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室南渡以来，“江北士大夫，多避地岭南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六），其中较著者就有南宋四名臣，王鹏运评议道：

其身系乎长消安危，其人又系乎用与不用。用之而不终用之也，于是则悲天运，悯人穷，当变风云时，自托乎小雅之才，而词作焉。其思若怨悱而情弥哀，颥号幽明，剖通精诚，又不欲以为名也，于是则摧刚藏棱，蔽遏掩抑，所为整顿缔造之意，而送之以馨香芬芳之言，与激昂怨慕不能自殊之音声，盖至今使人读焉而悲，绎焉而慨伉，真洞然大人也。”（王鹏运《南宋四名臣词跋》，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

这些“洞然大人”不平则鸣、发愤著书，他们的创作是特定环境下文人心路历程的记录。当时秦桧权倾朝野，以严刑峻罚摧残正论，把政敌流放到瘴疬之地，“赵鼎、王庶、李光、郑刚中、曾开、李弥逊……高登、吴元美、杨辉、吴师古等皆死岭海，或死罪籍”（元·佚名《宋史全文》卷二四隆兴二年七月“是月”条引）。正直之士，不会就此屈服，他们纷纷起来抗争，用言辞，用行动，表现了迁岭文人面对强权，不屈不挠的可贵品质。我们以李光、赵鼎等名臣为中心探讨他们在高压政策下、风尘困顿中直道而行、乐天知命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

一

两宋时期，对文人最重的惩罚是流放岭南。李光因触怒秦桧，谪居岭海近二十年，迫害接踵而至，种种切实的苦难如影随形、挣不断、摆不脱，要他去面对解决。他此时展示出了昂扬乐观的精神面貌，颇有“纵浪大化中，无忧亦无惧”的风神意态。他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实践了“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处世哲学，并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独特的主体特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来作为穷山恶水、穷乡僻壤的蛮荒之地，成了迁岭文士思考人生、实现自我的人间道场：

惟祝乘此闲放，尽为己之学。至处忧患之际，则当安之若命，胸中浩然之气，未尝不自若也。……生死事大，无常迅速，故汲汲耳。（《与胡邦衡书》其九，《庄简集》卷一五）

宴居有以自娱，动则观书以广智，静则息念以存诚；赋诗一首，弹琴一曲，古人困而能通用此道也。（《与胡邦衡书》其十，《庄简集》卷一五）

这些醒世悟语，体现了生处困境的迁岭文人们的个性特征和人生思考。李光在岭海生活时能自得其乐，到书里去寻找真趣，从怀古中生发幽思，其作《读易详说》，展示了对进退出处之道的体悟，引起四库馆臣的关注与赞叹：

光为刘安世门人，学有师法。绍兴庚申，以论和议忤秦桧，谪岭南。自号读易老人，因摅其所得，以作是书。故于当世之治乱，一身之进退，观象玩辞，恒三致意。如解《坤》之六四云：“大臣以道事君，苟君有失德而不能谏，朝有阙政而不能言，则是冒宠窃位，岂圣人垂训之义哉！故《文言》以括囊为贤人隐之时，而大臣不可引此以自解。”又解《否》之初六云：“小人当退黜之时，往往疾视其上。君子则穷通皆乐，未尝一日忘其君。”……光尝作胡铨《易解》序曰：“《易》之为书，凡以明人事。学者泥于象数，《易》几为无用之书。邦衡说《易》，真可与论天人之际。”又曰：“自昔迁贬之士，率多怨怼感愤。邦衡流落瘴乡，而玩意三画，可谓困而不失其所亨，非闻道者能之乎？”其序虽为铨作，实则自明其著述之旨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二《读易详说》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

这段记载可作为李光“发愤著书”“不平则鸣”的注脚。有此精神，他才能：

当饮食宴乐以俟机会，不可亟也。饮食者，宴乐之具。宴乐必资于饮食，此君子从容避祸，以礼自娱乐之时也。（李光《读易详说》卷二）

这样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形成了南宋迁岭文人娱忧纾愤的人生态度与精神境界，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呈现出精深雅健的风格面貌。

