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山上有数千悬棺，是为了让风为亡者送行

悬棺之谜

在福建武夷山，或是江西、浙江、台湾、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许多地区，都有一种悬棺葬的风俗。所谓悬棺，民俗学上归为崖葬(亦即风葬)的一种形式，是指把死者遗体或骨殖装殓棺材后置于悬崖上使之风化，或可用人工楔入木桩，或置放于天然岩缝、岩洞，或人工凿岩为穴插入棺材，总之都是将棺材“悬”起来，据考证，产生这些悬棺的时代从商周起经汉晋直到明清都有，基本上是我国古代南方民族中流行的一种葬俗。现在的悬棺命名始于南朝人顾野王，当时，他正游历于武夷山，见“半崖有悬棺数千”，因此命名。

一个山上就有数千的悬棺，而且是很多地方的风俗，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特的葬俗?

村民们在祭祀祖先槃瓠王

生活在福建的畲族中流传着一个悬棺葬由来的传说:上古时，畲族的始祖槃瓠王与高辛帝的三公主成亲，育有三男一女，全家迁居凤凰山狩猎务农。因槃瓠王是星宿降世，生不落地，死不落土，所以他去世后儿孙们就用车轮和绳索把棺木置于凤凰山悬崖峭壁的岩洞中。其后世代因袭，养成悬棺葬习俗。

僰人的传说则说:僰人受到病疫威胁时，得到祖先神母的告谕，要逃脱病疫的死亡威胁，只有实行岩葬。也就是说，他们很看重岩石对他们的保护作用。僰人崇拜石，葬灵柩于崖上，又希望石头能赐福给子嗣，所以，养成了这种葬俗。

陈明芳在《中国悬棺葬》里还列举了很多种说法，如唐人张 《朝野佥载》的记载说，古人的崖葬习俗，“弥高者以为至孝”，所以，丧家争相把棺材挂高。清人董天工《武夷山志》还记说，西王母曾宴请武夷山众乡亲，并称葬有悬棺的崖洞口附近架置棺材用的木条为“虹桥板”，而众乡亲就是从这些“虹桥板”上走过奔赴宴会的；还有的说法是，悬棺几乎都在临江面水的悬崖绝壁，因此他们都是“水行山处”的民族，所以，其葬具自然青睐船形棺和整木挖凿的独木舟式棺材，因此，这种葬俗当属原始宗教中在鬼魂崇拜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祖先崇拜。还有人认为，悬棺葬肯定是一种纪念仪式，估计是对史前原始民族岩居或穴居生活的模仿，此外，还有人认为悬棺的形成可能与战乱有关，等等。

东方死亡观

消逝的楼兰，据说他们的灭亡和他们奇特的葬俗有关

古代中国的墓葬除了悬棺，在新疆孔雀河附近3800年前的楼兰王国，“太阳墓葬”也至为神秘，该地的葬俗是用一组组的七层胡杨木桩围成的同心圆圈，木径粗达30余厘米，整座墓地远远望去，就如一轮镶嵌在戈壁荒原上古老而沧桑的太阳。古代楼兰人为什么要挖掘营建深达两米多的墓穴？为什么要做成如此的同心圆圈图案？墓主人为什么均为仰身直肢面向西方？甚至有人认为，为建造大规模的“太阳墓葬”必须要砍伐大量的林木，楼兰王国也就因此而毁了。

不论怎么说，死亡都是一件值得认真分析的大事。伏尔泰借与卢梭辩论笑说：中国在我们基督纪元之前两百年，就修筑了长城，但却没有挡住鞑靼人的入侵。中国长城常常是恐惧的纪念碑，埃及的金字塔是空虚和迷信的纪念碑，它们证明的是这个民族的极大耐力，而不是卓越才智。

这话说到了中国人内心的恐惧，是一种没有宗教支撑的本能的恐惧。还说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中国古代宗法制度肯定是人类历史上最高度发展的血缘组织—不但生者聚族而居，死者也要集中埋在一起，甚至是埋葬的位置也是取决于生前在全族里的辈分和等级高下。这种约定甚至可上溯到皇朝的庙寝制度，寝指皇帝的常住之所；庙又称室，专为供奉祖先灵魂，同时也用作祭祀、朝觐、聘、丧、射、献俘、赏赐、聚合四方诸侯等国之大事的场所。

中国的文明传统早在孔子时就确立了，这位圣人的名言说：“未知生，焉知死？”这个头就没开好，以至于中国人老觉得死亡很可怕，甚至于都不觉得其实死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死亡的担心。

相比之下，中国人对死亡的了解可以说极为有限，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要把死亡跟哲学问题连接在一起过。

