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祝土匪》原文|注释|赏析

莽原社诸朋友来要稿，论理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当代名流，当然有与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们。写几字凑数，补白。

然而又实在没有工夫，文士们 (假如我们也可以冒充文士)欠稿债，就同穷教员欠房租一样，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没工夫也得挤，所要者挤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不是挪用，借光，贩卖的货物，便不至于成文妖。

于短短的时间，要做长长的文章，在文思迟滞的我是不行的。无已，姑就我要说的话有条理的或无条理的说出来。

近来我对于言论界的职任及性质渐渐清楚。也许我一时所见是错误的，然而我实还未老，不必装起老成的架子，将来升官或入研究系时再来更正我的主张不迟。

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这也是祝莽原恭维莽原的话，因为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至少总不愿意以 “绅士” “学者” 自居，因为学者所记得的是他的脸孔，而我们似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一层。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 金牙齿没掉么? 雪花膏未涂污乎? 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

学者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肤也，呜呼学者! 呜呼所谓学者!

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脸孔者则终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骨头既断，无以自立，于是“架子”，木脚，木腿来了。就是一副银腿银脚也要觉得讨厌，何况还是木头做的呢?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极好的话，论真理与上帝孰重。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继必以教会为重于上帝，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为重于教会，而终必以自身为重于其特别教门。

就是学者斤斤于其所谓学者态度，所以失其所谓学者，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

学者虽讲道德，士风，而每每说到自己脸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风将来也非由土匪来讲不可。

一人不敢说我们要说的话，不敢维持我们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这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那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自己无贯彻强毅主张，倚门卖笑，双方讨好，不必说真理招呼不来，真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见学者脸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他们既没有金牙齿，又没有假胡须，所以自三层楼上滚下来，比较少顾虑，完肤或者未必完肤，但是骨头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脸，就使受伤，好起来时，还是真皮真肉。

真理是妒忌的女神，归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独身主义，学者却家里还有许多老婆，姨太太，上炕老妈，通房丫头。然而真理并非靠学者供养的，虽然是妒忌，却不肯说话，所以学者所真怕的还是家里的老婆，不是真理。

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

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土匪” “傻子”过。并且他们的仇敌也都是当代的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自有史以来，学者，绅士，君子，士大夫都是中和稳健; 他们的家里老婆不一，但是他们的一副面团团的尊容，则无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皆同。

然而土匪有时也想做学者，等到当代学者天灭殇亡之时。到那时候，却要请真理出来登极。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狂想，这个时候还远着呢，我们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遥遥在野外莽原，为真理喝彩，祝真理万岁，于愿足矣。

只不要投降!

(1941年人文书店版《有不为斋文集》)

赏析 作者将莽原社诸朋友称为“土匪”，文章立论，出人意料，异常突兀，吸引读者不得不读下去。一提起“土匪”，人们总是和强盗、暴徒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作者笔下，“土匪”是与“学者”对立而言的。以“学者”自居的正人君子们，“倚门卖笑，双方讨好”，完全是一副装腔作势的虚伪面孔，与“土匪”的率直、无所顾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文章写作的年代，正值“现代评论派”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号，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利益，污蔑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之时，作者以土匪来称呼坚持真理的莽原社诸朋友，实则是要提倡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提倡坚持真理的执着、认真的精神。这里，作为贬语的“土匪”，已经失去了本义，而成为“勇士”的同义语。林语堂在20年代所写的杂文，充满了对封建军阀和封建旧文化、旧秩序的愤恨，言辞激烈，常带有火药味，这篇杂文突出地显示了这一特点。

这篇杂文的锋利性和它的强烈的讽刺效果，还体现在形象刻划的传神上。请看作者笔下“学者”的形象： “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么?雪花膏未涂污乎? 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这是一种夸张的写法，由于作者准确地抓住了描写对象在特定情景下的富于个性的表现，所以显得极为活脱、入木三分。

夸张当然是一种变形，虚拟性的变形带来了独有的喜剧效果。它几乎失去了“形似”，却得到了“神似”，异常真实地揭露了学者们只顾“脸面”与“尊严”，不要骨头，不要人格的丑态。作者还用同样的笔法，从对比的角度写“土匪”：“ 惟有土匪，既没有脸孔可讲，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少对大人物叩头。他们既没有金牙齿，又没有假胡须，所以自三层楼上滚下来，比较少顾虑，完肤或者未必完肤，但是骨头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脸，就使受伤，好起来时，还是真皮真肉。” “土匪”与“学者”面对同一境遇，因为顾忌的有无，精神表现也就大相径庭。这种对比的写法，好处在于，一则可以鲜明地浇铸作者的主观爱憎感情，二则可使形象更具有生动性，三则可形成艺术描写上的复沓，增强语言的艺术节奏感。这种写法，是很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