李光现存词十四首，其中有一半以上侧重于描写岭南旖旎风光和自己身处其中的心迹情感，表现出其“饮食宴乐以俟机会”“以礼自娱乐”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

元亮赋归去，富贵比浮云。常于闹里，端的认得主和宾。肯羡当年轩冕，时引壶觞独酌，一笑落冠巾。园圃日成趣，桃李几番春。挹清风，追往躅，事如新。遗编讽咏，敛衽千载友斯人。君爱谪仙风调，我恨楼船迫胁，终污永王璘。何似北窗下，寂寞可栖神。（《水调歌头·丞相李公伯寄示水调一阕，咏叹李太白，词采秀发。然予于太白窃有恨焉，因以陶渊明为答，盖有激云耳》）

李光引元亮为友，于太白有恨，吟咏之际，在其词中表现出人类普遍存在的共有的情感体验及其对人生、宇宙的哲理思考。进退出处、悲欢离合这些士人都曾经历的人生遭遇在他笔下得到了诗意呈现：

独步长桥上，今夕是中秋。群黎怪我何事，流转古儋州。风定潮平如练，云散月明如昼，孤兴在扁舟。笑尽一杯酒，水调杂蛮讴。少年场，金兰契，尽白头。相望万里，悲我已是十年流。晚遇玉霄仙子，授我王屋奇书，归路指蓬丘。不用乘风御，八极可神游。（《水调歌头·昌化郡长桥词》）

在此词小序中李光还自述了在海南风月胜景中仗策独游时的乐观情绪：

昌化郡城之北，长桥跨江，风月之夕，气象甚盛。庚午八月望夜，士友悉赴郡会。仗策独游，颇怀平生故人，作水调歌以自释。予自长年，粗闻养生之术。放逐以来，又得司马子微叙王屋山清虚洞所刻《坐忘论》一编，因得专意宴坐，心息相依。虽不敢仰希乔松之寿，度未即死，庶有会合之期。

庚午，即宋高宗绍兴二十年，词是中秋时所作。当时李光编管琼州。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三炎兴下帙一一三载：绍兴十三年“十二月李光移琼州安置。李光初安置藤州，知州周某者诱光唱和，说秦桧和议，有讽刺者，积得数篇，密献于桧。桧怒，令臣寮言其罪，故移琼州安置”。昌化，在今天海南的昌江县。在受到诋毁陷害后被贬至天涯海角的李光并没有失去生活的信念和做人的乐趣。有一种智慧来源于性格，有一种性格就是智慧。李光这种“满不在乎”、优游从容、满足于现状的乐天知命性格使他渡过了人生的困境。李光并非没有恐惧、忧愁、悔恨、悲愤、沮丧、抑郁等负面情绪，但他能很快从中解脱出来，寻找到一系列心灵解脱的方式来调节自我心理。从这一角度看，李光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十分有利于养生。淡泊达观的胸襟，使得李光享年八十二岁。这种高寿来之不易，要知道当时群僚之间的政治斗争波诡云谲，李光屡遭谤黜，编管异地、流离困瘁，足令数百年后读者为之酸鼻眼热。

李光除了“粗闻养生之术”之外，性格开朗也是他长寿之因。虽屡经祸变，谪命频至，艰难颠沛，却坚定不移、高贵不屈，狂歌痛饮、豪兴不减，眠花醉月、娱忧纾愤，发为吟咏、便成华章：

海外无寒花发早。一枝不忍簪风帽。归插净瓶花转好。维摩老。年来却被花枝恼。忽忆故乡花满道。狂歌痛饮俱年少。桃坞花开如野烧，都醉倒。花深往往眠芳草。（《渔家傲》）

表达了自己谪居海外的人生态度和人格个性，展示了永不屈服、昂扬乐观的精神面貌。同时也流露出对少年往事的追忆、怀念、惆怅和留恋，对广大世界、自然美景和自身存在的深切感受和珍视，造就了其词“深微浑雄而情独多”（王鹏运《南宋四名臣词跋》，施蛰存主编《词籍序跋萃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的审美境界。

