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俞灏东

【作家简介】斐迪南·列奥波尔德·奥约诺(1929— )是喀麦隆的著名小说家和外交家，也是黑非洲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他于1929年9月14日出生在喀麦隆埃博洛瓦附近的恩古勒马孔村。奥约诺的母亲是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因声称信仰天主教的丈夫继续实行多妻制而出走。奥约诺自小参加唱诗班，跟一位牧师学习经典作品。当他在当地的小学毕业后，他父亲为儿子受到的教育而自豪，送他到埃博洛瓦公立中学继续上学。1950年，奥约诺到法国求学，先在普罗旺斯公立中学上学，后来进入巴黎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经济学。50年代中期，奥约诺从巴黎留学回国后不久，就开始创作小说，连续发表了三部以反殖民主义为主题的长篇小说：《童仆的一生》(1956)、《老黑人和奖章》(1956)和《欧洲的道路》(1960)。奥约诺的这三部小说大都描写祖国独立前的历史，充满了大量的自传性材料。《老黑人和奖章》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麦卡的老黑人，他的两个儿子都被法国殖民政府拉去充当炮灰，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祖上传下来的土地，也因被欺骗“自愿献给”上帝做了教堂的屋基。殖民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功勋”，表示对黑人的“友谊”，决定授予他一枚奖章。作品通过麦卡的被欺骗到觉醒，无情地揭露了殖民者“友谊”的实质，反映了非洲人民思想演变和民族觉醒的伟大历史转折。《欧洲的道路》描写一个名叫阿凯·巴纳巴斯的非洲青年受殖民主义宣传的蛊惑，向往欧洲的物质文明，幻想到了法国就能过上优裕的生活和充分发展自己的才能，因而上当受骗，他的人生追求也以悲剧告终。小说谴责了殖民主义对非洲年轻一代思想上的腐蚀与戕害。1960年喀麦隆独立后，奥约诺在政府任职，主要从事外交工作，曾先后担任过喀麦隆驻联合国常任代表、驻比利时和利比亚大使，无暇从事创作，直到1971年又发表了长篇小说《群魔殿》。奥约诺把揭露殖民主义的罪恶当作自己的使命，鼓励非洲人重新获得他们本土的价值观念。他的作品一般都是用一种既幽默又哀惋的故事唤醒读者，让他们了解法属非洲殖民地的黑人在独立前所遭受的剥削、掠夺和压迫。

《童仆的一生》，李爽秋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内容提要】杜弟·翁都阿的父亲杜弟是尼日姆人，母亲扎玛是卡马人，他生下来受洗后，神甫又给他起了个约瑟夫的名字。杜弟由于和孩子们一起抢吃白人神甫吉尔贝扔给他们的糖块，和别的孩子打起架来，引发了父母们之间的械斗，因此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不让他吃饭。这样杜弟就跑到吉尔贝神父那里并成为他的童仆。吉尔贝神甫给了他一条黄褐色的短裤、一条红色的羊毛衫，让他坐上自己的摩托车在各个村子里兜了两个星期，然后回到了达岗的圣·彼埃尔天主教堂。他渐渐熟悉了城市和白人，而且像他们一样生活。“不过我突然觉得自己像用玉米诱捕来的鹦鹉，因为贪嘴被关在笼子里了。以前，我妈常常笑着对我说：‘杜弟，你太嘴馋，总要吃亏的……’。”后来，杜弟的父母去世，他再也没有回到村子里去过。

杜弟在达岗的圣·彼埃尔教堂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为神甫们敲“耶稣钟”，并且一天要做三四次弥撒，膝盖上的皮磨得像鳄鱼皮那么硬。吉尔贝神甫把他当做自己家里的小动物，经常喜欢扯扯他的耳朵。吉尔贝神甫长期教他念书，惊奇于他的颖悟，并把他作为一件得意的东西介绍给来教堂的白人。杜弟侍候神甫吃饭、做弥撒，为神甫铺床、打扫房间……吉贝尔神甫不给他工钱，偶而送他一件旧衬衣或者一条旧裤子。吉贝尔神甫的助手旺岱默埃神甫经常诱骗妇女，用鞭子抽打当地土人。有一天，人们发现吉贝尔神甫血淋淋地躺在摩托车上，他是被干酪滤模上的铁杠打死的。达岗所有的白人都来了，“人们把我的恩人埋葬在墓地里专为白人保留的地方”。

