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谢岩津

【作家简介】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日本小说家、剧作家、杂文家、诗人、画家。生于东京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武者小路实世，是一位公卿华族，在实笃两岁时去世。实笃在生活的道路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很深。父亲曾留学多年，舅父勘解由小路资承是个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他半农式的隐居生活，对后来实笃创建新村有很大的启迪。在舅父的影响下，他热心阅读了内村鉴三、托尔斯泰等19世纪作家的文章，并且因此否定了自己贵族阶级的生活。在学习院高等科学习时，实笃读了托尔斯泰的《我的宗教》、《忏悔录》等，曾为之倾倒。同时，他又涉猎了木下尚江、幸德秋水、德富芦花等人的作品，因此暗下决心，将来要做个“精神上的医生”。1906年，他入东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第二年立志从事文学创作，当年夏天即从东京大学退学。大学期间，他由于接触到梅特林克的著作，对托尔斯泰的热情冷淡了下来。当他步入文坛的时候，正是日本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但日本是个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战胜沙俄之后，经济上有了飞跃的发展，政治上也成为世界瞩目的大国。这一切在武者小路实笃的心目中激发了一种生气勃勃的自信心。1908年，实笃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集《荒野》，内中收入他写的小说、评论和随笔，初露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倾向。在此基础上，1910年，武者小路实笃与志贺直哉、有岛武郎、有岛生马、里见弴等人创办了《白桦》杂志，宣扬人道主义，肯定人的个性与自我，肯定人的自然感情。在当时自然主义独霸文坛的情势下，为日本文学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不久，便形成了名满日本的白桦派。在“白桦”时代，实笃先后发表了小说《天真的人》(1910)、《不谙事故》(1912)、《幸福者》(1919)、《友情》(1919)和戏剧《某日的一休》(1913)、《我也不知道》(1914)、《她的妹妹》(1915)、《一个青年的梦》(1916)等，这些作品都闪烁着明朗、清新的理想之光，在自然主义笼罩文坛的当时，被芥川龙之介称为打开了“文坛天窗”的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资本主义带来短暂的繁荣，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痛苦，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勃兴。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武者小路实笃抱着改造社会和人生的目的，1918年在九州的日向搞了一段乌托邦式的“新村”乐园实验，企图实现自己自食其力、自由发展的社会理想。实笃在“新村”住了8年，创作了一些带有浓厚的说教色彩，体现人道主义思想的作品，前面提到的《友情》、《幸福者》就属于这一类。

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白桦》停刊。这时，随着无产阶级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兴起以及国内外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武者小路实笃看来，他已经到了“失业时期”。这段时间，他主要是致力于名人传记的写作以及绘画和艺术理论的研究。先后写下了《二宫尊德》(1930)、《井原西鹤》(1931)、《释迦》(1934)、《托尔斯泰》(1936)、《楠木正成》(1937)等传记性作品。1936年，他去欧洲游览，回国后写了《湖畔的画商》(1939)、《美术论集》(1941)、《东西六大画家》(1941)等。1939年，发表了《友情》的续篇《爱与死》，这两部作品后来改编成了日本著名电影《生死恋》。1940年，他又写了《幸福的家族》。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以及本人“调和”思想的发展，武者小路实笃一反前期大胆反战常态，发表了《大东亚战争之我见》(1941)，转而支持侵略战争。战后，他曾为此受到开除公职的处分。战后，他的主要创作是1951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真理先生》，同年获日本文化奖。晚年的武者小路实笃仍用他的笔执著地开拓他“肯定人生”的道路。于1972年完成了《一个男人》(上下两卷)的写作。1976年因病与世长辞。

武者小路实笃从青年时代起，就在认真地探索着改造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他利用各种文学形式写了大量作品，通过不同人物形象的描写，阐述和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观点、理想与愿望，探讨了自我与人类、自我与自然、自我与命运的关系，表现出乐观明朗的人道主义色彩。但由于作者所处的阶级和社会的局限，不能不使他的作品在对社会的认识上缺乏深入性。