这些被贬士人到达岭南之后的人生态度、人格个性、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弱者来说，当时的岭南无疑是万丈深渊，而对昂扬乐观的达者来说，这片化外之地，却是一个心灵的避难所，一方躲避宦海风波、砥砺意志、修养自我身心的宁静乐土：

予顷在琼山，见桃李甚盛，但腊月已开尽，三春未尝见桃花，每以为恨。今岁寓昌江，二月三日与客游黎氏园，偶见桃花一枝。羊君荆华折以见赠，恍然如逢故人。归插净瓶中，累日不凋。予既作二小诗，同行皆属和。忽忆吾乡桃花坞之盛，每至花发，乡中人多醵会往游。醉后歌呼，今岂复得，缅怀畴昔，不无感叹，因成长短句，寄商叟、德矩二友。若悟此空花，即不复以存没介怀也。（《渔家傲·序》）

可见，迁至岭南的南宋文人们对待岭南的态度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不再把岭南当作蛮荒之地而心怀畏惧，而反认岭南是故乡，时常优游于山水之间，领略同行骚人的奇文佳作，在游览山水和沉浸吟咏中畅叙幽情、忘怀得失，领略到“不复以存没介怀”的忘我之趣，以此自终。

李光像苏轼一样，曾经名满天下、春风得意，却历经宦海风波，被贬至蛮山瘴水、穷乡僻壤之地。东坡诗词歌赋中所表现出来的欢悦、哀伤、抑郁、不平、怀念、悲苦之情，李光也曾体验过，故能引起他深切的情感共鸣。在海南寻幽探胜之际，他用满怀虔诚的笔触记录了自己到琼州探究东坡旧迹的经历，颇能反映迁岭之士爱屋及乌的深厚感情：

苏公端明南迁过琼，酌水而异之，往告其人，而郡守求亭名与诗，遂名其亭曰“泂酌”，且留诗其上。绍兴乙丑，予自藤江再贬海外，以三月望至琼，众指双泉之胜，乃葺居。……双泉之名闻于远近，实自苏公发之。旧传有白龙尝露脊尾，气浮水面，询之故老，以为信然。苏公既不载，然亦莫有见者，独惠洪记注间一诗，其略云：“异哉寸波中，露此横海脊。举首玉箸插，忽去银丁掷。大身何时见，夭矫翔霹雳。谁言鹏背大，更觉宇宙窄。”语虽不凡，然决非苏公诗。……四月七日，上虞李某记。（《琼州双泉记》，《庄简集》卷一六）

旧传双泉相去咫尺而异味，东坡先生易名泂酌，且作诗其上。后稍稍增葺，疏为三池。今兹五十年，水益清驶，然所谓双泉乃混而为一，非知水味者莫能辨也。东坡诗题不复存。绍兴乙丑之春，予再贬琼山，九月二日，自行馆与仲子孟坚徙居之，因访寻旧题，得“泂酌亭”三字于乡老朱景贶，复揭之亭上。居闲无事，因作古风二十韵，意殊未尽，复赋律诗一篇，以示太守徐自然、别乘李申之。（《泂酌亭》，《庄简集》卷三）

在这片化外之地，李光从晚年贬谪到海南的苏轼身上学到了应对人生困厄之法，从热恼瘴毒中悟出了清凉生活之境：

海外气候，每岁三四月间已如剧暑。客有自吉阳至者寓馆，问汉亭累日，且言吉阳气候昼夜如炊，因叹此邦之胜。乃知人生无有足时，不经热恼，岂知平日之清凉乎？故古之达者，每以此对治。……予谪居岭海逾十五年，见闻习熟，不以为异。因作此诗以自想，且以警世之贱丈夫，一不快即愁叹怨愤，或讥谤怒骂，如柳、刘之徒，盖未足语此。（《庄简集》卷五）

