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一、关于鹳雀楼址

　　关于鹳雀楼址及其得名之由，今天的一些注家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鹳雀楼“故址在山西永济县西南城上” ——郑盂彤《唐宋诗词赏析》第9页

　　“在蒲州（山西永济县）西南城上，楼有三层，因常有鹳雀栖其上，故名，后被水冲垮”——张燕瑾《唐诗选析》第33页

    “蒲州即今山西永济县城”——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课本注释

    “蒲州是现在山西运城县”——李之光《古代诗歌选》52页

     “鹳雀楼有三层，矗立于城角之上，因其高，鹳鸟时集其上，故名鹳雀楼”——《教学参考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

　　从以上注释，我们会得出这祥一个印象：鹳雀楼在蒲州城上，后被水冲垮，因楼很高时有鹳鸟集聚故得其名。蒲州即今山西永济县或运城县县城。

　　其实，这些注都是不太确的。根据山西运城行署教育局同志提供的资料以及我们的考辨，鹳雀楼址及得名之由并不如上面所述的那样。

　　第一，鹤雀楼址并不在蒲州城上，而是在城外黄河河道中的高坡上。对此，《永济县志》有明确的记载：“鹳雀楼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鹳鸟栖其上，遂得名”。《蒲州府志》则记得更详：鹳雀楼“旧址在城西河州渚上。”据山西运城行署教育局同志所提供的资料说：“鹳雀楼在蒲州城外黄河中的高丘上，而不是‘在城上’，由于黄河河床自然改动的历史原因，这座楼现在已找不着痕迹，但蒲州旧城的轮廓仍有残存”[1]。

　　这两则记载都证明鹳雀楼并不在蒲州城上（当然也谈不上是城西南的角楼），而是在城外西边黄河州渚的高坡上。既然实际情况是如此，那末一些注家为什么会认为楼在城上呢？

　　这可能与对《清·一统志》中有关记载的误解有关。《一统志》在“山西蒲州府”条下记云：“鹳雀楼在府城西南城上。《旧志》：旧楼在郡城西南，黄河中高阜处，时有鹤鹊栖其上，遂名。后为河流冲没，即城角楼为匾以存其迹”。这段话本意是说：鹳雀楼址原在黄河中高阜处，因被河流冲没，就把鹳雀楼匾挂到蒲州城西南的角楼上，权以这个角楼作为鹳雀楼的替身。有些同志可能误将这段记载的首句“鹳雀楼在府城西南城上”当成历史上的鹳雀楼址了。

　　第二，把蒲州说成是今日的永济县或运城县，也是不确的，由此推导出的鹳雀楼在永济县城上或运城县城上则更为不妥。据史料所载，蒲州是北周明帝二年（公元五五八年）置州，唐开元年间曾升为河中府，辖永济、河津、临猗、闻喜、万荣等县以及运城西南部分地区，明初复为蒲州，清雍正年间又升为府。它的州治所在地蒲坂，解放后曾一度属运城县，后又划归永济县，现是永济县属下的一个乡，名字仍叫蒲州，距永济县城约十二公里左右，据运城行署教育局的同志说，蒲州旧城的轮廓仍有残存。由此可知，蒲州只是今永济县的一部分，只能说“属”或“在”今永济县，而不能说“即”或“是”今山西省永济县。当然更不能说鹳雀楼在今山西省运城县或永济县城，因这与史实的距离更远。

　　第三，由上可知，鹳雀集其上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城高而是由于近水的缘故。鹳鸟是我国北方一种常见的水鸟，形似鹤，常在水边活动，主食鱼、蛙、蛇之类水族，晚上栖息于水边的高枝上。这样，建于洲渚高阜处的塔楼自然也就成为鹳鸟的聚居之所，此楼也就因此而得名鹳鸟楼。

　　同样地，也正因为此楼在河心，才会由于洪水暴涨或河流决口、改道等原因把它冲没。假如此楼果真在城内角楼上，“为河流所没”就很费解了。

　　一座高达三层的楼台建筑在唐代是颇为壮观的。更何况它是建于黄河中的高阜之上，下临州渚、前瞻中条。所以从盛唐时起，这里就成了文人雅集的胜地。从现存的李翰《河中鹳雀楼集序》来看[2]，至少在中唐时代，文人们关于鹤雀楼的题咏就已汇编成集了。

二、关于诗的作者

　　关于此诗的作者，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说是盛唐处士朱斌作。唐人芮挺长选的《国秀集》即采此说。

　　另一说是唐王之涣作。近代的一些唐诗选本如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冯沅君《中国历代诗歌选》及中学语文课本皆持此说。

　　第三种是把上述两种说法兼顾起来，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唐诗选》，题下标为王之涣，但在注中点明“一作朱斌诗”；清代编的《全唐诗》则干脆在王之涣和朱斌名下都收了《登鹳雀楼》一诗。

