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匈百年战争又称汉匈战争，是指西汉初年，对匈奴的一系列战役，前后历经130余年。下面历史资料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公元前141年，十六岁的刘彻继位。在此之前，汉帝国已经存在六十余年，由于当时人类短暂的寿命，对天下人而言，六十年足够长，长到已经经历了几代人，而文字的不普及，又让人们变得健忘，人们已经淡忘了六十年前的战乱、杀戮、贫穷、饥饿。在大一统的帝国下，人们生活得富足而又悠然。

随着最后一位坚持黄老之术治国的窦太后的去世，汉帝国六十年无为而治的神话时代结束了，帝国的车头骤然转向。

随着大一统的深入人心，中央开始了集权之路，而当权力集中和国家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一个“大国崛起”的时代即将展开。这个时代不再需要立国之初的如履薄冰的节约，需要的是集中精力办大事的豪迈，而一个鹰派的帝王与一群鹰派的臣子决定要办他们的大事。他们要用战争血洗六十年来对匈奴的卑躬屈膝之耻，他们要让“汉”字旗飘扬到世界的尽头。

功名马上取

公元前127年，汉军实现了对匈奴第一次大规模作战的胜利，卫青扫荡了河套地区，斩首近五千。汉武帝大喜，卫青被封长平候，封邑三千八百户，也就是说汉帝国要剥离三千八百户人专门供养卫青。如果我们按照每户三人算，几乎可以说卫青的军队每斩下一个头颅，汉朝就分出两人供养卫青。

要知道这个时代的汉匈战争，汉人的屠刀是面向一切匈奴人的，也就是说每战斩首中都有近乎一半是匈奴平民，而这样的封赏标准意味着匈奴每消失一个人，汉帝国的国家财政上就要消失两个人。而这仅仅是对主将的封赏，其背后还有大军的封赏，伤亡的抚恤和战争过程中超过和平时期十倍的财政消耗，何其昂贵的战争呀!

在这个杀戮换功名的时代，汉武帝给予了军人足够的尊重，因为汉武帝需要铁血的军人去洗刷汉帝国之前的耻辱，那么战争对帝国财政的消耗究竟有多大呢?

战争财政陷阱

战争，尤其是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间的战争，一旦开启就必须以一方消亡才能结束。这注定是一场残酷的消耗战，汉匈双方以人口、资源、财富作为消耗品，展开宿命的争夺。

在匈奴遭受致命打击的同时，汉帝国同样承受了巨大的损失，由于卫霍对匈奴指挥的作战多是远离本土的万里跃进，因此汉军战损比超过三成。但人口中原是不缺的，关键是战马的损失，以霍去病封狼居胥一战为例，汉军使用了十四万匹马，而活着回来的不足三万匹。

在战争带来的荣耀背后，却是一个无底洞似的陷阱，汉朝已经占据了东亚大地上最具价值的土地，战争已经不能给帝国带来有价值的实际利益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战争收益直接反映在财政上的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战争带来的大国崛起的豪迈像兴奋剂一般刺激着帝国的君臣。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战火连绵了四十四年，几乎无岁不战，面对如此恐怖的消耗，汉武帝又是如何聚敛天下之力来供养呢?

天下供刀兵

绵延数十年的战争，造就了一个兵事巅峰的时代，而巨大的财政压力，又逼出了一个最擅敛财的时代，汉武帝的财政策略是为战争而制定的临时策略，但是由于这些策略对中央集权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结果这些临时性的举措大部分被永远的传承下去，其中核心的部分到现代，依然在沿用。这些举措庞大而复杂，这里我概括了最根本的三条：

第一，国企时代

在中国此前的千年历史中，除了正常的赋税几乎没有专门的财政政策，而国企的诞生改变了这一切。这一切始于一个叫桑弘羊的大臣，他与汉武帝共同制定了一项中国万世之策——盐铁专卖。

在汉武帝之前的汉朝，采用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经济上采取大开放政策，即政府少干预甚至不干预，这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竞争的时代，而大一统所提供的全国大市场，天然适宜商业的发达，因此诞生了一大批商业大族，如冶铁方面的四川卓氏、南阳孔氏等。在自由的市场中这些家族为了竞争市场，不断提升生产力和生产质量。

而现在汉武帝的盐铁专卖就是要剥夺这群人的核心利益，这里不得不说汉武帝是位胸襟博大的君主，他没有对这些家族举起屠刀，而是将他们吸纳进来，组建了一个类似现代政企合作的模式，即政府出政策强垄断，企业出钱出力。这样合作两利的模式平稳而快速实现了汉武帝的国企计划。

