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院与胡同

大到北京城，小至一套住宅，都是一个四合院。这就是中国传统建筑最简约的特征。

四合院

四合院在中国的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最为常见，但以北京四合院最为有名，四合院也因此成为北京一个最知名的名片。那一个个精美繁复的匾额，游廊、屏风、漏窗、大花木门，无不透着木头亲切的人情味与人间烟火气息。

北京城的有些格局至今保持了元大都时期的传统，比如一些街道和建筑式样，四合院则是其最重要的遗留。四合院积淀了几百年来深厚的北京文化，从空中俯瞰北京城，那一片灰瓦的房屋围着一个四方的院子的所在几乎都是四合院，四合院和胡同长在一起，成为北京传统文化和民俗的代表，也可以视为北京文化一个不变的底色。

北京作为中国最近几百年来最重要的都城，四合院伴随着元代正式建都而出现，前后总有几百年的时光，它总在侧耳细听着从王朝的最中央传来的各种消息，它总是有条件最先靠近某种时尚和大事，对外地来说，它有资格贩卖一切，这种资格当然也包含了提供一切榜样。所以，它虽然只是居住建筑，但却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礼仪的载体。

它当然也同时负载着宗法制度，四合院的“四”字，意指东南西北四面；“合”是合围一处。也就是说，四合院是由四面的房屋或围墙圈成的一个院子。

四合院布局

根据建筑面积的大小以及方位、空间组合的不同，四合院又有大四合院、小四合院、三合院之分。许多王府和寺庙也是按照四合院的布局设计和建造的。四合院通常由正房、东西厢房和倒座房从四面将庭院围在中间，一大家子人在其中生活，却又严格遵照着传统，长幼有序，内外有别，各各都有自己比较隐密的庭院空间。

四合院渐渐成为了北方主要的民居形式。由于大的气候、建筑材料、文化传统以及向中央看齐的传统心态，这些四合院的形制基本一样，所不同只是各地的地方特色。如山西风格的乔家大四合院，黄土高原窑洞围合而成的院落，东北大院等。

四合院因为取意合围，所以，其封闭性和不对外人亲近就固定为它的天性。一般大门正对面有一照壁，挡住外来的视线，它基本上没有向外开的窗户。所以，关上大门成一统，那里边就是一个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小社会，过着小日子，与世无争地看花开花落。在一种有秩序的礼仪中，人似乎像是生长在木头包围之中的一件家具，有的人往一张雕花套漆的桌子旁一坐就是一天，面他们身下的太师椅可能是上几代的传家遗物了。

四合院是以一个家族的封闭形式跟社会发生交换的，又因为中国人内向的性格，诸如稳健、持重、忍耐、勤劳、安于现状，注重私德，自尊等等，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公共生活空间，这种没有多少对外交往的固定生活，只有使劲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在一家一族中去回旋，这也是千年的农耕文化决定了的基本生活形制，也因此繁衍出一套完备而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

林语堂说，中国人对公众生活、公共事务的冷漠与畏避，实际是高压统治下的一种犬儒状态。没有公共生活，所以对自身以外的一切不感兴趣，所以要“各人自扫门前雪”，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已是被规定的前定，所以人与人之间要过分地注重礼节和人情，因为没有人格独立和个体的自尊，人们之间很难有真正的心的交流，所以人情和礼才是最简单的“交换”原则，因为很不容易建立，所以人人都很看重，并把它作为对人群分类为远近亲疏的标准，慢慢的这就成了一个集群的性格特征。举例来说，对于中国人而言，一个问题即使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还必须同时衡之以人情。人情就是最大的礼，不了解这一点，就没法了解中国人重感情讲义气的偏执，也就没法理解他们的传统性格与现代契约社会规则种种不相适应的地方。一般来说，中国人宁愿采取反乎道理的任何行为，却不能容许任何不近人情的行为。这种情理的精神与普通感性的信仰在中国人的理想上树立了最重要的态度，其结果就是导向了著名的“中庸之道”。

