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许彦政 【本书体例】

【原文】：

胡为乎株林(1)?从夏南兮(2)!匪适株林(3)，从夏南兮!

驾我乘马(4)，说于株野(5)!乘我乘驹(6)，朝食于株(7)!

【鉴赏】：

《毛诗序》云：“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也。”据此，这是一首讽刺陈灵公君臣同夏姬淫乱的讽刺诗。《诗序》的说法同诗内容是相一致的，文献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据《春秋》、《左传》、《国语》等史书记载：郑穆公的女儿夏姬姿色美艳而淫荡，嫁于陈国大夫夏御叔，生子征舒，御叔死后，陈灵公与其大夫孔宁、仪行父均与夏姬私通，“皆衷其衵服、以戏于朝”(《左传·宣公九年》)。陈灵公君臣成天在夏家鬼混，不理朝政，并将夏姬送给他们的内衣拿到朝廷上夸耀来取乐。这种无耻行径，遭到朝臣的批评，象大夫泄冶就规劝陈灵公他们“公卿宣淫，民无效焉”。陈灵公表面上假装接受批评，表示悔过，但背地里毫无悔改之意，且对泄冶怀恨在心，暗使孔宁、仪行父将泄冶除掉，继续同夏姬私通，日复一日地在夏家饮酒作乐，丑态百出：“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这种肆无忌惮的玩笑最终使征舒无法忍受，“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左传·宣公十年》)。落了个可耻的下场。孔宁、仪行父也仓皇地出逃到了楚国。《株林》这首诗正反映了这一历史的真实。

全诗共两章，语言十分简洁质朴，在质朴中表现了诗人杰出的讽刺天才。“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一开头诗人用一设问句，发问突兀陡然：你们到株林去干什么呢?这里诗人不直接点破陈灵公三人所从事的荒淫勾当，而是巧妙地绕了个弯，采用欲擒故纵之法，替陈灵公回答：追随夏南。陈灵公他们时常奔走于夏邑，这本身在古代就是非礼的，《礼记·礼运》就有“诸侯非问病，吊丧而入诸臣之家，是谓君臣为谑。”可见去夏氏封邑，已经受时人非议，而何况陈灵公又同夏姬私通，更是路人皆指斥的恶德。正是基于此，陈灵公每找借口去株林是为了找夏南，到株林的郊野同夏南或狩猎，或野餐就很自然成了向周围的人塞责之词。陈灵公等人的行为路人皆知，“从夏南”的遮掩，怎好蒙混过关，真是欲盖弥彰。诗人表面上替陈灵公掩饰一下，其实是顺手将他们推到大庭广众之下，使其言行不一的可笑可恶之相活灵活现，诗人巧妙地撕去其伪装，暴露其本质，从而达到了绝妙的讽刺效果。“匪适株林，从夏南”，诗人穷追不舍，犹如舞台上的旁白一样，一口气不无揶揄地向观众说道：哈!他们不是去株林，是找夏南。观众心里明白，诗人心里更明白陈灵公等人是私通夏姬。由诗人这样一强调，使人忍挨不住，收到了强烈的喜剧艺术效果。到这里就很自然地将陈灵公、孔宁、仪行父三人推到舞台正中，让他们开始滑稽的表演。第一章看似平淡，而其实言约意丰，含蓄微妙，讽刺批评可谓入木三分。

第二章有人认为是国人之语，有人认为是替他们赶车的御者之言，但都很难讲通。笔者以为，这是诗人转换了一个叙述角度，十分俏皮地分别摹拟陈灵公君臣的口吻，对他们继续进行无情的嘲讽。“驾我乘马，说于株野。”这是摹拟陈灵公的口吻：驾起我的四匹大马，去到株的郊野去歇息。何以见得，何休《公羊传》注云：“礼，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马曰龙，高七尺以上；诸侯曰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驹，高五尺以上。”清楚地表明陈灵公的代步工具称马。“乘我乘驹，朝食于株”。这是摹拟孔宁、仪行父二人的语气：乘坐我们的驹儿，到株林去吃早饭。四句诗将三人轻佻的语气，得意洋洋的神态摹画得神形酷肖。四句诗是分别描摹君臣的，但又是互相补充，互相衬托的，不可完全割裂开来。这是诗人的高妙之处，在于他不发表任何议论或感慨，只是用客观的白描手法将他们三人的言行和盘托出，让陈灵公君臣自我表演，他们表演得越卖力，喜剧效果越强烈，讽刺批判的锋芒便愈犀利。巧妙的摹拟手法，将陈灵公君臣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根据以上分析，这首诗的作者应该是象泄冶一类的士大夫之作，国人对陈灵公的行为不会那么一清二楚，所以不会是国人，也不会是“赶车的御者”。

古代文论家历来重视诗文的含蓄、委婉，忌浅切直露，而《株林》充分地显示了含蓄委婉这一批评要求，唯其含蓄，才创造出了别有天地的艺术境界，给读者留下了充分想象的自由天地。《株林》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色还要数讽刺的艺术手法，前已述及，容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