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派”的名字并不是一开始便有的。当高、陈三位自日本学成归国，以崭新的风貌而令画坛场侧目的时候，他们是自称为“折衷派”的。这名称有个来历。《史记·孔子世家·赞》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折中，就是折衷，取正的意思。高、陈几位用来表示自己酌取众长而得其中正的艺术观点。

如1912年出版的《真相画报》十一期里，编者高奇峰的一幅“麻雀图”便标明“折衷派”。稍后，又称为“新派”或“新国画派”。如1915年出版的二高一陈作品合集，便命名《新画选》；1929年出版的《良友画报》三十八期上，高奇峰的作品被称为“新派国画”；高剑父在《我的现代绘画观》里，则自称“新国画”，傅抱石《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一文，对他们亦采用同样的称呼。还有称之为“革命画派”的。

俞剑华在1934年撰文道：“广东二高（高剑父、高奇峰）参用日本画法以画国画，一洗国画重笔墨骨法的原理，而用泼色，光怪陆离，色彩斑斓，遂以新派自命，而又尝从事革命工作，遂有革命画派之目。”另外，尚有“新宋院派”、“新文人画派”种种名目。最笼统、最含糊的称呼莫过于把自古及今（包括二高）的广东画家一锅端，通通算作“广东画派”的了，如今人李涤尘的《鉴别画考证要览》一书便是那么做的。

至于在今天普遍通行的“岭南画派”一名，则迟至1948年才出现（用黄志坚说）。关于这一名称的由来，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是“约定俗成”说，一种是“自己商量”说，还有一种是“北方来源”说。

第一说云：“关于‘岭南画派’这个名称。并不是哪个岭南画家自封的，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群众创造的。当年高剑父先生留学日本，受到日本画家参酌西方绘画以革新日本画的启发，同时又接受了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和辛亥革命火热斗争的洗礼，于是立志对固有的旧中国画进行革新。

他和陈树人、高奇峰先生以异军突起之势，揭起新国画的旗帜，以自己的天才功力和崭新的画风，给当时画坛以耳目一新的印象，时人为表示敬仰，称他们为岭南三杰。后来‘岭南画派’这个名称，也就约定俗成地保留下来了。”“当年”‘二高一陈’被时人尊为‘岭南三杰’，并因此引申出‘岭南画派’的称号，其实也是人们沿着习惯的思路，犹如称‘扬州八怪’为‘扬州国派’一样。”

其余两说则见于香港赵世光的《岭南画派界说及其发展导向》一文。其中“自己商量”说已见前引；“另一说则是解放后关山月、黎雄才两位大师到北京画展，当地报刊因其来自岭南，故一致宣传为‘岭南派’，并把其师称为岭南画派的始创者”。同属“北方来源”的还另有不同的一说：“‘岭南派’这一带有地方色彩的称谓，是建国初期，由郑振铎依北方人的习惯，在中国近百年绘画到海外展览时，撰文介绍时冠上的，后来便加以沿用。”

评断一下各说的是非，如果真是“在1948年以前，还没有‘岭南派’这个称号”的话，那么，高奇峰早在1933年已去世，当时尚未有“岭南画派”之名，何来三人商量之事？可见那一说是不可信的。另外“北方来源”之说亦靠不住，因为它们的时间都在解放以后，比1948年要迟了好几年。可见，揆之以理，只有“约定俗成”一说比较可信。

回到派名争议的问题上来。那么多顶“帽子”，又是“折衷派”，又是“新派”、“革命派”，又是“岭南派”……到底哪顶最合适呢？是否非得恢复“折衷派”的名称，便不能“体现它的思想实质”、“鲜明宗旨”呢？

“新派”、“革命派”今天是不好再叫的了，至于“折衷派”一名，固然可以显示它“吸收外来营养”的偏于技术性方面的特点，却仍然难以体现它“艺术革命”的全部宗旨，尤其是有关“艺术与人生”的重要内容。再从这一画派的实际情况看，它发源于岭南地区，创始人及其他主要成员又都是岭南人，而今天这个画派的“大本营”仍在岭南一带，那么，按中外画派命名的第一条通则，称为“岭南画派”还是比较适当的。

可是，为什么外国现代的一些美术流派，如野兽派、立体派、表现派等等，又多据艺术表现特点命名呢？须知那些都是重形式的画派，所以那样取名是理所当然。但岭南画派不同，它是形式与内容并重的画派。假使勉强效法国外表现主义的现代诸流派，定要拥“折衷”命名之，那岂不是有违自己画派的本旨？从逻辑学、词汇学的角度看，“名”与“实”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们的关系是多元的、可变的，本来就是“约定俗成”的。“岭南画派”这一名称只要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它身然便具有了如上所述的内涵。

正如“扬州八怪”、“上海派”等也有它们的包括内容风格、技巧形式等各种艺术追求在内的特定含义一样。所以我们说，担心本画派一旦冠以“岭南”之名，便会显不出它的“思想实质”、“鲜明宗旨”，或容易使人产生“以为只是狭窄的地区性的画家集团”的误解，其实都是过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