从大的地势上讲，有条件的四合院最喜欢选择一面临海三面环山，这主要指的是安全感，也就是一种从家族引申而来的结构，在这个固定的结构里，人间秩序与清醒的世俗精神混杂，社会结构、伦理结构，各种思想观念、价值，人与环境上的血脉关系，繁复的礼仪、等级，等等，都被一点一滴地修造在了建筑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家族之间、个体之间，也像建筑一样有一种群体组合，循之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就是，人格的封闭与不健全。一般把中国知识分子分为依附人格、外圆内方、特立独行三类，而这最后常被人所称道的一种，往往都是以狷狂的变态方式来表现的。巢由洗耳，夷齐采薇，四皓弈棋，渊明归田，倪迂涤桐，都已是在传统的道德范畴里偏离得很远但却保留了真性情的个例。

同一屋檐下

理解西方文明有一个词很关键，那就是征服。同样，理解中国人，也有一个词，那就是礼，中国人在很多事情上都遵循这种约定。就仿佛这些东西就像一件件家具，形制格局，大小规格，各有定制，而所有人都生活在这种种规矩框架之下。这并非是故意放大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实际上，除了因为各自的文化传统赋予各自不同的思维习惯，从来就不存在真正的思维方式的差异，这种被夸大的差异实际上是许多人用来偷懒或掩盖一些问题实质的工具。

所以，礼更像是一种方法，而不是思维方式。一般来说，没见过世面的人喜欢带着放大镜看外边的一切，这放大镜一般是用来发现别人的短处，以证明自己的高明。一旦真的发现了别人的高明时，就又只剩下“爱国的合群的自大”（鲁迅语），这是不好的一面，当然，中国人的礼法和人情一直也是推己及人的，比如，对外国人，中国人总想着对他们好一点，还可以再好一点，好得别人都有点受不了了。而这正是许多西方人，特别是过气的落魄的西方人喜欢滞留中国的原因。表现在学术上，对稍有点名气的西方人，在什么地方，说过哪句话又特别是针对中国人说了什么，他们都当神灵一样供着，而要是那人同时也说过不好的话，他们就好像从没听见过似的。他们都希望世界跟他们理想中的一样美好，以为世界就是一个和四合院差不多的地方，这可以叫作单纯，当然，也可以叫掩耳盗铃。在一个虚高的道德标准上把所有人拉得一般齐，直到每一个人都实在忍不住又显出了人性的阴暗面，这一点上中国人很不善于反思自己。

中国人都喜欢室内生活，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满世界乱串，说起来原因很多，“父母在不远游”是一种，“随处心安即是净土”也是一种，还有就是即使不懂也不吝多说的“天人合一”。当然，更重要的，是一开始就固定下来的家、家族的生活，以及总可以找到的向内心退守的艺术，比如书法、诗歌绘画之类。

木头房子或是四合院谦虚地恭立着，它不争，也没有侵略性，它力求的总是跟自然达成一道神秘的默契，所以，它的最大成功就固定在此尘此世的生活能达到和谐而快乐的程度，并且不要有任何变化，这种一直平静的生活就成了幸福的一个常数。不错，大部分时候，中国人都是这样理解他们平凡的幸福的，现在所需要改变的也无非是如何避免退化。

西方人较长于进取与工作而拙于享受，而中国人在四合院居住，在一家一户的天地里，在小家的哪怕每一个细部的布置与美化上，都十分善于分配或是享受有限的物质带来的尘俗享乐，他们没有宗教，因为这种土壤不能为宗教存在。在世界上，只有中国人会画一幅孤零零的嶙峋而残瘦的怪石图，留存着自然形态的粗朴的韵律，而那在中国人看来已美到极致，美到无言。也因为室内生活的养成，中国人的心是一直跟蚱蜢的前爪或是蜈蚣的脚、蜻蜓的翅膀，或是一棵草尖一起生长的。所以，那一定是极端精细的，几可以从一颗小小的沙砾或石卵上探索美的本质，他们也一直是这样探寻—总是兴奋地从这个悲惨的世界上摄取最后一分的快乐—哪怕战争来临，他们仍可以入迷地看着一头猫儿慢慢地靠近一只老鼠。