新的驻军司令需要一个仆人。旺岱默埃神甫把杜弟带到司令的官邸，司令盘问了他偷不偷东西之后就决定收留下来。他由于快乐和骄傲，眼睛都发亮了，因为“我将要成为白人首领的仆人：国王的一只狗，狗中之王”。当晚他就离开教堂，住在黑人区他姐夫家里。从此杜弟每天鸡叫一遍时就要到司令官邸去干活，一直到半夜才能脱下围裙回黑人区他姐夫家睡觉。司令官一不如意，不是狠踢他的屁股，就是用脚踩他的手指头，所有的白人都在土人区贱价找了个“情妇”，只有司令没找。后来司令的太太来了，她长得很美，见面时“她向我伸出手来。她的手儿纤小、柔嫩、软绵绵的，我把它像宝贝一样紧紧地握在粗大的手掌里。”这使杜弟感到快乐和幸福，因为他握了王后的手!司令太太的美丽使达岗所有的白人妇女都黯然失色，所有的白人男人都拜倒在她的脚下。杜弟发现没有一个白人能引起司令太太的注意。

司令出去视察已经两个星期。一天下午，太太显得很烦躁，老问有人来过没有。后来，监狱长莫罗来看太太。监狱长莫罗身躯魁梧，黑人都叫他“大白象”。第二天早上，卫兵悄悄告诉杜弟说：“监狱长是昨天后半夜向太太告别的。”并且告诉洗衣人巴吕克说：“那是大白象，趁司令不在的时候，钻到司令的领地上来啦……”后来，司令太太干脆请莫罗夫妇来吃饭，当着莫罗妻子的面毫无顾忌地调情。杜弟只为主人感到不值，心里总在想：“可怜的司令!”“可怜的主人……”“虽说达岗分成白人区和黑人区，然而铁皮顶洋房里发生的事情，这边小土屋里的人几乎人人知道。”“现在人人都已知道司令的太太欺骗了自己的丈夫，情人却是可怕的监狱长莫罗先生。”后来司令回来后，他的太太干脆坐丈夫的车去找莫罗，接着又在官邸接待自己的情夫莫罗。杜弟心里难受得发疼。司令又下乡去了，太太又让杜弟去给她的情夫送信。杜弟看到莫罗正在用鞭子“教训”两个据说偷了贾诺布洛先生东西的黑人嫌疑犯，欧洲俱乐部老板贾诺布洛让自己的狗去咬受刑人的小腿肚子，莫罗看到犯人不招供，又让卫兵用枪托狠揍嫌疑犯的腰，黑人被打得失去了知觉。后来莫罗先生来见太太时，杜弟听到他劝太太把自己辞掉，说这个人靠不住，应该另找一个，并说应把杜弟关在“贝宫”(即监狱)里。太太说她几次想把杜弟打发走，但司令罗伯尔固执得很，不同意辞掉杜弟。杜弟接着又听到医生的老婆来找太太时，警告她要当心杜弟。

司令突然在周末之前从乡下回来，对自己太太的态度很冷漠，后来就当着杜弟的面把莫罗的打火机扔向自己的太太，并怒吼说：“还有什么掩盖的?达岗所有的仆人都知道了!你和莫罗先生睡觉!就是您曾称他为乡下佬的那位先生……”第二天，杜弟把昨夜见到的情景告诉了女仆加丽西亚，她惊讶得不知所措地说：“我要是你，马上就跑掉了：趁河水还没把你整个儿吞没。……只要你在这里一天，他们就忘不了这件丑事。”杜弟没有听加丽西亚的话，仍然到司令官邸去干活。那天没发生什么事情，他只觉得司令的敌意越来越厉害，无端地谩骂和脚踢，并用脚狠狠地踩他正在擦皮靴的左手。第三天早上，他正侍候司令早餐，警察局长长颈鸟和农艺师来找司令，诬告说杜弟的未婚妻兼姘妇偷了农艺师马尼奥的15万法郎逃跑了，于是逮捕了杜弟，并在途中毒打他。后来到他姐夫家里搜查，没有结果，就罚他服劳役往山上送水。由于他肋骨被打断支气管发炎而吐血，在医院诊治期间，受到白人和黑人医生的同情，但监狱长不甘心，要医生治好后送到他那里再惩罚他。后来查房护士同情他，送给他100法郎让他逃跑，不然落在监狱长的手里那就是死路一条。清晨3点钟，他趁卫兵睡熟的时候逃了出来。后来西属几内亚姆福拉村的人在边境线附近发现了他，但已奄奄一息。后来，喝了一点阿尔基酒，挣扎着说了他是从喀麦隆逃来的马卡人之后，就咽了气。

