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傣族先民就生息在滇、桂、黔地区，与壮族、水族、布依族、黎族等有密切的关系，同源于古代的“百越”。他们以“纹身断发”为共同习俗，而又互相杂处。他们的足迹还在老倭、泰国北部、缅甸和印度地区。他们是最早栽培水稻和使用犁耕的民族。

公元前1世纪，汉文史籍就有了关于傣族先民的记载。

汉晋时，其先民被称为“滇越”、“掸”或“擅”；

唐、宋朝时称“金齿”、“银齿”、“茫蛮”等；

元、明朝时称“白衣”、“百夷”；

清朝以后称“摆夷”或“摆衣”。

唐、宋朝时属南诏、大理国管辖，元、明时属云南行省，实行土司制度，建有“彻（车）里军民总管府”及金齿宣抚司等政权机构。清代沿袭明的制度，并在内地部分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委派流官统治，国民党时期在边疆置县和设治局。解放前，内地和杂居区较早产生封建地主经济，西双版纳等边疆地区还保留较完整的封建领主经济。

傣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其先民在有史记载以来被称为“百越”，“百越”是我国古代东南和南部地区一个分布广泛的族群，在东起今浙江、福建，南至今广西、云南，直至东南亚一带的广大领域内都有他们活动的足迹。其后裔还包括了今天的水族、布依族、侗族、黎族等民族。因其历史上同俗共源、支系发展繁杂、分布地域广阔而被称之为“百越”，以示其多。

百越

“百越”一名出现于战国晚期，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恃君》：“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杂处，各有种姓。”交趾在今越南北部，会稽在今浙江省绍兴，加上云南省整个南部边沿地区，构成一个半月形的广阔弧形地带，是最早的百越文化区（黄惠焜著：《从越人到泰人》，云南民族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5-6页。）。自殷商以来，云贵高原上便有越人活动。新、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在傣族地区或邻近傣族的地区多有发现。从60年代开始，景洪澜沧江沿岸的台地上先后发现了曼蚌囡、曼允、曼景兰、曼厅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出石斧、石锛、石刀、鱼网坠等石器以及陶器、骨器和贝壳等遗物（宋兆麟：《云南景洪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65年第11期。）。在德宏瑞丽江畔的芒约和陇川曼胆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上也发现了夹沙红陶、夹沙黑陶、印纹陶片、石斧等遗物，其中有肩石斧、石网坠和印纹陶是古越人文化的典型代表，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具有明显的百越文化特性。

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昆明……其西千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曰：“滇越、越嶲，则通号越，细分而有嶲，滇等名也”。这是公元前1世纪时关于傣族的明确记载。公元69年，东汉王朝在云南西部越人区域设置永昌郡(郡治在今保山)，辖永昌徼外的广大傣族先民。在历史发展的演变过程中，傣族先民又以多种族称见于史乘。《后汉书·西南夷传》中称之为“掸”；唐代樊绰的《蛮书》则根据其特征称之为“黑齿”、“金齿”、“绣脚”、“绣面”等，宋代沿称“金齿”、“白衣”，元明时写作“百夷”，清代后多称“摆夷”，自称则一直是“傣”。黑齿、金齿实际上是一种装饰牙齿的习俗，现今大部分傣族仍以各种植物染黑牙齿为美，或长期嚼食槟榔等导致黑齿，或以金银齿套装饰牙齿。绣脚、绣面即文身，是傣族中仍很盛行的一种习俗；而史料中的“通身裤”、“娑罗笼”即统裙，是傣族妇女的传统服饰；所谓的“楼居”则一直是傣族的传统建筑--干栏式建筑，这些都是古越人与今天的傣族的共同文化特征。