　　第四种是两个作者都提及但也表明自己的倾向性。如刘永济的“唐人绝句精华》：“此诗赵凡夫以为朱斌所作，古今传诵皆日王之涣作，沈括之言，尤为明证，今仍归之王之涣”。

　　鹳雀楼一诗的作者，我认为是朱斌的可能性较大。即使不是朱斌，也是当时的一位不知名诗人王文奂，而不可能是王之涣。其理由如下：

　　第一，最早的一本唐诗选集——唐太学生芮挺章选的《国秀集》中即把这首题为《登楼》的诗放在盛唐处士朱斌的名下。《国秀集》成书于天宝三年，比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还早八年，共收了从开元元年到天宝三年这三十一年间盛唐优秀诗人的220篇诗作。[3]而据靳能所作的《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太原王府君墓志铭并序》，王之涣“以天宝元年二月二十四日遘疾，终于官舍，春秋五十有五”[4]。由此看来，《国秀集》成书年代距王之涣去世的年代只后两年，况王之涣又是当时一个著名诗人“歌从军，吟出塞，嗷兮极关山明月之思，萧兮得易水寒风之声，传乎乐章，布在人口”[5]。如果《登楼》一诗果真为王之涣所作，按说是不可髓错为朱斌的。再说《国秀集》中还收录了王之涣的三首诗（凉州词二首，宴诗一首，见《国秀集》下卷），连《宴诗》这样平庸之作都收录，唯独不收他的名作，这似是不可能的。

　　第二，最早把《登鹳雀楼》收在王之涣名下的是李晡等人编纂的《文苑英华》。《文苑英华》成于宋初，是宋四大类书之一，由于出于众人之手，又加上成书仓猝，卷帙浩繁，所以舛误甚多。南宋彭淑夏的《文苑英华辨证》、清劳格的《辨证拾遗》都是在做此书的辨伪勘误工作。当然，我们不能因《文苑英华》中有舛误，就据此指实收入此集的《登鹳雀楼》一诗的作者有误，要证实是朱斌所作，还得更多的搜求旁证。但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与《文苑英华》同时代的几部著作中凡提到《登鹳雀楼》一诗的作者，都不是王之涣而是王文奂，这就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文苑英华》中《登鹳雀楼》一诗的作者是否误记。如沈括《梦溪笔谈》中提到在鹳雀楼题咏的诸位作者，其中有王文奂而无王之焕：“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文奂、畅诸三篇能状其景。李益诗曰‘鹳雀楼西百尺墙，汀洲云树共茫茫。汉家箫鼓随流水，魏国山河半夕阳。事去千年犹恨速，愁来一日即知长。风烟并在思归处，远目非春亦自伤’；王文奂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畅当诗曰‘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

　　北宋彭乘的《墨客挥麈》卷二和北宋阮阅的《诗话总龟》也均将《登鹳雀楼》 作者记为王文奂，与《梦溪笔谈》所载相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司马光的《司马温公诗话》中关于《登鹳雀楼》一诗的记载：“唐之中叶，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者甚众。如河中府鹳雀楼有王之奂、畅诸二诗。畅诗曰：‘迥临飞鸟上，高出世尘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王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二人皆当时贤士所不数，如后人擅诗名者岂能及之哉。”诗话中说得很明确：《登鹳雀楼》一诗的作者是王文奂，而且是个“当时贤士所不数”的无名之辈，以至“其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这与“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名声很大的王之涣恐非一人。倘认为非王之涣这类名家高手写不出此诗那就错了，因唐代是个诗歌大普及的时代，贩夫、戍卒、倡优、乐工都能突发出一两首传之后世、经久不衰的佳作，这样的事例在唐诗中是不胜枚举的，如葛雅儿的《怀良人》，无名氏的《水调歌》皆“传乎乐章，布在人口”。前者是位默默无闻的家庭妇女，后者连姓名也未留下。就连黄巢这样的落第秀才也能写出《咏菊》这样流传百世的反诗。

　　第三，永济县现存的“鹳雀楼石刻”中《登鹳雀楼》一诗的作者亦是王文奂。有人解释为王文奂的“文”字是“之”宇的书写之误，“奂”是“涣”的简写，这恐怕过于牵强。由此看来，《文苑英华》中所云的“王之涣”可能是舛错了。

　　综上所述：《登鹳雀楼》诗的作者，最早的说法是盛唐处士朱斌，到北宋以后渐改为他人，但大多数诗话和唐诗总集、选集都记为王文奂，只有少数选家认为是笔误而改为王之涣。因此我认为如果要说是朱斌所作是有道理的，但此说只有孤证，如要服人，还得另寻证据。但我们可以说：即使不是朱斌所作，也应写成王文奂所作，而绝不可能是王之涣。

