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篱《杂谈麻雀》原文|注释|赏析

人的记忆是有些莫名其妙的时候的。比如平常很熟悉的字，偶到用时却忽然杳无踪迹;有时，原本不想记住也不必牢记的陈年琐事，不知因了一点什么勾引，竟突然呈现眼前，历历在目。

最近在报上看到讨论麻雀的文章，便没来由的记起一段陈年小事。1952年年底，苏联电影艺术家代表团来到中国。一次晚宴上有一道菜是酥炸麻雀，拉迪尼娜问是何物，不知翻译是没有学过这个字还是一时忘记，回答不出。在座的还有两位早年曾在莫斯科学习过的同志，他们也都忘了这种小东西俄文叫什么，一位干脆说： “苏联没有麻雀” ，但另一位却偏偏证明他在莫斯科亲眼见过。几句话间，翻译找到了窍门，只见他嘴上吱吱喳喳，臂膀上下搧动，算是用直观教学完成了任务。

麻雀之于我，还另有一段姻缘。七、八岁时，搬梯子上房揭瓦，掏过一只小麻雀。窗上吊一只小篮子算是它的窝。后来养熟了，每当我放学回家，它便飞来头上肩膀上落着，乱叫一阵表示欢迎。这小麻雀颇有本事，曾经活捉过一头苍蝇吃，从此我便常拍苍蝇喂它。大约一年之后，它被一只恶猫吃掉了。

麻雀吃苍蝇，而麻雀与苍蝇又同登四害之榜，定为剿灭的对象，这的确有点儿复杂。麻雀吃庄稼固然不好，然而让它和蚊子，老鼠，苍蝇并列，我总觉得有些委屈。徐悲鸿画过一群冬天的麻雀，题为 “晨曲”，专门歌颂这小生物给人间的音乐。可是有那位画家歌颂过绿头苍蝇的嗡嗡叫呢?

去年，除四害的口号提出以来，麻雀的确遭受了大规模的枪诛笔伐，黄泉道上去了多少，因为没见统计数字无从说起。但笔伐记录则有案可查，全国报纸当时都刊载了麻雀的“罪行录”，不少大块文章用“科学计算”说明着一只麻雀一年要繁殖若干窝，如此，麻雀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将要夺尽人类口粮! 如果这统计真实，就真有点可怕，麻雀当然罪该万死。不过事隔一年，华东的上海、南京等地树叶被虫吃光，科学家说这和把吃树上虫子的麻雀消灭了有关。百家争鸣，真有好处。最近有人又例举了麻雀吃虫的益处，他计算着麻雀吃去稻田一条幼螟，则为人类保存粮食若干粒，一只螟虫可生若干只虫卵，如此累计，麻雀又益莫大焉。

对于麻雀，既然已经提出了有害的证据又提出了有益的证据，这一段公案便又重新开审。对于麻雀，现在不是在讨论怎么消灭和应否消灭的问题了，而是在科学地分析它的益害比重。看来麻雀很可能将由消灭对象转为控制对象。其实要消灭也确有困难，早在1931年2月，东方杂志就报道过苏联也下过捉麻雀的命令，然而廿六年以还，至今莫斯科仍然有麻雀的晨曲传唱。

从小麻雀的命运有了转机这件小事上，仿佛悟出了一点道理：

哲学上讲矛盾的统一。只说一面之词便往往不准确，在麻雀问题上正是如此。明明是麻雀既吃谷物又吃害虫，但是只承认它吃粮食从而决定消灭，结果是消灭了麻雀，未必就减少了粮食的损耗，原地踏步走，白费力气何苦?

独立思考还得大力提倡。科学必须是客观的，但是却有为了证明麻雀该消灭才作科学调查的“科学工作者”，他解剖麻雀的胃，但专门数谷粒而不计草籽和毛虫，这就给并不科学的决定加上了科学的冠冕，这或与人云亦云之风有关，或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有亲戚联系。

如果从麻雀问题能汲取些教训，因小及大，则也收益非浅。

(1957年第3期《漓江》)

赏析 这是一篇思路宽、知识广、笔法活的好杂文。作者谈的是小麻雀的事，但却寄寓着大道理。

作者就麻雀的翻译问题，信笔写来，从小时候掏麻雀谈到现在的除四害，不拘一格，海阔天空，纵意而谈，涉笔成趣。读者在娓娓而谈之中，逐步领会文章的弦外之音，很自然地接受作者所要阐明的思想和事理。

缺少辩证法，看问题片面，这是我们常犯的毛病。如何学会全面地看问题，避免片面性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文章不从理论上下笔，而是在当年被列为四害之一的麻雀上去做文章。文章的第一自然段从闲聊开始，看似闲笔，实际上是闲笔不闲，它为下文的记叙和议论作了铺垫，使文章在拉家常中开始，缩短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创造了一种自然、和谐的气氛。接着，以形象的笔墨，细致地记叙了以麻雀招待外宾发生的一个小故事，和自己小时候以苍蝇喂麻雀的故事，这两个故事增加了文章的趣味性，也有利于突出主题。然后，再逐层深入去谈除四害的问题。作者思想敏锐，敢于直言，指出当时把麻雀作为害虫来“剿除”的做法是不对的，进而提出了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坚持尊重客观规律的问题，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如果我们当时能多听听这些小故事，并且真正能听进去，就不致于酿成后来的错误了。

文章采用以小见大的写法，使读者“收益非浅”。它没有八股格式，没有陈词滥调，行文走笔挥洒自如。文中时而历史，时而现实;时而苏联，时而中国; 时而故事，时而议论; 时而谈画家的画，时而谈科学家的分析，充分说明作者的思路宽，知识广，写法活。没有丰富的知识，囿于一格，是很难写出这样充满生气的文章来的。

文章的语言幽默、老辣，很有特色。如“对于麻雀，既然已经提出了有害的证据又提出了有益的证据，这一段公案便又重新开审。”“其实要消灭也确有困难，早在1931年2月，东方杂志就报道过苏联也下过捉麻雀的命令，然而廿六年以还，至今莫斯科仍然有麻雀的晨曲传唱。”这类语言，在文章中随处都是，十分幽默而有余味。文章的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熔为一炉，使人乐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