《爱与死》，林焕平译，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内容提要】青年作家村冈与小有名气的作家野野村成了好朋友。在交往中，村冈结识了野野村的妹妹夏子。夏子是个年轻、活泼、漂亮的姑娘。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当众表演以手代步和翻筋斗的技艺。村冈第一次同她打招呼的时候，感到她“颇像蓓蕾似的”。夏子喜爱村冈的作品，对他颇为崇拜。夏子的美丽、温柔与活泼也越来越使村冈难以忘怀。渐渐地，他到野野村家的目的已经由对朋友的拜访变成与夏子的相见了。两人之间的感情日益加深，而他们的恋情也得到了野野村的默认。正当村冈处于幸福绝顶之际，他在巴黎的叔父忽然写信邀他到巴黎去旅行，他舍不得离开夏子，打算取消此行。但野野村劝他不要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到西洋去看看，体察那里的一切，尤其是艺术。想到旅行的时间只有半年，村冈便答应了下来，夏子说他走后自己可以好好学点东西。于是村冈启程西渡了。临行前，两人定下了婚约，打算回来之后就结婚。二人依依不舍地话别，想象着重逢时的喜悦，仿佛是为了百倍地增加那种欢喜而到西洋去似的。别后，村冈无论是在旅途还是在巴黎，同夏子之间总是鱼雁传书，互诉衷肠。他们各自在日历上画了圈圈，每天涂掉一个，以解相思之苦，感受到重逢之日渐渐来临。在西洋，村冈领略了那里的自然风光和文化艺术，想象着若干年后同夏子一起带着四五个孩子重游巴黎的幸福情景，非常兴奋。与此同时，他不仅更加思念夏子也更增加了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终于，启程归国的日子到了，在登上日本邮船之时，村冈又收到了夏子的来信，她在迫不及待地计算着相聚的日子——11月12日，并且偷偷地缝起了婴孩的衣服。轮船一天天靠近了日本，村冈沉浸在幸福的期待之中。当轮船还剩下18天就可抵达日本时，村冈突然接到夏子患流行性感冒，不幸病逝的电报。这突然的变故，让他一时无法相信。他不相信活泼健康的夏子竟会不等他归来便撒手西归，然而事实是无情的，他痛不欲生。从前，他归心似箭，如今，他却害怕轮船到达日本了。夏子的死，带走了他幸福的期待，带走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但不管怎样，11月12日依旧来临，归日的邮船准时到达神户，欢迎的人们来了，唯独不见那日思夜念的夏子。面对亲人们，村冈痛哭失声。来到夏子的墓前，想起夏子在最后一封信里写着的很小的“妻”字，他痛苦难忍。尤其当他又一次走进夏子那间熟悉的房间时，他更加感到了死亡给予人的极大残酷。当他最痛苦最悲哀之时，他想起了慈爱的母亲，母亲那无私的爱像破晓的明星，远远地照耀着他。他决心振作起来，和自然、和命运抗争，勇敢地活下去，以图报夏子的爱和灵。