死亡问题在很多时候就是哲学的一个原命题，自从苏格拉底以身求死，他的得意弟子柏拉图便“趁机”看到了哲学的最神圣使命—死亡的练习。死亡与哲学的西方式关系就此确立，自柏拉图以后，把自己哲学兴趣牢牢地固定在死亡问题上的哲人比比皆是：德谟克利特贡献的思想是“逃避死亡即追逐死亡”，伊壁鸠鲁表达的是“不畏死是防止被死亡偷袭”，蒙太涅则说“哲学就是思考和准备死亡”，到了康德，则是“自由人应自己选择去死”，这种被加工过的在中国式的教科书中被称为“主观能动性”的东西，在随后的黑格尔那里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他说：“死亡是个体的最高劳动!”最后还有两个“疯子”，老疯子叔本华说“死亡是哲学灵感的保护神”，死于20世纪最初一缕阳光中的大疯子尼采在迫不及待地把上帝消灭以后，极不情愿地说“平庸之死是对大地和人类的亵渎”。

死亡是哲学关注和疼痛的中心，哲学家们似乎都在致力于把庸众从死亡那里抢夺回来，但哲学毕竟不是给庸众准备的，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都致力于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但两人的学说却无意间又滑入劝死哲学，为的是劝人们“追求死亡”和“走向死亡”；伊壁鸠鲁则是为唤醒人们防范死亡恐惧对人生的偷袭，“既然正确地认识到死亡与我们无干，便使我们对人生有死这件事情愉快起来，这种认识并不是给人生增加无尽的时间，而是把我们从对于不死的渴望中解放出来”。德谟克利特的劝词是“愚蠢的人才怕死”，亚里士多德的“不怕死是一种勇气和美德”，康德说“紧张劳动延长生命”，罗素说“死亡的恐惧是一种奴役”，等等，都是叫人如何从必然会来的死亡那里抢夺回一点什么东西。

死亡问题还牵涉出一个智慧问题，这也是古希腊就完成的学说：所谓智慧，从哲学的纯粹意义上讲是指灵魂在没有重累与负轭的前提下的自然释放，简单地说，对一个问题的知与行越多，智慧就越少，所以，只有未成年人才更具有智慧，而成人所多的无非是学识与世故，缺少与丢失的正是智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谚语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鼓盆而歌

中国人以生为乐，又不想以死为苦，因此避而不谈，因而讲究善死，讲究葬礼，也正因为这一点，哲学停滞。然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本也有个好老师，那就是庄子。庄子的朋友来为他妻子吊丧时，庄子正蹲在地上敲着瓦盆唱歌。

庄子，他似乎总是那么逍遥，面对死亡，他坦然从容

后来，就轮到庄子自己快死了，弟子们聚在一起，要为老师商量个厚葬，本来就快要死了的庄子又吃力地睁开眼来说：我死之后，以天地作棺木，用日月为碧玉，星辰是珍珠，有万物陪葬着，还有什么企求呢？弟子们就说：我们怕老鹰来吃你的肉。庄子就笑着告别：地上会被老鹰吃，地下又有蚂蚁，你们把我从老鹰嘴里抢出来给蚂蚁吃，这不是太偏心了吗？

像庄子这样大彻大悟的人太少了，传说苏轼十七岁时读到天天醉酒的刘伶总是要让童子随身带一把锄头，以备哪一天他喝醉了在什么地方起不来，好就地把他埋了。苏轼大笑：人死何用着埋呢？可见魏晋的名士风度有多假啊！

人死当然要埋，苏轼大概不知人的尸体是顶顶肮脏的东西，所谓死后一个臭皮囊，污染还不少。估计木匠的祖师爷鲁班是知道这一点的，他曾制作了一种称为“机封”的装置，可以用机械的方法进行下葬，传说他打造棺材也是技艺高超，所谓高超，是指他给谁打棺材，就可以知道这人什么时候会死。这个独门技艺，在今天的部分棺材木工那里仍旧保留着—从棺材的榫口、从盖板时的顺利程度、从棺材井里的阴影，都能看到棺材主人的死期—很多人几乎都是按照木工的说法准备自己的死期的。只不过，在死之前，他们总是频繁地去围着自己的棺材转，哪里有一丝缝隙，哪里的油漆驳落了，要补一补，等等，那都是让他们咽不下最后一口气的大事。

大部分穷困的中国乡下人一生的最高目标，都是为了给自己打造一副上好的柏木棺材。那是他们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居所，甚至是他们一生享用过的最昂贵的东西。在乡下，至今也会有这样的闹剧，那就是人死了，娘舅家的人来，看到棺材不好，说什么也不准装殓入棺的。在他们的朴素而愚昧的认识中，死是他们最后一件大事，解决不好，下到阴间又得再苦一世。

柳州棺材，这口木头小棺材已经具有升官发财的吉祥意义了

当然，中国之大，风俗相异，有时让人瞠目结舌。在南方的许多地方，人们甚至时兴以棺材送礼，认为棺材，其实就是升“官”发“财”，送人是很吉祥的。中国文化的复杂乃至于相互矛盾的特征，在棺材上也是一个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