当然世上没有完美的方案，只有暂时的完美，盐铁利国利世家，但是唯独不利百姓，不过在尚算富裕的武帝朝，这个隐患被藏起来了，善于逆来顺受的老百姓很快适应了这种制度，虽有些许怨言，但无碍大局。但在朝代末，民生凋零之时，这种政策就导致的不公平性就被无限放大了，君不见私盐贩子贡献了多少造反者。而那些加入国企经营的大家族们慢慢地实现了官商一体的身份，而有权又有钱的他们成为了两汉著名的吸血鬼——豪强。这些豪强在东汉末的三国时代成为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势力，登上了天下的舞台。

第二，抽血工商业

汉帝国的农业税一直以来处于中国历史的低位，采取的是三十税一的制度。这是因为当时农业生产力低导致亩产低下，过高的税赋会农民无法供养自己，但农业税低并不意味着农民负担轻。

汉武帝维持低农税，保证了农民的稳定，同时他又对其他方面抽取重税，如国企收入、关市收入等等，这些都会间接的转嫁到农民身上，但是相比农业税，这种手段隐蔽多了，能掩盖大多人的不满。

这种策略在后世也被广泛的应用，但是这条策略有个核心的缺陷，那就是对工商业抽血过严重，这从侧面导致了中国工商业无法得到完全的发展，而这种压制在宋达到顶峰，因为宋朝冗兵冗官财政负担更重，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宋之前尚有四大发明的“智造”，宋以后却变成制造国的原因，同时也是这就是中国成为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的根本。

在现代，我们的工商业依旧承载着国家赋税的大头，但是飞跃的生产力，让工商业利润暴增，税赋的压力被高利润所抵消，我国工商业也终于进入了最美的时代。

第三，铸币国有化

在汉武帝前的华夏，中国货币罕见的处于自由竞争状态，即谁都可以铸币，而货币的流通则由市场决定。良币在市场中越用越广，而劣币在市场中则被逐步淘汰。这种自由的货币政策，带来了“良币驱逐劣币”的美好时代。

对市场而言铸币权的自由化是美好的，但是对国家而言，这确是极度危险的。汉帝国的封国吴国(七国之乱带头反叛的那位)，因为其领地里丰富的铜矿资源，让吴王刘濞通过铸币掌控了全国的货币话语权，幸而他没有意识到这种话语权带来的伟大杀伤力，七国之乱才得以被中央政府平定，未伤及帝国根本。

汉武帝通过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完成了国家对铸币权的掌控，并流传下了流通时间最长的货币——五铢钱。自此五铢钱成为帝王们敛财的第一利器，国家只需要在铸币中填加一点点劣等材料，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从天下掠夺恐怖的财富，而这个掠夺的后遗症又是滞后的，有时甚至长达数十年，最神奇的是这种后遗症还是日积月累的，不会集中爆发，让人无迹可寻，利用货币战争的时间差，帝国聚集了无数财富，用于支撑伟大的战争。

看不见的手

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富国论》中提到了“看不见的手”，他认为人的利己主义会推动人类实现利益最大化，市场经济就像看不见的手在调控天下财富。而汉武帝在其一千八百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利用这只看不见的手，区别在于汉武帝是用国家来调控市场，而非市场调控国家经济。

细看汉武帝为战争做出的重大国家财政改革，无论是国企制度、工商业重税还是国家调控货币，都有一个唯一的目的——敛财。但是这些手段如此之隐蔽，隐蔽到汉武帝通过这样的方式敛聚了数十年社会财富，他的副作用才逐渐体现出来，这比那些昏君粗暴的敛财方式高明何止万倍。

再隐蔽的敛财方式，在生产力没有出现跨越式发展的情况下，始终是竭泽而渔的，在战争的巨大荣耀下，帝国财政问题终于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大到甚至可以毁灭这个伟大的帝国。但汉武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有发现并解决问题的魄力。汉武帝后期经过李陵、李广利几场失败的战争，这位英名的帝王终于发觉了战争的巨大陷阱，因为哪怕是胜利的战争，依然会对帝国造成无法弥补的创伤，更何况穷寇莫追，灭亡边缘的匈奴总是会爆发超强的战斗力。此时的战争性价比太低，于是他果断终止了这一切，这个举措让帝国得以喘息，避免了盛极而亡的悲催命运。

汉武帝之后的帝国，又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史称“昭宣之治”，汉武帝前承文景，后继昭宣，这两个治世，前者为汉武积累了战争的启动资源，后者则像个补锅匠，为汉武兵锋过后满目疮痍的社会进行修补。汉武的战争用了前后四代两个盛世的资源，战争何其昂贵!

但是汉武为战争所创造的财政制度，却得以保留并沿用至今。因为当帝国习惯了这种财政制度强大而隐蔽的敛财手段后，就再也无法抛弃他了。这里只能感叹科技会发展，生产力会飞跃，但是智慧不会，真正的智慧可以穿梭时间且不朽。通过战争对国家财政的大胆改革，我认为这亦是汉武帝为华夏做出的卓越贡献，他为后世探索出了一条经济大一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