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亚子《关于读经问题及其他》原文|注释|赏析

看见了朋友从重庆剪寄报上关于读经问题的文章，才知道在去年的参政会中，竟有人提出过读经的议案来。

记得还是民国二十四年吧，在上海商务书馆出版的教育杂志上，有过读经问题的专号，要我写文章。我干脆的说道： “时代已是1935年，而中国人还在提倡读经，是不是神经病，我也不用多讲了!” 又说道： “主张读经的人，最好请他多读一点历史，诵孝经以退黄巾，结果只有做黄巾的刀下鬼罢了! ”现在，时光又过了八年，在中国已是抗战的第七个年头了，而耳中还会听见这种议论。想起来，真使人有无限的感慨。

主张读经的人，虽还不知道他的尊姓大名。不过，我想总不会是通经之士吧。倘然真真是一位对于中国学问有研究成就的人，我想决不会发出这种议论来的。读经的原提案，我也没福拜读，不知道它的内容和办法怎么样。据朋友传说，他主张要叫小学生读经，那更是太荒谬了。这种佶屈聱牙，断烂朝报，昔人穷毕生精力，到头发白了还不能弄通的东西，却要叫黄口小儿去读它，废时伤脑，简直是对中国下一代国民开玩笑。

在五四时代，有人主张把线装书丢下毛坑。——这人并不是无名小卒，还是现在的党国要人呢——在我，倒是很喜欢弄弄线装书的，以为丢下毛坑太可惜了。应该拣出来放在图书馆内，让少数的专家去研究它。经，也是线装书的一部分;并且我是赞成章实斋五经皆史的主张，以为比较近理。那么，这一大堆史料，让专家去研究，倒还很有用处的。丢下毛坑，和捧上课堂叫小学生苦读，怕是同一样的笑话吧。“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三段论法，拿来奉送给现在提倡读经的先生们，我觉得是再好没有的了。

在我们中国，实在是议论太多了。譬如说，有人主张孙总理是继承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不传的道统的，我终觉得这是对于总理的一种侮辱。从托古改制若存若灭荒渺无稽的古代大酋长尧舜起(李白不是说过： “尧幽囚，舜野死，九疑绵绵皆相似，重疃孤坟竟谁是”吗?这位大诗人，倒才实是通晓史的呢。)以至集大成的至圣先师孔二先生止，不管他在传说里边，怎么样神圣，怎么样伟大，充其量总是一个封建时代的人物罢了。而总理是主张推翻中国的封建社会，越过欧美的资本社会，以迎头赶上的精神来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世界的;如何可以因为他和端门受命的圣人有些转湾抹角的关系，就想把他的铜像抬进孔庙大成殿里去呢?倘然说，总理是中国人，吸收过传统的中国文化，所以应该作为孔二先生的信徒，那末，人类都是猴子的儿孙，我们能不能说我们也承继着猴子的道统呢?须知总理对于传统的中国文化，果然有所吸收，但也有所扬弃，决不是无条件地食古不化盲从迷信的呀!

听说今年是礼乐年了，制礼作乐，当然是盛世的事情。说什么胜残去杀，礼乐必百年而复兴，觉得是太头巾气了。不过，我们得认清楚两点： 第一点，现在已是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反侵略战争胜利以后，世界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中国也非例外，决不能再把过去封建时代的废铜烂铁，搬出来当作国宝用; 第二点，就照封建时代至圣先师的说法吧：“礼云礼云，玉帛云尔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尔哉? ” 这两句话倒也有绝大的真理存在着，值得我们警惕。不然，把叔孙通绵蕞朝仪的办法，应用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来，则无怪鲁诸生宁愿替重瞳效死，而不肯接受一面溺儒冠一面以太牢祭孔底泗上亭长的高官厚禄了。

(1947年上海耕耘出版社版《怀旧集》)

赏析 本文是一篇立论严谨，说理深透的驳论文。作者以博古通今的丰富知识，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挥洒自如的文笔，有力地驳斥了提倡读经复古的谬论。

文章是由作者看到的一篇关于读经的剪报写起的。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要人几次重弹“五四”以后复古派鼓吹读经的老调。所以作者在文章的开头，便以回顾的方法，援引了1935年他反对提倡读经的原话： “诵孝经以退黄巾，结果只有做黄巾的刀下鬼罢了。”开篇写得很自如，用旧话重提的方式，强调了到抗战的第七个年头，仍有人鼓吹读经的荒谬性及其危害，表达了作者的惊讶与感慨。

接着批驳让小学生读经的主张。作者并没有涉及经书的内容，仅以经书的“佶屈聱牙”，“断烂朝报”，“昔人穷毕生精力，到头发白了还不能弄通”为例，揭露提倡者的无知和荒谬，将“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的危害讲得明暸透辟。作者驳论、立论的视角敏锐而广阔。文章从批判提倡者无知的角度着笔，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读经的议案”。继而作者还指出： 将经书丢下毛坑的主张，也同样可笑，并提出经书仍具有供少数专家研究的价值。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很注意立论的全面，周严，做到了无懈可击。

后边谈的是“道统”与“礼乐年”。这虽是与读经有关的两个具体问题，但都涉及了对中国文化应采取何种态度。文章以饱蘸激情的笔墨，用生动的譬喻，有力地驳斥了说孙中山“继承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不传的道统”的谬论。作者以对经书及历史的熟知深解，从社会本质特征着眼，指出孙中山是一位变革社会，越过欧美资本社会，迎头赶上世界潮流的伟大人物。以此说明将封建时代的人物与总理相比的可笑。进而作者还以人类进化过程做譬喻，指出孙中山对中国文化有吸收、也有扬弃，从而嘲讽了想把孙中山的铜像“抬进孔庙大成殿里去”的荒谬。

关于礼乐，文章抨击的是为提倡读经而组织的尊孔活动。作者评古论今，首先提醒那些组织者要认清世界发展的趋势，指出“反侵略战争胜利以后，世界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以此嘲讽鼓吹礼乐的陈腐落后。然后，作者又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手法，即用儒家祖师爷孔子的话来教训那些鼓吹“制礼作乐”的现代儒生们，真是一针见血，正中要害。文章极富讽刺意味地指出：孔子在那“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提倡制礼作乐，尚且主张要注重其精神实质，而不要光讲形式;而现代儒生们，为了粉饰太平，取媚当局，谋取高官厚禄，竟要“把叔孙通绵蕞朝仪的办法，应用到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来”，未免有点数典忘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