这种向内心退守的生活无疑是最安全的，因为它随时都可以产生愉悦，它的产生几乎不需要任何条件。所以，慢慢地，它就成了中国人，特别是士大夫和文人最重要的内心生活。他们是如此迷恋这种生活，以至于他们反复地在诗歌和绘画乃至书法中去表现，几乎就是一种炫耀了。王安忆曾说到上海的豫园：“却是供人欣赏精微、欣赏小的妙处，针眼里有洞天。山重水复，作着障眼法，乱石堆砌，以作高楼入云，迷径交错，好似山高路远。它是炫耀机巧和聪敏的。”也是指的这个意思。

在室内生活中，是没有机会讲究人的个性或是现代意义上的主体自觉的，人都已礼仪化或是内心生活化了，甚至，能够不动的时候最好坐着，所以，足的用处越来越退化，它的被缠裹也就是逃不离的命运了。林语堂说：“中国女人之毛孔较欧洲女人为细，故其皮膏纹理较为柔而美，而肌肉因亦较为软弱，实为缠足制度所培育而成之结果。此缠足制度表现另一种女性美，鉴于此种实效，广东新丰之养鸡家，将雏鸡自幼禁闭以暗栏中，使一无盘旋之余地，因是新丰鸡以肥嫩驰名，其味殊美。”

这一段话还可以与更多的室内生活联系起来看，比如蓄妾制度，或是与这个制度相关的善嫉的心理。总之，人体，特别是妇女的身体，一开始就不是像古希腊一样是得到尊崇的，它只能是渐渐被传统礼仪所规整或是“修剪”。她们的衣服，也包括男人的，都不是用来表现人体之轮廓，更遑论人体美，那无疑是最合符道德教化的尺寸。

一个大家之内，一旦有许多姨太太什么的，总是少不得有许多冲突，这也是中国人需要面对的一个日常麻烦，所谓没事找事，无事生非，当然，相应地，一般也就有个类似《红楼梦》中的贾母，什么厉害的角儿都得在她的管辖之下，所有人都向她磕头。因为她有这个权威，所以，所有的在宅院里的媳妇一开始虽然少不了要受很多闲气，但她们都是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总有一天“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那就算得着个出头之日了。

家族是这样循环，皇帝的家天下也就这样循环。李四光《中国周期性的内部冲突》说：中国历史的发展不长不短以八百年为一个周期，每一个周期都从短命而军事上十分强大的王朝开始，它把中国在经过数百年的内部纷争后重新统一起来，尔后是五百年和平，中国一次改朝换代，接着是一系列战乱，最后，首都从北方迁移南方。

宗法与家族制度

四合院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住在里边的人不怎么互相走动，但四合院凑在一起就成了胡同，胡同俨然就是一个基层的“社会”，是由四合院中走出来的人可以稍微得到某种活动的公共地带，也是保护人的“社会性”的最重要场所。但一切从四合院里都已经决定了，人们即使在一个相对公共的地带也不可能有多少“交换”，因为四合院才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所在，不论在外边谈论什么，回去以后还是老样子，因为一直是老样子，也就不可能在外边谈论到什么。

北京的胡同

从本质上讲，胡同文化的封闭性不过是四合院的延伸。那里同样也没有个性的生存空间，有的只是一个合符礼仪和等级、规矩等等的标准，一切都必须是削足适履地服从这个大的原则，所以，那礼节刚开始还是真的，后来在很多人那里也还是真的，但在一部分人身上就慢慢地走样成了一种固定的程式，一种必须完成的套路，虚假也就是这么一步步侵入胡同人们的性格。萨特的说法是：“个人要努力做到与众相异，远离俗众，时时处处表现出自己的独一无二性，这样才无损于自我价值，否则，如果把个人沉没在集体和群众之中，消极无为，糊涂地混日子，那就太失去了个性，失去了自我，丧失了作人的价值。”也许在国外是这样的，但在传统的中国不是，即使在今日也不是普遍理解一种个性的生活到底有多么重要。鲁迅说：“中国人向来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便是文化竞争失败后，不能再振拔改进之因，前者是独异，对庸众宣战，后者是庸众对少数天才的宣战。”个性总是只能从新的“文化竞争”得到的现代体制中去一点一点地生长。

