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户》
家世为边户, 年年常备胡。
儿童习鞍马, 妇女能弯弧。
胡尘朝夕起, 虏骑蔑如无。
邂逅辄相射, 杀伤两常俱。
自从澶州盟, 南北结欢娱。
虽云免战斗, 两地供赋租。
将吏戒生事, 庙堂为远图。
身居界河上, 不敢界河渔。

边户,边境地区的住户。此指与辽(契丹)交界处的居民。此诗为作者至和二年(1055)冬充任贺契丹国母生辰使(后改贺登位国信使)出使契丹途经边界时有感而作,揭露了屈辱的澶州之盟给国家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抨击朝廷的腐败无能,对边户的不幸遭遇表达了深厚的同情。

此诗通篇都是采用边民叙述的口吻。全诗分为两部分。前八句叙说澶州之盟以前边民对契丹的抵抗和斗争。北宋从建国开始,就受到契丹的严重威胁。从太宗(赵光义)以来,契丹就不断南攻,特别是澶州之盟前一个时期,进攻更加频繁。开头两句,正是这种形势的真实写照。家世句是说家里世世代代都在边地居住,可见时间之久。而在这很长时期中,不仅年年都要防备契丹的侵扰,而且一年之中,时时刻刻都处在战备状态。胡是古代对西北方少数民族的称呼,这里即指契丹。正是这种长期的战斗生活,培养了边民健壮的体魄和勇武性格,以致孩子还没有长大就已开始练习骑马,妇女们都能弯弓射箭。儿童包括男女而言,并非单指男孩。边民的英武表现在各个方面,作者也会从边民那里听到或看到许多这方面的事例,如果件件罗列出来,就会拖沓冗长,没有重点,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诗中只写儿童妇女的习鞍马、能弯弧,取材很精。儿童习马,妇女射箭,这在别处是很难见到的,最能体现边民的尚武特点。这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细节,不仅有着现实的依据,还同悠久的历史传统有关。河北地方,从春秋战国以来,一直是经常征战之地,当地人民,历来就有尚武之风,加之宋朝建国以来与辽长期对峙,自然使尚武之风更加发展。孩提妇女都能弯弓射箭,青壮年男子自然更加骁勇善战。

这样英武的人民,当然绝不会任人侵侮,下面四句,就写边民对契丹的英勇斗争。胡尘谓胡骑践踏扬起的尘土,指契丹来犯。朝夕是早晚、时时之意,表明辽军不仅攻扰频繁,而且出没无常,威胁极大。虏骑即指辽军。蔑如是轻视之意,是说边民对契丹毫不畏惧,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表现了边民的英雄气概。因为契丹经常入犯,边民常常同他们不期而遇,一见之后即互相射杀,双方死伤常常相当。俱是相等、一样之意,表明辽军异常凶悍,也体现了边民为保卫国土、保卫自己的和平生活而英勇战斗的精神。

上面虽然讲到残酷的战斗,巨大的伤亡,情调却是高昂的,下面转到澶州之盟以后,情调就不同了。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主萧太后和圣宗(耶律隆绪)亲率大军南攻,直抵澶州(今河南濮阳县南),威胁汴京(今河南开封)。真宗本想听从王钦若、陈尧叟之计迁都南逃,因宰相寇準力排众议,坚持抵抗,只得勉强去澶州督战。由于部署得当,加之宋军士气高涨,在澶州大败辽军,并杀其大将萧挞凛(凛一作览),辽军被迫请和。结果战败的辽,不但没有退还半寸幽燕的土地;打了胜仗的宋朝反而同意每岁赠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同辽签定和约,史称澶渊之盟。

这次议和可以说是宋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宋廷对辽即完全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了。诗中的结欢娱,即指这次议和,这本是统治者的语言,边民引述,是对最高统治者和那帮主和派大官僚的辛辣讽刺。据和约,以后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似乎情同手足,欢娱得很。宋朝廷用大量绢、银买得了和平,以为可以笙歌太平了;契丹统治者打了败仗,还得到这样丰厚的贡献,确是得到了欢娱;而受苦的却是宋朝劳动人民,这大量的绢银,全都将从他们身上榨取出来。而对于边民说来,他们更要同时向宋、辽两方交纳赋税,遭遇更加悲惨。朝廷既然对辽采取妥协屈服的方针,边境上的将吏自然害怕同辽发生纠纷,便约束边民,不准他们生事,实际上就是要边民服服帖帖听凭契丹骚扰,不得反抗。朝廷为了欺骗民众,便把这种妥协求和以求苟安一时的行径,说成是深谋远虑。庙堂本指太庙的明堂(天子宣明政教和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诗中用来代指朝廷。远图本是统治者欺骗人民的话头,诗中用作反话,加以讽刺。诗的最后两句就是远图的具体说明。界河在今河北中部,上游叫巨马河,下游叫白沟河,故道流经涞县、新城、霸县、天津等地入海,宋辽以此为界,故称界河。这里本来是中原故土,现在却成了宋辽边界,而且由于朝廷的妥协退让,住在界河上的边民,甚至连去界河打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不敢不仅是说要遭到辽军的横蛮干涉,还包括宋朝将吏的制止,因为他们害怕得罪辽军。澶渊之盟以后边民长期蒙受着这样的屈辱。到了庆历二年(1042),宋在辽的武力威胁下,又对辽岁增绢十万匹,银十万两,并改赠为纳,屈辱就更甚了。庙堂的远图在哪里?末两句极悲愤沉痛,是对朝廷的尖锐谴责。

此诗写法同杜甫的名篇三别相同,都是采用诗中人自叙的口吻。这样写可以使人感到更加真切,增强作品的感染力。诗中把澶州之盟的前后作为对照,也使对朝廷主和派的揭露更加深刻有力。欧阳修前期在政治上站在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一边,对辽和西夏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他在庆历三年写的《论西贼议和利害状》,就主张对西夏采取强硬态度。《边户》一诗,正是这种政治主张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