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侯美好如妇人，五世相韩韩入秦。
倾家为主合壮士，博浪沙中击秦帝。
脱身下邳世不知，举世大索何能为？
素书一卷天与之，谷城黄石非吾师。
固陵解鞍聊出口，捕取项羽如婴儿。
从来四皓招不得，为我立弃商山芝。
洛阳贾谊才能薄，扰扰空令绛灌疑。
---王安石

王安石有不少咏史的佳作，写得情文相生，饶有新意，往往能摆脱传统的陈腐之见，大胆地评价古人，发前人所未发。这类作品直抵一篇史论，与他散文中一些读史的文章如《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等堪称异曲同工，这正是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典型。这首《张良》即是其中一例，读来耳目一新，发人深省。

开头两句用欲扬先抑的手法，留侯美好如妇人，虽是出于《史记留侯世家》中太史公所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然王安石特举出此点以为起调，分明是要与后面所说的张良之奇功构成对照。五世相韩韩入秦句更明显地带有反衬的意味。张良的祖父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亲相釐王、悼惠王，故说五世相韩，然韩入秦三字将韩国为秦并吞，张良失去了贵胄公子的地位等家国之痛、身世之感都包括入内，于是引出下文博浪椎击的描写。

史载秦灭韩后，张良年尚少，然弟死不葬，为报韩仇，悉以家财求刺客，后东见沧海君，得力士，埋伏于博浪沙中(在今河南原阳县境内)以椎击秦始皇，误中副车，始皇大怒，下令大索天下，于是张良变更姓名，亡匿下邳。倾家四句就写了张良的这段经历，但并不是平铺直叙，而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这里不仅对张良的忠于韩国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且提到不可一世的秦始皇对于张良也无能为力，从而赞扬了他的勇敢与机智。

素书两句写张良在圯(桥名，一说是水名)上遇黄石公事，这个故事史书中记载得有声有色。《史记留侯世家》上说： 张良在圯上遇一老翁，翁命良为他拾取堕履，良长跪而进，遂相约五日后相见，届时良往，翁已先至，斥之而去，复约五日后相见，如此者再，至第三次，翁授良《太公兵法》一卷，曰：读是则可为王者师，后十三年，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这个故事颇有传奇色彩，因而引起了后人的怀疑，司马迁在《留侯世家》后说：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王安石在此则彻底否定了这种说法，以为张良之深通兵书乃得自天赐而非传自黄石公，言外之意是说张良的奇才异智为其天赋而并非仰仗黄石公的指点。这正是王安石论史的特识处。

固陵两句是述张良在楚汉之争中所立下的奇功。据《史记项羽本纪》载： 汉高祖五年(前202)，刘邦追项王至阳夏(今河南太康)南，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约定共击楚军，而信、越兵不至，楚击汉军，刘邦退守固陵，形势万分危急，遂用张良计，许韩信、彭越封地，信、越遂出兵，大败楚军。解鞍聊出口是形容张良从容不迫而出奇制胜；捕取项羽如婴儿是用夸张的手法，将项羽这个叱咤风云的人物比作小儿，表现了诗人对张良的极度推崇。

从来两句便转入了汉朝一统后张良所表现的非凡才智。汉高祖晚年欲废太子，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吕后甚恐，求教于张良，良令太子召商山四皓入辅，四皓指隐居商山的四位须眉皆白的老人，高祖曾召而不应。一日，四皓侍太子见高祖，高祖曰羽翼成矣，遂辍废太子议。这两句即咏此事。据史载，四皓之来是吕后令吕泽使人奉太子书，卑辞厚礼，迎此四人，而王安石说为我立弃商山芝，显然是为突出张良而作的想象之词。

咏史至此，似已将张良一生的功业说尽，然结句忽宕开一笔，去写贾谊之事。洛阳人贾谊深得汉文帝赏识，为太中大夫，数上疏陈政事、言时弊，文帝欲以谊任公卿之位，为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等人所忌，乃遭诋毁，出为长沙王太傅，迁梁怀王太傅而卒，时年仅三十三岁。

历代史家都以贾谊为年少才高，然王安石却说他才能薄，分明是用此来作一反衬，烘托出张良的才智绝伦。然细析其中之意，也不是泛泛之言，张良功成名就后遂弃世学仙，欲从赤松子游，而正是这种视富贵如浮云的态度，使他成为汉高祖功臣中很少几个不受怀疑而得善终的人物。就这一点而言，他比知进而不知退的贾谊要高明得多。王安石另有《贾生》诗一首，就指出了贾谊缺乏高蹈出世的旷达胸怀。可知这二句诗虽写贾谊，其实未尝离开张良，而且正是顺次写来，由功成写到身退，全诗便神完气足。

咏史之作贵在能有高度概括史实和捕捉典型事件的本领。王安石这里选取了张良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用极精炼的语言写出，如在灭秦和楚汉之争中，张良屡建奇功。然此诗中仅取了固陵议封韩、彭之事，正因为这一战至关重要，直接引出了垓下之战，为汉高祖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又如写招四皓事，略去种种细节，只写四皓之初征不至而用良计得招至，抓住了要害，突出了张良的作用。

咏史之作往往融入诗人自己的感情和见解，表现了诗人对历史的重新理解和评判，此诗也不例外。诗人写出了自己的体会和见解，不受史书的拘限，如素书一卷天与之，谷城黄石非吾师一句就是对史书记载的否定，写固陵出奇谋而说解鞍聊出口，述太子招商山四皓则云为我立弃商山芝，都是凭着想象，用夸张笔墨写出。唯其如此，这篇诗作的意义就超过了一般史实的复述。诗中分明寓有在当日纷扰的政治斗争中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结合王安石在推行变法中屡遭毁谤，最后终于辞官归隐的经历，则诗中对贾谊才薄的叹息与对张良高蹈出世的颂扬，正表达了他自己的深切感慨与立身大节，把咏史和抒怀巧妙结合。

至于此诗的音调高朗，语言畅达，起承绾合妥帖有序，都很明显，毋庸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