胡同里的人都是自动分群体的，这个群体当然是有亲疏远近的，只在胡同周围徘徊的话，那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主要包括血缘人际，胡同人际，血缘对应于宗法制，胡同这种最小社会人际则对应于“耻感取向”、强调权威。仔细一分析，这种上下纵横的封建宗法关系正是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使人们不能团结起来抵抗外辱。最简单的例子，你家的院墙比我高了几分，或是门楼阔气了不少，都是让邻居时时挂念，到一定时候就得攀比着改过来的。

庸众多了无是非。读中国历史也会有相应的结论，还是鲁迅说得好：“某些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年代短一点，差不多就没有好人，为何？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

这种农耕宗法社会的关系到今天已经部分松动，但是，它还在许多领域发生着持续的作用，比如官场的裙带关系、送礼问题，各类人情问题等。

宗法制度常常是和家族制度连在一起的，两者合围一处，围歼了作为死敌的个人主义。因为这种制度不鼓励产生单个的人，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集体，哪怕是一个影子式的人物，他们也才能安下心来。这当然是长期的专制制度的功劳，天下都是皇帝的私产，人都有很多等级，单个人也不需要发表什么意见，当然也不用担心有了事没个人出头，在很长的时间内，中国民间都有自己的祠堂，或者还有什么专门议事或断事的茶铺，还有祠堂，族里的每一个人死后，都要在祠堂停留，这也是宗法制度在精神方面的要求。

宗法制度始自乡村，向上也一样，一级一级的到了皇帝那儿，仍然严格遵循着这个最简单的血缘关系，一种制度，从乡村到朝廷，几乎都半点不走样，这种群众基础就断不是几日之功可以改变的。祠堂一般都修得豪华气派，跟村里土生土长的别的建筑一道，构成了中国乡村式的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民居、书院、戏台、坟墓、寺庙等连成一片，怎么分也分不开。在以个人-家庭-宗族所组成的传统群体结构的社会之中，建筑无疑可以看作是有力地支撑起这一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群体结构的保护伞。胡同、四合院正是这种文化的典型特征，成年却仍居留于屋，数世同堂，这既是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之处，也是中国人所信奉和遵从的最大幸福。

由于被一个严格的制度所管理，一切都有依据，这就首先要以牺牲人的主体性为代价的，消除了人的主体，所有的人就都是一个人，都是好人，都是“我们”中的一员，而再也看不到“我”，因为无我，所以耳光打在脸上也仿佛没有打，或是还要高声叫道“打得好”，或者还要帮着数数，这样培养起来的人当然都很好，“人人皆可为尧舜”，所以都能忍，而胡同文化的精义正是忍。

中国人绝不以忍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而世世代代羡慕张公艺之福。因为社会是建立在这样的传统道德基础上，所以，其国民性的改变就一定是个长期的过程。说到国民性，鲁迅曾沉痛地说：“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中国人里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讹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

国民的劣根性很多，气死一个鲁迅还不够，假如要继续生气，那一定还会没完没了，可是，这一切倒真不用怎么去担心，因为，只要或只有放在现代契约社会的规则法度的平台上，这一切才真的有可能改变—而不是希望通过拆除几条破旧的老胡同来实现。

退化的个体

刚说到的挨打还要“配合”着说“打得好”，这可真是中国道统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独学生在私塾这样，乡下人被捉到县衙门里，也最好是自己把屁股亮出来，打完屁股之后，还要叩一个响头大声道：谢大老爷。

