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踏上了齐国的政坛，开始了辅佐齐桓公创立霸业的新征程。但是霸业的创立并非一帆风顺，我们回到他处的时代，那时正是列国并峙、互相征战不休的时代。当时在黄河下游比较活跃的大国有齐、鲁、郑、宋、卫；小国有邢、遂、谭、纪、杞，大国又分两派，一派是郑、齐、鲁，一派是宋、卫。小国也附属在各个大国一边。两派的力量以郑、齐、鲁为强。此时，边境的各族也都发展起来。

北方的狄人开始南下，成为中原各国的严重威胁。西方的戎人也开始东进，戎国经常侵犯鲁国和曹国，北戎又侵犯郑国，山戎又进攻燕国，伊洛之戎又进攻周王室。而南方的蛮人也跃跃欲试，想要北上。边境民族内侵，与周王室的衰弱是分不开的。在春秋之初，周王还有些威信，自从鲁桓公五年（公元前707年）周郑葛之战，周桓王的肩被郑祝聃射中，王师大败后周王室就一蹶不振。

齐襄公四年（公元前694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庄王杀了周公。晋献公二年（公元前675年），周王室的国、边伯、詹父、子禽、祝跪等大夫叛乱，后经郑、虢出面调解才平息。周惠王为了报答郑、虢，将虎牢以东送给郑国，把酒泉送给虢国。于是王畿越来越小，威信也就越来越低。

面对如此混乱的社会状况，齐桓公一登上王位就迫不及待地召集管仲商谈国家大事。一次齐桓公召见管仲，首先把想了很久的问题摆了出来。“你认为现在的国家可以安定下来吗？”管仲通过一阶段的接触，深知齐桓公的政治抱负，但又没有互相谈论过，于是管仲就直截了当地说：“如果您决心称霸诸侯，国家就可以安定富强；如果您要安于现状，国家就不能安定富强。”齐桓公听后说：“我现在还不敢说这样的大话，等将来见机行事吧！”

为齐桓公的诚恳所感动，他急忙向齐桓公表示：“君王免臣死罪，这是我的万幸。臣能苟且偷生到今天，不为公子纠而死，就是为了富强国家社稷；如果不是这样，那臣就是贪生怕死，一心为升官发财了。”说完，管仲就想告退。齐桓公被管仲的肺腑之言感动，便极力挽留，并表示决心以霸业为己任，希望管仲为之出力。后来，齐桓公又问管仲：“我想使国家富强、社稷安定，要从什么地方做起呢？”

管仲回答说：“必须先得民心。”“怎样才能得民心呢？”齐桓公接着问。管仲回答说：“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爱惜百姓就得先使百姓富足，百姓富足而后国家得到治理，那是不言而喻的道理。通常讲安定的国家常富，混乱的国家常贫，就是这个道理。”

桓公十分赞同管仲的思想，于是就把改革齐国的重任交给了管仲。商贾出身的管仲最善于理财，他既有商人的审时度势、权衡轻重的灵活性，又有政治家的注重大节、果敢刚毅的气魄，在接受了齐桓公的如此大任后，管仲深感任重道远，但是他坚信自己治国必先富民的思想。

他提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认为国家财力充足，远方之人会自动归属齐国；开发荒地，种植庄稼，有所收成，本国之民自然会安心住下。管仲的这一治国道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民的思想觉悟是由物质条件决定的。要以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为原则，制定治国方针大计。

管仲为什么能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秘诀只有两个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