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王朝后期的学者李齐贤（1287—1367）曾追随高丽忠宣王在中国常年居住，与虞集、赵孟、张养浩等元代文士过从甚密，并受到他们的影响而尝试倚声填词，从而成为韩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词人，享有“备知诗余众体者，吾东方一人而已”（李宗准《遗山乐府序》）的评价。但其作品在后世流传未广，以致清乾隆年间来访的朝鲜使臣李德懋颇为感慨地说：“今世之人，甚至不知益斋之为李齐贤者，可悲也。”（《清脾录》卷三）尽管在道光年间由伍崇曜、谭莹编订的《粤雅堂丛书》中已经收入李齐贤的《益斋乱稿》，但其中的《益斋长短句》并未引起词学界的关注。直至民国时期，词学大家朱孝臧在辑校《彊村丛书》时对李齐贤词作重加校订，才吸引了刘毓盘、况周颐、夏承焘、唐圭璋等诸多专家进行研讨，在中国现代词学史乃至中韩文学交流史上颇值关注。

《彊村丛书》是朱孝臧辑校整理的大型词籍，曾先后多次增补付梓：最初在宣统三年（1911）就以《彊村所刻词》的名义刊行，其中尚无《益斋长短句》（参见阳海清编撰、陈彰璜参编《中国丛书广录》所列《彊村所刻词》子目）；至民国年间，先后又有三次结集，其中民国六年（1917）初次编刊本中仍然未见李氏作品，而至民国十年（1921）的二次编刊本中便收录了《益斋长短句》一卷，直至民国十一年（1922）的三次编刊本中相沿未改（参见施廷镛《中国丛书知见录》所列前后三次编刊本的子目），而李齐贤的词作就由此开始进入现代诸多词学研究者的视野。

词学观念上的相近，无疑是朱孝臧青睐李齐贤词作的重要原因。朱氏中年学词，原由吴文英梦窗词入手，晚年转而肆力于苏轼东坡词。他为此还集中精力编订《东坡乐府》三卷，不仅对文字详加勘证，还首次予以细致编年。他在创作方面所受苏词的影响，与其关系密切的师友更是多有论及，如张尔田说他“晚年颇取法于苏”（《龙榆生词序》），夏敬观称其“颇取东坡以疏其气”（《风雨龙吟室词序》）。而李齐贤在填词时也有同样的特点，除了创作部分直接依韵步和东坡词的作品，并由此开启韩国词人唱和苏轼词作的先河之外，他在词作中承袭、点化东坡词的现象也不胜枚举。如《水调歌头·望华山》“我欲乘风归去，只恐烟霞深处，幽绝使人愁”，就脱化自苏轼《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又《玉漏迟·蜀中中秋值雨》“圆又缺，空使早生华发”，则兼用苏轼《水调歌头》“月有阴晴圆缺”及《念奴娇》“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显而易见，这成为朱孝臧留意《益斋长短句》的一个重要基础。

除了创作趋向相似之外，特殊的时代背景也不容忽视。如上所述，朱孝臧着手校订《益斋长短句》应该是在民国六年（1917）至十年（1921）期间。在此期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宣统二年（1910）起，韩国正式沦为日本殖民地。这一事件所带给中国的强烈刺激，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朱孝臧对李齐贤其人其作的关切。自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已丧失在朝鲜半岛的实际影响力，而日本则开始稳步推进对韩国的侵占。至宣统二年（1910）日、韩两国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更进一步让中国感受到唇亡齿寒的危机。戴季陶的时评《日韩合邦与中国之关系》也许最能真切地道出当时国人的心声：“韩国者，吾国三千余年之属国也，其地则属吾国疆域，其人则与吾国同族，其文字则吾国之国风，其政治风俗则吾国之遗范，是则韩国之存亡问题，即吾国国权之消长问题，亦即吾国实力之增减问题。”对于韩国的关注既包含同病相怜的伤感，又充满引以为鉴的自省。就朱孝臧一贯的行为处事而言，对于世事始终抱持着强烈的关注。有学者早已指出，清末民初的词学界因为受到国粹派思想的影响，“兴起了将词籍视为国粹，进行彻底整理，加以保存的自觉的大规模的词籍校勘整理活动，由此也给词籍整理第一次带来了很强的目的性”（张晖《论清季民初词籍校勘之兴起》），而朱孝臧无疑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张尔田在评论朱氏创作时曾提及：“古丈词，故国之悲、沧桑之痛，触绪纷来，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有不待按合时事而知之者。”（《四与榆生论彊村词事书》）朱氏弟子龙榆生也指出：“彊村先生四十始为词。时值朝政日非，外患日亟，左纴沉陆之惧，忧生念乱之嗟，一于倚声发之。故先生之词，托兴深微，篇中咸有事在。”（《彊村本事词》）都强调其词作具有感怀时世、寄兴深远的特点。尽管无法逐一坐实其词作的创作本事，但从常情来推断，他对韩国沦亡的境况不可能无动于衷。