展示了自己在海外谪居的生活场景和胸襟怀抱，那优美深沉的浮生悟语能强烈地震撼人们的心灵，拓展人们的胸襟，也激起了人们对自然、对宇宙、对人生的哲理思考。读这类文字，每每使人受到深刻的人生启示，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油然而生一种热爱之情，并对美好的生活也平添了几许乐观与向往。也许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南宋的名公重臣大多到过岭南，在岭南的卢橘杨梅与蛮山瘴水中找到了自己的身心安顿之所，如李光、赵鼎、李纲、吕本中、曾几、陈与义、朱敦儒、范成大、张孝祥、吴潜、郑刚中、胡铨等，他们都跋涉千里来到岭南。

岭南风物没有辜负这些漂泊而来的异乡游子，用空前高涨的热情迎接了他们。在这批寻找精神避难所的迁客骚人的努力下，宋南渡以来岭南的文化生态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此后，中原文化在与岭南文化的交汇与激荡中风生水起、云蒸霞蔚，孕育出一代又一代灿若星河的迁岭文人。这些迁岭文人便在不经意间，为新的词风和新的诗歌题材的兴起种下了契机。在某种程度上，正应了那句名言：“重、拙、大。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一，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五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

二

无独有偶，李光的好友、同为“南宋四名臣”之一的赵鼎在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方面与他有相似之处，也是由位极人臣的名公巨卿沦为流民隶役，从朝廷被贬至遥远僻静的海南，生活待遇、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但他并没有消极沉沦下去，反而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极可贵的看破、放下、自在、宁静适意的人格个性和人生态度：

心远身闲眼界清，潇然回首万缘轻。更将满耳是非语，换作松风溪水声。（《山中书事》）

虚窗午夜月朦胧，推枕萧然百念空。更问幽人洗心法，二年魂梦水声中。（《梦觉》，《忠正德文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8册）

这种纵横自在无拘束，心不贪荣身不辱的思想，是我们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孔子在理想不能实现时就悠然自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孟子失志时也进退自如：“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表现出了我们古代文人在人生困境中精微深邃的体验与思考。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南宋迁岭文人张九成也以古代的圣贤为自己的榜样，导致其在人生态度、人格个性上也具有了圣贤气象，周必大在《益公题跋》卷四《跋张子韶与陈朝彦序词》中赞叹：

张公子韶以布衣奉大对，气节凛然，既登近班，不改厥度，久窜庾岭之阴，所养益厚，盖刚者也。

真正具有孟子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至大至刚的大丈夫的人格个性；徐鹿卿《清正存稿》卷五《跋无垢借米贴》对此浩然之气阐发得更详尽：

士固不免于穷，穷然后见君子。……先生之借米，其困厄无聊甚矣。而杰然之气，浩浩乎其胸中不衰也。

君子固穷与胸中的浩然正气浑然一体的统一在张九成身上，虽然穷困、然而不失浩然之气，亦不失做人的乐趣，《横浦先生家传》中记载的则是张九成“谪居十四年，谈经自乐，手不停披”的人生乐趣，可谓是深得“孔颜乐处”的精髓。

张九成是在绍兴五年（1135）正月，由赵鼎推荐为太常博士的。赵鼎以宰相之尊招贤纳士，宋室南渡之初许多有名的才士，皆是通过赵鼎的引荐而步入仕途的，史书有众多关于赵鼎推荐贤能、知人善任之举的记载，试以张九成、汪应辰为例：

左奉议郎张九成为太常博士，赵鼎荐之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四）

绍兴五年六月戊午，左奉议郎新太常博士张九成为秘书省著作佐郎。是日早朝，上问辅臣曰：“近有民自汴来，云张九成投伪齐，有此否？”赵鼎曰：“九成见居盐官县，焉有此事！必有谗者惑圣听。”……沈与求曰：“陛下召用九成，则谗者息矣。”上曰：“无谗言，北来人所传不审耳。然用之若迟，人必谓九成不用于伪齐复还矣。”遂有是命。（《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

应辰少受知于喻樗，既擢第，知张九成贤，问之于樗，往从之游，所学益进。初任，赵鼎为帅，幕府事悉谘焉。岁小旱，命应辰祷雨名山，即应。越人语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状元雨也。”（《宋史·汪应辰传》）