三、关于诗意的诠释

　　一、诗的一、二两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有的注家认为“山”指的是中条山，黄河的流向则是自西向东，如李之光《古代诗歌选》将这两句解说为“诗人站在鹳雀楼上，朝西望去，一轮红日慢慢沿着中条山落了下去；向东望去，奔腾的黄河正向大海奔流而去”。张燕瑾先生的《唐诗选析》也是这样解说的：“白日依山尽，是写夕阳西坠，贴近了连绵的中条山，这是诗人亲眼所见，是写实”；“黄河入海流是写眼底是一泻千里的黄河，它奔涌流转一直向东，汇注到浩瀚无涯的大海，这里还包含了诗人的想象。”

　　这两种解说都由于地形不明造成对诗意的误解。

　　鹳雀楼的地理位置是：它的东北是蒲州城，东南是长约一百六十多公里的中条山，奔腾的黄河则从楼的西侧滚滚而过，流向则是由北向南，直到风陵渡才折向东。隔河相望，西面是八百里秦川，西南则是连绵不断的秦岭横亘在天地之间。由此可见，夕阳是无法落入位于东南的中条山中的，而且河水也不是向东，而是向南流去。有的选本也注意到了中条山的位置，但又无法搞清“依山尽”的山究竟何山，所以在注中干脆就不作确指。如郑孟彤先生的《唐宋诗词赏析》中就笼统解为“一轮白日正在西山头上慢慢地下沉着”。但也有的注家既明白中条山的位置，又认为“依山尽”中的山是中条山，于是就在“白日”和“尽”字上做文章。如马家楠先生在《王之涣“登鹳雀楼”赏析》一文中就认为“白日”“不过是指明晃晃的日光，而并不是指太阳本体。诗中描写的是晴朗的自昼，白茫茫的天光日影，透过缥缈的烟岚云气，在山石间、草木上，灿烂地反射着，炫耀着。随着深邃的崇陵巨壑向前伸展、伸展，一直到诗人目力的尽头”[6]。这样，“尽”指的就不是太阳落山，而是目力穷尽了。其实，这种说法也是很牵强的。因为“白日”一般都解释为太阳，只不过诗中写的是深秋或冬天的太阳，白晃晃的缺乏热力，带上高寒的特征。高适《别董大》“千里黄云自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就是明证，我们不能为着使“中条山”能解释得通，就把“白日依山尽”解释成另外一种含意。我认为这个“山”并不是中条山，而是秦岭东段的华山。华山位于蒲州的西南，北临渭河平原，是个东西走向的断层山，主峰太华峰高达1997米，距蒲州的直线距离仅30多公里，诗人站在鹳雀楼上向西远眺，正好可见一轮夕阳傍着西南方的华山缓缓下沉。为什么夕阳向西南而不是向西落去呢？这是因为冬天的太阳，位于北回归线以南，所以向西偏南落去，这与前面所提及的“白日”同样都带有很明显的季节特征。另外，再从整个画面的构图上来看，诗人登高远望，向西看见了一轮白日正在缓缓依山下坠；俯视楼下，滚滚的黄河正经过这里向南奔腾而去，这样远眺近俯，由西转向南四面眺望，既符合登高赏景的实际，又使画面显得很开阔。如果此山是中条，就与落日的方位不合，而与黄河的流向一致皆为东南。游人登楼专向南方远望，诗中专写一方之景，也似与常理不合。

　　既是如此，为什么一些注家老是在“中条山”上做文章，而投有注意到秦岭呢？我以为这与《梦溪笔谈》卷十五中“河中府鹳雀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的记载有关。文中的“前瞻中条”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白日依山尽”。“下瞰大河”又很容易与“黄河入海流”联系起来；再加上没有经过实际考察，缺少感性印象，往往就只注意到中条山而忽视了隔河相望的秦岭。

　　关于诗的三、四两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注家们大都没有疑义，一般都认为是表现了诗人“奋发向上、不断追求”的精神，是诗人慷慨的情怀和阔大的胸襟的表现：  “诗人并不以登上第二层为满足，还要向第三层（最高层）登攀。”有的注家进一步认为这两句诗还表现了只有登高才能望远、只有襟怀阔大才能视野开阔的人生哲理。

　　我认为上面这些解释，从诗句的引申义，从虚写这个角度来生发是不错的，但如从诗句的本义诠释即实写的这一面来说，我却有一点不同的看法。我以为这两句是诗人站在楼的最高层（第三层）所发出的感慨，而不是还要从第二层向最高层登攀时的感慨。理由很简单：要想对一件事有深切体会，对一个哲理有所领悟，往往要亲自做过之后，事情完成之后才能得到。诗人站在楼的最高层，向西望见了远远的华山落日，向南又望见了奔腾而去的黄河流水，这才领悟到一个人生哲理：登高才能望远，而要想登高又必须有勇气和胆略，于是写下了这个名旬：“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注释：

[1]山西运城县教育局《教研资料》1982年第一期；

[2]见《全唐文》42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见北宋元祐三年龙溪曾彦和《国秀集序》，载《唐人选唐诗》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

[4][5]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

[6]《唐诗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鹳雀楼示意图（陈友冰手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