县太爷的大堂

惊堂木、甘蔗棍、板子、黄荆条，都是“棍棒底下出好人”教育方式的用具。但让外国人不可理解的是，在这样的棍棒之下出来的人，未必每人心里都有一本“变天账”，很多人是心甘情愿地认罚。这就又回到刚讲过的那个消除人的主体自觉的话题。惟其消除了人的主体尊严与自觉，所以才会适应并遵奉这种极度侮辱人格的惩罚。不但要真心拥护，还有走得更远的：一日，寒山谓拾得曰：今有人侮我，辱我，慢我，冷笑我，藐视目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诈谲欺我，则奈何？拾得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作哑，默然置他，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

这绝不是笑话，这种忍字诀是很受人尊敬的涵养功夫。从家族制出发，制度化为宗法社会规则，再经由传统道德和封建礼仪包裹，中国人的性格只能走向类似中庸这样的逃避路线，林语堂对此总结说：人生和人类天性的圆熟的领悟，常为中国德性的理想，而从这个领悟，又抽绎出其他美质，如和平、知足、镇静、忍耐这四种美质，即所以显明中国人德性之特征。中国的民族德性，可以举出如下种种特征：一、稳健，二、淳朴，三、爱好自然，四、忍耐，五、无可无不可，六、老猾俏皮，七、生殖力高，八、勤勉，九、俭约，十、爱好家庭生活，十一、和平，十二、知足，十三、幽默，十四、保守，十五、好色。

这些特性有些就已很“复杂”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在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之间从来没有一个中间地带，而这家庭生活也多是规矩多多，束缚重重，人毕竟是社会性和个体性的结合，束缚既多而久，人性的有些东西就失控了，性格上的囫囵和多重性都跑出来了，因为这些出路是受到鼓励的，不这样的话，对单个的人来说就是更危险的一件事。举一个例子，汉代公孙弘穿布衣，盖破棉被，人都以为他多清贫，不料终有人发现秘密，原来他里边着貂皮，吃大餐。一般情况下，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多愁善感的，但这种在艺术上特别珍贵的敏感却常常用的不是地方，比如他们喜欢被人感动，也喜欢感动别人。与此相适应的还有，他们还习惯于不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好幻想，等等，都充分显示出人格的幼稚和极度变异。哥雷菲士?泰勒（Griffith Tayler）曾把中国列入人类进化之最幼层，海夫洛克?爱丽丝(Haerlock Ellis)也说这个民族的特性近于婴孩，原因是这里的人们还保存由儿童淳朴天性所发生的柔顺，融和，而近于原始人的本质，尚未达到特性的发展期。

中国人以木头为最基本原料开始搭建房屋，中华民族注定了就一直会以群体本位文化特征而著称于世，他们延续并发展了以外势中心和相互支持依靠为特征的民族类群文化，它有别于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和自我依靠为核心的特征，这恐怕也可以看作是当世界其它同样悠久的古老文明全都在近代工业文明还未到来之前就已消亡，而中国古老文明却能延续至今，并且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反而可能焕发新的活力的主要原因。以一个传统四合院里人的一生为例，从小落生在这么一个四周环合的环境里，他跟着阶前的香椿或竹林一同长大，再跟着房间梁柱或门楣上的雕漆一同斑驳，死时就停驻于大堂，顺便留一个牌位，再到祠堂墓地安歇。一代一代，循环更替，时间埋葬着一切，但又不断地诞生出看得见的希望。

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就是天下皆知的“愚民”政策，中国人的柔顺好像是因为他们都知道历史周期律，所以都用曲解来的老子“无为”那一套忍受着—中国人领受痛苦的忍耐力之强大，大概是天下仅有。

在这种密不透风的专制帷幕之下，一个健康的心灵，在找不到健康的出路的情况下，只有寻求着拐弯抹角的逃跑，比如“逃禅”，比如在庄子所谓“同物齐，齐生死，乘物以游心”的修炼中保持着一点孤傲与狷狂的真性情，好在这种文明总是足够强大，总是能等到一点点火星慢慢烧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