《宋史·张致远传》亦载有赵鼎的知人之言：

赵鼎尝谓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从官如……张九成……皆有士望，他日所守当不渝。”识者谓鼎为知人云。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宋室南渡以来，李光、赵鼎等名臣身边集聚了一批如张九成、汪应辰之类的仁人志士，他们成了那一苦难深重时代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虽屡遭摧抑，却不畏强暴，刚正凛然，据载：

权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张九成罢。初，赵鼎之未去也，九成谓鼎曰：“金失信数矣。盟墨未干，以无名之师掩我不备，今实厌兵而张虚声以撼中国。彼诚能从吾所言十事，则与之和。当使权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桧谓九成曰：“且同桧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为异议，特不可轻易以苟安耳！”他日，与吕本中同见桧。桧曰：“大抵立朝，须优游委曲，乃能有济。”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桧为之变色。九成从容言于帝曰：“敌情多诈，议者不究异日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会桧闻九成在经筵讲书，因及西汉灾异事，大恶之。九成入见，面奏曰：“外议以臣为赵鼎之党，虽臣亦疑之。”上问其故。九成曰：“臣每造鼎，见其议论无滞，不觉坐久，则人言臣为鼎党，无足怪也。”既而九成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对出守，桧必欲废置之。奏除秘阁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免谢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三，绍兴八年十一月）

时秦桧力主和议，王伦使还，金人欲以河南地归我。应辰上疏，谓“和议不谐非所患，和议谐矣，而因循无备之可畏。……臣愿勿以和好之可无虞，而思患预防，常若敌人之至”。疏奏，秦桧大不悦，出通判建州。（《宋史·汪应辰传》）

张九成、汪应辰等文人志士用自己的言行，证实了赵鼎的知人之明，也说明了赵鼎是靠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使有志之士自然而然地聚集到他的身边。而赵鼎、秦桧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导致了有见识的士人逐渐分清是非，坚持正道，在宋室南渡之初的高压政策下、险恶环境中，体现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为可贵的“直道而行”的人格精神。

三

然而，正义之士未必总是能战胜奸佞之辈，历史上小人得意、志士屈沉下僚的现象也是很常见的。南宋历史上岳飞被害，秦桧高官厚禄、寿终正寝即其中一例；后来秦桧、赵鼎之争，秦胜赵败是其中另一事例。后来文征明在《满江红》中感叹：“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二载：

绍兴八年十月甲戌，特进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赵鼎罢为检校少傅奉国军节度使、两浙东路安抚制置大使兼知绍兴府……殿中侍御史张戒上书乞留鼎，不则置之经筵。桧力劝上屈己议和，鼎持不可，由是卒罢。

秦桧纵然阴险奸滑，打击迫害了刚正不阿的名将岳飞、名相李光、赵鼎，毕竟只能让南宋小朝廷里的那些优游委曲、趋炎附势、巧言令色、姑息迁就之徒奔走其门，而不能阻塞天下有道之士的滔滔之口、刚正之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载，绍兴二十二年六月：

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陈诚之以母忧去。先是秦桧尝谕诚之曰：“事有所闻，可以片纸见喻。”盖桧方用告讦以擢人才。诚之不领其意，以此颇忤桧。左朝散郎张九成时谪居南安军。或问九成曰：“近日士大夫气殊不振，曾无一言及天下事者，岂皆无人材耶？”九成曰：“大抵人材，在上之人作成，若摧抑之，则此气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自辱哉？秦公方斥异己，大起告讦，此其势欲杀贤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

张九成的这番话说得可谓是正气凛然，浩气长存。果不出所料，秦桧排斥异己、大起告讦的高压政策反而激起了一些有志之士奋不顾身的强烈反抗。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李光在《易解》序中高度评价“困而不失其所亨”的胡铨，就是一位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他现存词十五首，其中有十二首作于他被贬谪之地岭南。从他的岭南词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士人直道事人、乐观旷达、不屈不挠的文化性格与人生思考，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与探讨。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