和解的幻想，准备再“碰碰自己的运气”，但可以想象，他是不会再有什么好“运气”的了。

内海文三是明治社会不肯同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又软弱无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形象，是日本近代文学中第一个“多余的人”的典型。由于他对明治社会持微弱的批判态度，不肯做天皇专制政权的忠实奴才，不肯像本田升那样出卖自己的灵魂，必然被官僚机构排挤出去，成为现实社会的牺牲品；他的正直和才能都改变不了他的悲剧命运。这正是小说所揭示的基本矛盾。

与内海文三发生矛盾纠葛的阿势、阿政和本田升也各具不同性格特征。

阿势是明治社会造就的所谓“新女性”。从表面上看，她是一个具有反封建精神、追求个性解放的人，而实际上却是一个浅薄轻佻、骄纵放荡的女子。她为赶欧化的时髦，学英语，织毛衣，挑服装，变发式，极力追求虚荣和浮华。正因为如此，她才见异思迁，缺乏一贯稳定的感情。作者写道：“即使文三没有撤职、潦倒、耻辱等等突如其来的外因，阿势对文三的感情早晚也会变的。”小说中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揭露并剖析了明治时代涌现的“新女性”内心的陈腐和空虚，从而指出明治社会学习西方的庸俗性和浅薄性。

阿势的母亲阿政是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她依靠小额高利贷和地产投机生意过活，一心往上爬。她为人鼠目寸光，唯利是图，事事处处以个人得失为转移。在文三面前，她一方面虚情假意，恩威兼施，一方面阴险冷酷，刁钻刻薄。当她感到文三还有点前途时，对文三百般关心，并决定把女儿嫁给他。可是在文三被免职以后，她却马上变了副嘴脸，骂文三“窝囊废”，没出息，不仅不与他结亲，还恨不得立即把他逐出家门。阿政对善于阿谀逢迎的本田升则极力讨好，甚至创造条件让女儿去与他亲近。情节的发展已预示出，将来把阿势嫁给本田升是无疑的了。这正是阿政的那种小市民的目光短浅、庸俗自私的特点所决定的。

本田升是一个奴性十足的小官吏的典型。他与内海文三同在一个科里供职，论为人和能力不及文三的几分之一，但由于能见风使舵、谄媚买好而得到科长的器重。本田升趁内海文三被免职之机，经常出入于阿势的家里，不惜用一切卑劣手段挑拨、破坏文三与阿势的关系，并逐渐取代了文三的地位。在文三的眼里，他是“科长的尾巴”、“奴才”，“猫狗不如的东西”。文三说，“恨不得坐食其肉”才解心头之恨。从中可看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鄙视和厌恶态度。

《浮云》中所塑造的这几个人物都带有时代的特征。内海文三的不满现实又无力反抗的软弱性格，本田升的趋炎附势、奴颜卑膝的丑恶面貌，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现实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从阿势的空虚、浮华、浅陋、轻薄等方面的表现上，揭示出明治维新后推行盲目欧化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至于阿政所表现的市侩心理，则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混合物，从她身上可看出，日本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对传统势力和旧思想意识的妥协和投降。作者通过这些人物性格的刻画以及人物间矛盾纠葛的展示，有力地暴露了天皇政权专制统治的残酷和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性。

小说在塑造人物时，不仅描绘了他们的外形，也运用了细致的心理刻画展现了人物的精神世界，使人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其中对主人公内海文三的矛盾心理状态的揭示尤为出色。譬如文三被撤职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准备向婶母“汇报”的一段心理描画；他与阿势吵嘴后，既想搬出去又恋恋不舍于阿势的一段心理描画，等等，都是细致入微、牵动情怀的。不仅如此，作者在展现人物的内心活动时，或直接描写，或间接映衬，不断变换手法，使我们不但能感受到每个人物的音容笑貌，也能接触到他们的灵魂。

在小说中，作者还善于运用幽默、讽刺的艺术手法表现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和自己的爱憎。对主人公内海文三是怀着既同情又不满的态度的，所以在描写过程中，一方面肯定并赞赏他的正直、善良等优良品格，另方面又时时以幽默的口吻流露出某些责难。总的来看，这是出自一种爱护。而对本田升这个势利小人则给予无情的嘲讽和鞭挞。如说“那个像粪里的蛆一样肮脏，为了利益，甚至连人屎都去尝，不知廉耻的升”。作者对阿政也是抱着厌恶的态度予以讽刺和批判的。如对她一次与文三谈话时的表情如此写道：“阿政说着，装模作样地把脸一板，嘴里吐着烟圈”；“阿政一边说着，一边慢慢地把脸掉过来。不知什么时候她气得额上青筋暴露，像蚯蚓一般，横眉立目，嘴都歪扭了”。这里淡淡几笔，就把阿政的狡猾、奸诈、自私的市侩嘴脸勾勒出来了。至于对阿势的态度略有所不同。作者看到在阿势身上尚有一些纯洁、幼稚的成分，只是由于受到明治社会虚假文明和她母亲浓厚的小市民意识的影响，才逐渐走向堕落的。因而对她的讽刺和责难有一定的分寸，似乎是怀着一种怨其不争的情绪。作者通过对人物幽默、讽刺的描写，有力地表现了作品的主题，加强了它的批判作用。

小说中人物的语言通俗、凝练、优美，带有明显的个性特征。一般来讲，内海文三的语言是朴实的；阿势的语言是充满稚气的；阿政的语言是尖酸刻薄的；本田升的语言是虚伪狡诈的。而且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人物语言也有所变化。作者在人物塑造上吸收了江户时代作家和近代作家语言的某些长处，力求使对话口语化，通俗易懂，为一般读者所接受。正因为语言运用上的这些特点，才使所刻画的人物跃然纸上，从而生发出引人入胜的艺术力量。

小说在人物塑造上所表现的这些特点，明显地受到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具有开创的意义。

《浮云》以主人公内海文三的失业、失恋为中心线索，真实地反映了“自由民权运动”失败以后，在天皇专制政权的统治下，日本广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迷惘、幻灭、痛苦和愤懑的可悲处境，尖锐地讽刺批判了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和罪恶，深刻地揭露了官僚机构的反动实质。由于它在日本近代文学史第一次表现了对明治社会批判的主题，并成功地塑造了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因而不仅为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丰富了东方文学的艺术宝库，给世界文学增添了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