【作品鉴赏】武者小路实笃的创作思想和主张尽管不十分系统，但尊重自然意志，强调自我，鼓吹发展个性，提倡善和爱，试图以个人的“道德自我完善”来调和社会矛盾，实现人类爱等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却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他的整个创作之中。写于1939年的小说《爱与死》同样不能挣脱这根红线的局囿。很明显，这是一篇充满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爱情故事。虽然小说写的是从挚爱的幸福峰巅跌到死亡的悲惨深渊这样令读者黯然泪下的爱情悲剧，但小说自始至终充满诗一般理想浪漫的情调，没有丝毫阴郁之感。这关键在于作者用充满诗意的笔调，塑造了村冈和夏子这两个自然人的形象，小说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夏子的形象最为清新自然，最让读者喜爱。她以一个丝毫不做作的自然人形象呈现于读者眼前，在她的身上找不到任何世俗之气，令人想到伊甸园中的夏娃。小说完全用村冈的眼睛，将夏子的形象间接地反映给读者。其中，明显地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一形象的偏爱。最初，村冈看到的夏子颇像含苞待放的蓓蕾，一语道出了她的清纯、美丽、惹人怜爱的姿态。在行动上，夏子更是因自然而与众不同。她健康、活泼，敢于在众人面前毫无顾忌地表演似乎有损女子“文静”之气的以手代步和翻筋斗游戏。但她又不粗俗，不失女孩子的温柔与娇羞，她会因看见暗暗喜爱着的人而慌乱，也会为解脱心上人的窘境挺身而出，她毫无顾忌地爱村冈，并将自己的真情不加掩饰地袒露给对方。在精神上，夏子也永远是健康活泼的，总是充满向上的活力。她对村冈的爱不含任何社会功利，完全是心灵的相通。正因如此，她的爱显得缠绵，但不迷醉。村冈远渡重洋，她能舍弃一时的温馨，真诚地鼓励他去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两地相隔，夏子的信充满了相思，但没有苦涩、没有幽怨。夏子就像一抹明丽的阳光，使小说自始至终充满了温柔的亮色，甚至当作者把她由幸福的波峰抛到死亡的浪谷以后，这抹亮色仍流连在读者的内心深处，就仿佛一朵纯洁的小花，即使萎于尘土，也依然美丽芳香，依然令人赏心悦目，来不及为它的零落而悲伤。

夏子是太过于轻灵了，若不以“死”将她定格在幸福的终极，也很难让人相信她会长存于实实在在的现实之中。两相比较，村冈这一形象更为实在，虽然也不乏自然、纯朴、向上的个性。可以说，村冈是自然人和社会人合二而一的存在。在他身上寄托着作者实现人类爱的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希望。作为一个自然人，他抛开自己先前空洞的独身主义，顺随自然，与夏子真诚相爱。这爱丝毫不受世俗功利的玷污，永远充满向上的朝气。夏子暴亡之后，他悲痛已极，曾经想到死，但他转而又想到：“死能安慰已死的人吗?”“我所能为的只是为活着的人们劳动。可怜的人在这世间太多了。未死而将死的人，无法活得下去的人都是可怜的。”“我只是想对惨酷至极的命运怎样复仇……不论一败、再败、三败，我都要爬起来，图报于夏子的爱与灵。”村冈含泪的决心充分表现了他永远向上的自然人色彩，同时也使他的爱由狭义的男女情爱升华为更为广义的人类爱。

村冈又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社会人，他永远也未脱离他所依存的社会群体，即使当他沐浴在爱的波涛之中的时候，他也从未忘记自己的社会义务，他说：“人生不是以快乐为目的”，“人生是有更严肃的义务”，“人生必须达成更认真严肃的义务，必须过勤勉的生活”，所以他不一味沉湎于男女之爱，为了事业，他愿忍受相思之苦，而远涉重洋。在西洋，他时时感到自己作为“日本人”的悲哀和自豪。这就强化了村冈社会人的一面。在村冈身上，自然人和社会人这两个侧面极为融洽地合二为一，这才使他与夏子之间产生了完美至极的爱情，也充分体现了作者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思想倾向。

这篇小说写于1939年，当时的日本社会布满腥风苦雨，这在小说中未有丝毫的反映，可以看出作者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良苦用心。他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苦苦地营构着他的“新村”，但他又无法无视现实的存在，所以他只能借助“死亡”这一自然之力结束夏子那水晶一般的人生，将村冈由幸福的极点抛到痛苦的深渊，让他们的自然与完美永远保留在人们美好的记忆之中，同时也避免了与现实之丑恶的正面接触。

采用书信体这一特殊的内心独白方式来展示人物的性格，刻画人物的心理是这篇小说的最突出特点。男女主人公性格的不同侧面在其中得到了巧妙自然的展示。同时，小说大起大落的艺术构思，“爱”与“死”的强烈反差，收到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