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相是古代官场上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位，也是士大夫能够到达的极限，与皇室关系处理好就有机会大展宏图甚至流芳百世;处理不好就会命运多舛甚至留下千古骂名。《清平乐》中，在朝堂上经常可以看见两位宰相辅佐宋仁宗，一位是吕夷简，一位是王曾。其实，宋仁宗继位之初，还有一位宰相曾短暂地位列庙堂之上，他就是丁谓。

丁谓从小便是多才多艺的天才式人物，少年得志，曾被人誉为“今日之巨儒”。入仕后，丁谓官运亨通，从基层一路做到宰相。但就这么一位“巨儒”，在宋仁宗继位初期，一度在刘太后眼皮底下把持朝政。

宋真宗去世后，权力交接之际，各方力量暗流涌动。虽然遗诏明确赋予了刘太后处理军国大事的权力，但太后深居宫中，该以哪种形式理政，需要一套稳定的运行程序。在这个问题上，几位宰辅出现不同意见。参知政事王曾提议：

“授东汉故事，请五日一御承明殿，皇帝在左，太后坐右，垂帘听政——《续治资通鉴长编》”

按照王曾的方案，太后与皇帝每五天听政一次，决议军国大事。女主临朝之事，汉唐均已有之。汉朝太后临朝并不垂帘，唐朝的武则天是垂帘听政。但王曾闭口不谈唐朝先例，而是以汉朝为例，自然有其用意：武则天垂帘听政的结果是女皇上位，这是宋朝决不允许出现的情况，王曾不愿也不敢以武则天为例。

首辅丁谓则提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方案：

“皇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与帝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续资治通鉴长编》”

按丁谓的方案，皇帝每月初一和十五坐朝听政，太后不临朝，朝堂政务可分为“大事”与“非大事”。“大事”由太后与皇帝召集辅政大臣共同决议;“非大事”则由辅政大臣先讨论出一个初步的处理意见，然后由内侍雷允恭送入禁宫，由太后与皇帝“画可”再颁布执行。王曾不同意这套方案，认为“两宫异处而柄归宦者，祸端兆矣。”但丁谓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

两人争执不下，以至于许多政务久拖不决，直到数日后，刘太后从禁中发出手书，确立权力分配方式：

“中书门下牒枢密院。今月二十四日准皇太后手书，赐丁谓以下……顾予菲躬，得守常典，兴言及此，五内伤摧。故兹示谕，咸使知悉。”

根据太后的意见，太后对政务的处理可以分为常规程序与特别程序：常规性的事务由辅政大臣决定，然后上报太后与皇帝批准即可;如果太后有不同意见，可以召见辅政大臣重新讨论。紧急情况下，辅政大臣可直接请示太后与皇帝。可以说，太后的意见，基本上就是认可了丁谓的方案。

丁谓方案被太后认可，与内侍雷允恭关系甚大。雷允恭是丁谓的亲信，也是离太后比较近的人，他按照丁谓的要求，说服了太后。太后手书，虽名为“手书”，但并非太后亲笔书写，而是由御用文人代笔。写好后，雷允恭先将手书给丁谓过目，然后才上呈太后批准。

丁谓之所以积极推行自己的方案，主要是为了掌控朝政。按照他的方案，太后并不临朝听政，与辅政大臣通过信件交流，事关重大才会当面讨论。但汉语言博大精深，一个词可以有多重理解方式，比如什么是“大事”，什么是“非大事”，并没有明确的界线。请示还是不请示?这就给了丁谓很大的操作空间。何况，他在内庭还有帮手——雷允恭。通过雷允恭，丁谓不仅可以预知内情，还能影响太后的态度。因此，乾兴元年初，丁谓可谓权倾朝野，“与雷允恭协比专恣，内挟太后，同列无如之何”。

丁谓掌权后不久，朝廷就给他加官进爵，授予他司空职位。宋朝的司空，位列“三公”，是非常大的荣誉，一般不会轻易授人。为他升职的的圣旨虽以君王名义公告天下，但说到底却是他自己自封的。

对丁谓自封的举动，王曾有不同意见，他对丁谓说：“今主幼，母后临朝，君执魁柄，而以数十年旷位之官一旦除授，得无公议呼?”但很可惜，反对无效。官大一级压死人，丁谓的权力大于王曾，根本不在意不同意见。

人在得意时特别容易膨胀，丁谓也不例外，他利用自己的有利地位，打压寇准、李迪等对手，甚至逐渐连太后也不放在眼里。因此，丁谓与太后的裂痕也开始出现，这也为他日后的倒台埋下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