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一直在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的蒙古族，他们人数较少，而且经历了数百年几乎不间断的战乱。作为这样一个民族，居然能把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较完整地带入人类历史的信息时代，从而能够站在世界文化民族之列，他们靠的是什么？有什么神奇的力量支撑着他们的文化而使其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在许多人看来，蒙古包比起一些定居民族的住宅显得简单而狭小，而且经常处于移动状态的蒙古包对于写书、藏书都不是可能的场所。然而就在这个小小的毡房里，经常能看到转抄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书。在一个住蒙古包的家庭，你会发现他们的书籍一定是存放在佛龛附近。这表明蒙古人对书籍的推崇。本书作者年少时就曾受母亲教诲，书本一定要置于干净的高处，不得脚踩，更不可随便撕扯，否则学不会知识。
蒙古人的传统居住条件和游牧生产方式对他们的文字载体自然有诸多不利，但更为可怕的是战乱和从政治方面来的破坏。在清代，满洲统治者对厄鲁特蒙古人进行的血腥征服使那里的包括各种书籍在内的文化遗产受到毁灭性打击。据说，爱读书的准格尔汗葛尔丹作战时都随军携带20驮子书籍，可谓当时的“驼背移动图书馆”。但经过百余年的战争，那些珍贵的书籍所剩无几。后来，19世纪下半叶，欧洲学者在阿尔泰一带的洞穴遗址里发现一些被烧毁的图书残片，其中不乏研究价值极高的字迹。在19世纪下半叶的西部骚乱中也有不少蒙古文古籍损失，连密藏在八白室（成吉思汗陵园）的孤本《红册》也在劫难逃，被捣毁成陵的乱军毁于一旦。史料记载，清乾隆皇帝实行愚民政策，于1742年下一道命令，把蒙古人手里的图书统统搜集起来并送到北京付之一炬。在十年内乱期间，也有不少蒙文书籍被当作“四旧”之类，毁在“红卫兵”手上。
在过去，一旦有人进犯的消息，蒙古人首先把图书藏在安全的地方。山洞和沙漠是比较理想的藏处。20世纪上半叶的战乱年代里，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后来社会稳定后，许多国内外学者在蒙古地方搜集文化遗产，他们经常听到消息，据说某人某时在某地藏过多少车（或驮子）图书，也有被找到的。作者本人在少年时代就亲身经历过蒙古人避乱藏书传统的再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1966），我父亲有一天把家中佛经、佛像、山神像等全部藏到叫做哈尔金的山上。其中有一幅哈尔金山的山神像，我至今还记得，是骑着绿马，身上佩有盔甲和弓箭，牵着黑狗的女神，蒙古语称“侯很希伯达戈”即女山神。十年浩劫过去后，父亲去找那些宝贝，没能找到。他遗憾地说：“老话说，藏在野外的佛经佛像找不回来，确实如此。”
纵观历史，蒙古族是在中亚各游牧民族中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民族之一，尽管他们的遗产多灾多难，损失严重，但其挖掘研究的潜力很大，我们今天仍然无法说蒙古文古籍的家底已经摸清。说不定在一些牧民的箱底里，在某些山洞里或干旱的沙漠深处还有沉睡多年的瑰宝。
蒙古包里的传统藏书可以分类为佛经、各类文艺作品（包括从梵文、藏文、汉文蒙译的作品）、祭词、祝词、赞词及谜语集等，当然今天的藏书就丰富的多了。近一百年来，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抢救、保护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的意识日益增强，搜集收藏蒙古文古籍和口头文艺，建立图书馆，在大学里设立相关专业，成立专门研究机构，培养民族文化方面的人才，蒙古文图书出版事业得到空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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