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说：西方人的处世态度就是奋力争取所要求的东西，设法满足自己的要求，改造客观环境的解决人生问题，由此产生了西方的民主与科学。

民主与科学是跟人的发现与树立有密切关系的。文艺复兴的重要贡献就是发现了人。但在中国文化中，人更是被提为与天地相并列的高度，为何个性上反而受到多方压制？

禅宗六祖慧能，一个扫地的小仆领悟了佛法中的大智慧

不论是道教，还是儒教或佛教，在这一点上都没有统一的认识，它们都只注重在“心”这一点上做文章，这个“心”，也是被提前规定好的，有人说“我心即悟”，又有人说“心”里把“我”忘了，才是真正的“放心”，才可能开悟。 新儒家曾有过一个《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之第一点，我们认为是‘当下即是’之精神，与‘一切放下’之襟抱。中国文化以心性为一切价值之根源，故人对此新兴有一念之自觉，则人生价值、宇宙价值、皆全部呈现，圆满俱足。人之生命，即当下安顿于此一念之中，此即所谓‘无待他求，当下即是’之人生境界。”这段话的中心在“归心”，基本也就是张载讲过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立心”乃是人的最高追求。心的最高境界就这样上天入地，穿行于宇宙 无际，无所不达，可这真的对普通人有什么实际用处呢？也许，就因为这些东西都太“好”了，跟人的本性、本心有碍，根本达不到，但达不到也要把这当成一个目标，虚高的道德标准下就只能是就着人性的下落。

木雕佛像

人人都想成好人，人人都想修炼到此心无碍，荀子的性恶说不但没有引起人的警觉，反而增添了人更要努力去实践修行的决心。佛教刚传到中国，就找到了如何使人信奉的法门，“众生皆有佛性”，只是修行难，不是说成佛都很困难吗？到南北朝时，道安法师就说：任何人都可以成佛。中国佛教就这样拯救了自己，得救的力量在于自己德性的修养，只要掌握住德行的修养，总可以等到成佛，不管是在今世，还是来生。 因为人人都可以成佛，所以，信佛的人越来越多，这对社会当然是一个极大的融合，对人当然也有很大的好处，毕竟，信佛，其实到最后也就是信自己的心，信自己的原力，因为那个一般人根本来不及认识的“心”，因为能跟传统文化中最大的“心”相接续，中国佛教，乃至一部分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就这样养成了。

理解了这个很厉害的“心”，就理解了很大一部分中国文化，这个心可不只是个简单工具，它更是方法论，只要掌握了它，就能旁骛其他，就能进出自如，就能“一心开二门”，甚至三门四门。

佛教的顿悟或是渐悟，都讲的是心，儒家的克己复礼，道家的谈无心及心斋，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心能安宁下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主体是心，大概也不为过。

王守仁（王阳明），明代的文武奇才，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的真三不朽

王阳明格竹，格物致知的理学并未帮他大彻大悟，反是一夜间的顿悟让他成为了一代宗师

明朝时的哲学家王守仁早年热诚信奉程、朱，为了实行朱熹的教导，有一次，他下决心要穷一下竹子的理，于是，专心致志地“格”了七天七夜，只想着竹子，想竹子的一切，可结果什么也没有渐悟出来，人也累病了。但他从来也没真正放弃这种心灵生活，后来在被贬谪到西南的山区，有一夜他终于大悟，也就是顿悟到了《大学》的中心思想，于是，他根据这种领会重新解释了这部经典，他也因此成为“心学”的一大宗师。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开始兴盛，道教也发展很大。佛寺和道观纷纷出现。佛教徒还有“舍宅为寺”之风，贵族官僚也把自己的住宅捐献出来作为佛寺。不仅在城市和城郭如此，更多的是在山清水秀的形胜之地，构筑精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