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历史中，战车的形制是统一的，后来根据功能的不同，才将战车分为轻车和革车，前者灵活性较好，用于战场冲杀，后者则用来运输辎重，并带有防御的功能，必要时能够连接构成车阵阻断敌人。后世轻车的地位慢慢衰落，并逐渐在战场消失，而用来运输辎重的革车却长存未绝。

一般来说每辆战车有甲士三人，他们都是贵族。《老子》说，“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这是说的就是战车中的位置安排。在战车中驾车的人在中间，左边的人以射箭为主，右边的称为“戎右”，以戈戟等长兵器攻敌。但是主帅所乘车则有所不同，帅要居中，驾车的人改在左边，右边仍然是“戎右”，主帅车上配备战鼓和大旗，以便指挥军队的动向和鼓舞士气。

除此之外，战车后边还配备有步卒，他们则要比贵族低一级，一般是临时征调的“国人”或者贵族的家奴。步卒的数量在不同时期，情况不同，有配备二十五人的，有配备七十五人的，后来楚国还配备过一百人的。一套战车叫做“乘”，春秋战国时期常说的“千乘”，“万乘”，即是以车的单位来计算军事实力。在实战中，战车都要被编制起来，以二十五乘为一偏，将战车配置在前面，将步卒安排在战车的后面。同时还要配置一定数量的步卒于战车之间的空隙地带，以弥补战车侧后的薄弱环节。步卒以五人为一伍。五人相互熟悉，是一个小的团队。

西周最大的军事单位是“军”。根据流传下来的《司马法》佚文记载，“五人为一伍，十伍为一队，一军总共二百五十队。要留有一定的兵力作为机动策应部队，一般情况下，每军中当留起三千七百五十人为机动部队，共计七十五队，他们作为中军据守核心阵地。一军共守地六千尺，纵横为四里。以中军阵地为中心四面均匀地延伸部署。中军阵地每面占地三百步，阵内共有地三顷又一百八十步。正中由控制着机动部队的大将军所居。军中的旌旗、金鼓等指挥工具以及粮食器械等后勤物资均置放于中军之内。它们部署为八个方阵，每个方阵各应有兵力一千零九十四人，其中有二阵各少一人。这就是一个军兵力的总体部署方案。”（黄朴民《司马法导读》）这种说法看上去很规整，很可能是后世的阵法布置，在《左传》中，战场上似乎是一字排开的，没有这么精密。

战车上配备有三种武器，一种是长兵器如戈、矛、戟等。其中戈的长度，按照今天的单位来说，大概有一米五左右。矛会更长一些，有的会达到四米多或更长。这些武器在战车上能够远身格斗。另外还要配备一些短兵器，用于防卫，比较普遍的是刀，后来才用剑。除此之外，还需要配备弓箭，射杀更远距离的敌人。

综上可见，西周时期的战争是以战车为中心装备起来的。虽然战车提高了部队的机动性，但那个时候还是以整体战阵作战为主，因此战阵推进的速度并不是很快，为保持整齐的阵形，更不能任意弛逐。古代的兵法家中也不乏专门研究过阵形的，如战国时期的《孙膑兵法?十阵》中便详细解说了圆阵、方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十阵的形制和优点。可见他们对此相当重视。另外，我们还常见有些书中提到的“常山之阵”，“击其头，则尾应，击其尾，则头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这些都是后来发展的，在西周或春秋中前期，这些还不是很流行。并且，那个时候打仗还是按照“军礼”进行的，即双方约定时间地点，然后各自摆开车阵，鸣鼓冲杀。一场战斗结束之后，便各自收兵。战斗的结束似乎也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并不像后世一场战争包括很多次战斗。

在战斗的过程中，也有些军礼需要遵守，比如我方大将遇到对方的国君，不仅不能积极追赶，还要像对待自己的国军一样执臣礼。这在后人看来是很奇怪的。《左传》中这样的记载屡见不鲜。其中有一次战斗中，晋国将领韩厥追赶郑国国君所乘的战车，可能是战马受惊了，郑国国君的战车突然转向，向韩厥这个方向跑过来，韩厥慌忙下车，脱下头盔，站在一边，毕恭毕敬地让郑国国君的战车驰过。这是不是因为各国君之间都是兄弟甥舅呢！

车战是贵族礼仪文化的产物，春秋时代是车战大规模运用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打仗，一来规模较之后世要小得多，以致某些战争被史学家譬为村民之群殴。二来对阵也是按照一定的程式进行，不像后来的战争，兵不厌诈，千里偷袭，不告而战。第三，当时主要的战争集中在华北平原地带，战车在防御和速度上有比较优势。后来随着战斗效率的提高以及战场范围的扩大，地域因素变得更为复杂，行军速度上要求也更高，于是就改用骑兵与步兵作战。春秋时期，晋国在争霸战中仍然用车战，但在对付境内的戎狄作战时就改用步兵作战，因为戎狄多分布在山陵地带，其形势不适合车战。到战国初期，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赵国的赵武灵王为了对付北边的匈奴，推行了著名的“胡服骑射”改革，成效显著，后来其他国家也纷纷进行改革，中国历史上的战争模式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随着对战争的研究逐渐加深，一些关于战争理论的著作也不断的涌现，同样在技术层面上也会不断突破。在技术上墨家具有很高的水准。墨子在中国科技史上应算是首屈一指的大家，传说他曾经造了一个会飞的木鸟，在空中飞行了三天。在理论上则是《司马法》和后来的《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这都是大家相当熟悉的。

战争的发展推动兵学理论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一般来说《司马法》所记载的内容要比《孙子兵法》早，因为它主要是记载春秋时的军礼、军法和军事制度的，有一小部分涉及到战略问题，但这些问题又与西周礼乐思想密切相关，也可以看成是治国理论的一部分。《孙子兵法》就不同了，书中首先提到战争观，作者虽然承认战争不好，但却不得不有所准备，而且还进一步申明兵是“诡道”，这就意味着“兵以诈立”，显然与春秋时期“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的思想南辕北辙。后人在研究《司马法》和《孙子兵法》的区别时即说：“《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因此，我们可以说《司马法》与《孙子兵法》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战争观。但说实话，《孙子兵法》所揭示的道理似乎更接近战争的本质，直到现在他仍能予人以启示，并被各个领域的精英所贯通运用于实际。（李俊编撰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