历代傣族区域的行政区划

史书所载的滇越是百越最西的一个族群，活动范围包括今云南西部德宏地区及缅甸南北掸邦的部分地区，《汉书·张骞传》又称之“乘象国”，是云南通往缅甸、印度的必经之路。“乘象”和“役象”是越人的一大特征。《论衡》曾记越人役象说：“书言舜葬于苍梧，象为之耕；禹葬会稽，鸟为之田”。唐代的《蛮书》亦记：“开南以南养象，大于水牛，一家数头养之，代牛耕也”，“象大于水牛，土俗养象以耕田，仍烧其粪”。开南在今景东，是当时南部傣族的腹心地带，辖区及于今西双版纳，说明唐代的傣族社会已经进入了犁耕农业时期。古代傣族养象力役或乘象出行、出战的习俗至600年前的史料中仍有记载。明朝三征麓川(今德宏大部地区)时便遭遇了思伦发叛军的“象战”，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记：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三月，“时思伦发悉举其众号三十万，象百余只……以万人驱象三十余只逆战，其酋长跨巨象直前……其酋长、把事、昭纲之属皆乘象，象皆披甲，背负战楼若栏木盾，悬竹筒于两旁，置短槊其中，以备击刺。阵既交，群象冲突而前，我军击之，矢石俱发，声震山谷，象皆股栗而奔，思伦发……大败。”云南省博物馆藏有一幅清代时反映傣族生活风俗习惯的绘画作品--《乘象图》，说明傣族乘象的习俗至清代仍有保存。傣族先民自东汉以后又被称作“掸”，掸国就是滇越，云南境内的景颇族、德昂族、阿昌族、布朗族等周边民族至今仍对傣族保留有这一称呼。掸国是傣族先民在2000年前建立的早期部落国家，对东汉政府有贡赋，是东汉的边境郡(属国)。《后汉书·西南夷传》对此有载：“永远九年(公元97年)，(永昌)徼外蛮及掸国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永宁元年(公元120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解支，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采曾各有差也。”

公元8世纪起，唐代时，南诏地方政权划出十赕、七节度、二都督统辖区内各部，其中的永昌节度辖区包括今德宏全部；开南节度辖区包括今西双版纳全境。至宋代大理国时期，傣族先民“金齿”、“芒蛮”、“白衣”仍归大理国管辖。

公元13世纪，元代在云南西部傣族地区设六路一赕，以德宏为中心设金齿宣抚司，以西双版纳为中心设彻里军民总管府，成为元初云南行省五大区域中的重要部分。

公元1384年，明代在西双版纳设车里军民宣慰使，在滇西设干崖、南甸、陇川等宣抚司，猛卯、路江等安抚司和芒市长官司等，在怒江以东设耿马安抚司、孟定御夷府等，在滇南景东、元江等地设府。公元1670年，车里宣慰使刀应勐将辖区划分为12个提供封建负担的行政单位，傣语称之为“版纳”，始有“西双(‘十二’的傣音)版纳”之称。

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南部傣族曾以西双版纳为中心建立了景龙金殿国，又称勐泐国。据傣文《泐史》(《勐泐的历史》)记载：“叭真于祖葛历542年(公元1180年)入主勐泐，遂登大宝，称景龙金殿国至尊佛主……建都于景兰……”《泐史》上卷称车里全境为勐泐；称首邑为景龙，傣语即黎明之都；中下卷则称全境为勐永，意即孔雀之国和孔雀之都。西部傣族以今德宏瑞丽江河谷为中心建立了勐卯地方政权。至11世纪，勐卯与勐生威、勐兴古、勐兴色三个傣族部落政权联合建立“果占壁王国”。至思可法时期，又建立了称雄滇西200余年之久的麓川王国，《百夷传》记其境域云：“景东(今云南景东县)在其东，西天古刺(今缅甸白古)在其北，八百媳妇(今泰国清迈、清线一带)在其南，吐蕃(今西藏)在其北”。

至清代，西双版纳、德宏、孟连、耿马等地仍承袭明朝设置，元江、景东、思茅、普洱等地则设流官治理。民国初年，设置“普思沿边行政总局”。1913年在德宏设置行政区，1925年将西双版纳改设车里、佛海、五福、镇越、象明、普文、卢山等七县。1932年又在德宏设置潞西、瑞丽、盈江、梁河、陇川、莲山等六个设治局。

各朝各代对傣族地区行政区域的设置，确定了祖国西南的疆界，加强和巩固了中原内地与边疆傣族的联系。同时，傣族也在这种历史进程中，与全国其他民族一道，共同抵御外族的入侵，反对民族的分裂，为维护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做出了巨大贡献。

傣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因其分布上所处的通内联外的特殊地理位置，与中原内地和东南亚国家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上的交流。中原政府通过穿越傣族地区的“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与东南亚国家和印度一直保持着经济文化上的往来。傣族地区成为通商的必经道和货物的集散地，丝绸、茶叶、土杂等物出境，换回宝石、玉器等特产，促进了当地和中原的经济发展。小乘佛教也经东南亚国家进入，在傣族地区扩散和发展起来，为傣族文化增加了更诱人的神秘色彩。而今，这种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更为兴盛，古老的“南方丝绸之路”继续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