【作品鉴赏】斐迪南·奥约诺的创作主要是描写非洲人思想演变的题材，他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描写现实，反映人民群众对殖民者的仇恨和他们自主建设新生活的愿望。奥约诺夸张讽刺的笔触不仅指向历史注定灭亡的，下流、残忍和内心虚弱的殖民者，同时也指向了上了欧洲“主人”当的非洲人。他的长篇小说不论是《童仆的一生》，还是《老黑人和奖章》以及《欧洲的道路》都揭示了非洲人思想习惯“非殖民化的过程”，即他们的个人自尊和民族自觉感觉醒与认识非洲各国人民伟大历史命运的过程，都贯穿着一个思想，即非洲的殖民地依附地位之所以能够保持，不仅是由于“白人”的剥削和压迫，而且还应归咎于非洲下层人民的消极和惰性以及文化较高的“被同化的”非洲人背弃自己的人民。他的作品客观上反映了非洲各国人民在思想上摆脱殖民者给他们灌输的各种观念这一过程的复杂性和激烈程度。

《童仆的一生》是奥约诺所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在去法国留学之前曾给传教士做过家僮，正是这一段经历激发了他的灵感，使他在巴黎学习期间写出了这部作品。它是一部日记体小说。由于作家受到了欧洲古典作品的影响，所以他是借用欧洲文学传统中常有的以仆人的眼光看主人，来揭露主人的丑恶行径。奥约诺在这部作品中以他夸张讽刺的笔锋既揶揄了杜弟的天真也挖苦嘲讽了法国殖民者。杜弟是一个年幼无知的非洲青年，他乐天、随和、对生活充满热情，他天真、直率、对人抱有信任感，和其他非洲人佯装忠厚老实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他非洲人对白人佯装毕恭毕敬、百依百顺，可私下在自己人小圈子里却公开表示他们的不满和憎恨，杜弟却不是这样，他由于和邻居的孩子抢吃白人神甫抛掷的糖块惹起纠纷，受到父亲的责打而逃出家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受到了白人神甫吉尔贝的收容，吉尔贝神父又示以小恩小惠，这样就使他对吉尔贝神甫感恩戴德，看作是自己的恩人和亲人，在吉尔贝神甫因车祸死后，他又成为当地白人司令的仆人，他对当地白人中最高的官能录用他和信赖他，感到无比快乐和骄傲，甚至眼睛中都发出了异样的光彩。他自认为成为白人首领的仆人，就成了国王的一只狗，成了狗中之王，这是他受了神甫的种种说教、不自觉地接受了白人比黑人种族高等等荒谬观点变得麻木不仁的结果。但是后来在严酷的事实和血的教训面前，他终于醒悟了过来，挣脱了白人殖民者对他进行的种种愚昧教育和强套在他思想上的枷锁，看透了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殖民者侈谈的文明、信仰、友谊的本质，开始反抗和憎恨白人。但由于他思想上受白人神甫说教的毒害太深，仍然对白人抱有幻想，所以当黑人女仆加丽西亚劝告他逃跑时，他总认为自己没犯错误，他们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冤枉自己，因而最后被迫害至死。杜弟的故事真实地反映了非洲黑人精神觉醒的历程。

《童仆的一生》是一部非常成功的讽刺作品，作者虽然也写了杜弟不以作白人的小厮为耻，反而以“成为白人首领的仆人”为荣的奴隶心理，以及仗着白人神甫吉尔贝的势力，在领圣餐时借机摸漂亮的小姑娘的下巴的恶劣行径，但我们在字里行间仍然能觉察出作者对杜弟这种奴隶思想的谅解和惋惜之情。作者对白人殖民者的挖苦和讽刺和对杜弟的揶揄和嘲讽比较起来就尖锐得多了。作者描写白人司令在录用杜弟时的浑身打量和处处挑剔，说明白人司令在思想深处根本没把杜弟当人看，好像是挑着买牲口，只差搬开嘴看看牙口，说明他思想深处对黑人的蔑视和侮辱；作者还写到司令一不如意时就踩杜弟的手指头用以开心的残暴，难怪黑人暗中称白人司令为“扎伊尔的豹子”，这说明他脾气的暴躁和喜怒无常；作者还描写了白人司令夫人和白人监狱长之间几乎是公开的荒淫无耻和男盗女娼的行径，白人司令由于对自己老婆勾引男人的恶德败行无法可施，只好听信妻子的教唆，拿杜弟作替罪羊加以掩盖。由于作品一针见血地尖锐讽刺捅到了白人殖民者的要害之处，所以小说发表后，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却使法国反动当局大为光火，对奥约诺进行了非法的逮捕和审讯，而法国的反犹太主义分子和法西斯暴徒，也在法国政府的支持和警察的纵容下，对奥约诺进行了明目张胆的迫害，1959年5月中旬的一个夜晚，一伙手执法西斯组织反动标语的年轻人在巴黎圣日尔曼区的通衢大道上，对他横加凌辱和殴打，奥约诺被匪徒用刀子扎伤，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才痊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