朱孝臧逝世之后，陈三立在所撰墓志铭中特别强调他“晚处海滨，身世所遭，与屈子泽畔行吟为类，故其词独幽忧怨悱，沈抑绵邈，莫可端倪。……所辑唐宋金元百六十三家词，取善本勘校，最完美。……三立与公游处久，故哀其志行，不徒以词人传也”（《清故光禄大夫礼部右侍郎朱公墓志铭》），将其晚年遭际和创作与行吟泽畔的屈原相提并论；即便提及校勘词籍的业绩，也同样着力表彰其志行，而不是仅仅着眼于词章。再联系到曹元忠、沈修为《彊村丛书》所撰的序言，前者云：“恐再阅百年，即此总集、别集百数十家，亦将灰飞烟灭，不及时整娖，安知不如刘向所言，为其俎豆筦弦之间，小不备，绝而不为，大不备，或莫甚焉，不得不尽力以为之乎？”（《彊村丛书序》）后者说：“若夫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怀其旧俗，则文章作者胥然，更奚择乎诗骚？得斯谊，成词集而行之，先生功则盛已。”（《彊村丛书序》）都将其校勘词籍视为发覆抉微、存亡继绝之举。由此可见，朱孝臧当年着手校订李齐贤的《益斋长短句》，并将其作为整部《彊村丛书》的殿军之作，应该也正寄寓着对时局的感喟和隐忧。

可资比照参证的还有与朱孝臧同时期的另两位学者的反应，一位是知名的藏书家邓邦述，他在1914年撰写的一则题跋中述及家藏旧抄本《益斋长短句》，深有感触地说道：“高丽为吾属国，观其前后诸跋，皆具本国官阶，而奉元明正朔，亘千年中，事大弥谨，乃及吾身而其国竟亡，阅之有余喟焉。”（《群碧楼善本书录》）另一位是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词学家刘毓盘，他曾编纂过《唐五代宋辽金名家词集》，其中有一部分为《高丽人词》，后有识语云：“高丽自箕子以来为我属国，其国人能词者，元则李齐贤，有《益斋长短句》，见朱孝臧《彊村丛书》。……甲午之败，中日合盟，以高丽为独立国，不数年而见并于日本。志士逋臣，万死以谋复国，仆而复起。吁！莫谓秦无人也。”两人都触景生情，感怀今古，不约而同地由李齐贤的词作联想到当下韩国沦亡的时事，而后者所见的正是《彊村丛书》中所收录的《益斋长短句》。

身为域外词人，李齐贤的词作此前在中国词学界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明清两代词论从未对其有过任何评骘。而受到朱孝臧《彊村丛书》的影响，此后的词学评论界便开始逐步关注起《益斋长短句》，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与朱氏交游甚密的况周颐。况氏于辛亥之后移居上海，开始和朱氏交往切磋，在词学方面受到后者影响颇深，对于朱氏倾力辑校的《彊村丛书》自然也会特别注意。他对李齐贤词作极为欣赏，曾屡次议及，称道“益斋词写景极工”，“笔姿灵活”（《蕙风词话》卷三）。甚至还特别摘引其诸多佳句予以评论：“益斋词《太常引·暮行》云：‘灯火小于萤。人不见、苔扉半扃。’《人月圆·马嵬效吴彦高》云：‘小颦中有，渔阳胡马，惊破霓裳。’《菩萨蛮·舟次青神》云：‘夜深蓬底宿。暗浪鸣琴筑。’《巫山一段云·山市晴岚》：‘隔溪何处鹧鸪鸣，云日翳还明。’前调《黄桥晚照》云：‘夕阳行路却回头，红树五陵秋。’此等句，置之两宋名家词中，亦庶几无愧色。”（《蕙风词话》卷三）况氏曾指点后学道：“两宋人词宜多读、多看，潜心体会。”（《蕙风词话》卷一）又说：“唐五代至不易学，天分高不妨先学南宋，不必以南宋自画也；学力专不妨先学北宋，不必以北宋鸣高也。词学以两宋为指归，正其始毋歧其趋可矣。”（赵尊岳《〈蕙风词话〉跋》引况周颐语）而此处逐一摘取李齐贤词句，将之与两宋诸名家等量齐观，钦挹之情溢于言表。

另一位对李齐贤词作进行深入研读剖析的词学家是夏承焘。夏氏早年向朱孝臧请益，甚得赏识与指点，对其日后肆力于词学研究影响深远。他晚年撰有《髯翁论词绝句》，以七绝的形式论列历代词作的发展演变。他曾自述撰述经过：“予年三十，谒朱彊村先生于上海。先生见予论辛词‘青兕词坛一老兵’绝句，问：‘何不多为之？’中心藏之，因循未能着笔。……近三年来，以宿疾来京治疗，出版单位诸同志时来督勉，乃随改随增，至一九七八年初春脱稿，共得八十余首。上距初谒彊村先生时，将五十年矣。”（《髯翁论词绝句·前言》）可知撰写此书最初就出于朱孝臧的勖勉鼓励。书中专设《外编》部分，评论日本、韩国、越南等周边国家的词人词作。其中有《朝鲜李齐贤》一首：“北行苏学本堂堂，天外峨眉接太行。谁画遗山扶一老？同浮鸭绿看金刚。”在诗后所附注释中提到：“朱孝臧《彊村丛书》载其《益斋长短句》一卷，凡五十四首。”显然正是通过《彊村丛书》来了解李齐贤其人其词的。而在此后的《题解》中则对李氏词作做了一番整体评价：“益斋一生行历，约当我国元代的终始。两宋之际，苏学北行，金人词多学苏。元好问（遗山）在金末，上承苏轼，其成就尤为突出。益斋翘企苏轼，其词如《念奴娇·过华阴》《水调歌头·过大散关》《望华山》，小令如《鹧鸪天·饮麦酒》《蝶恋花·汉武帝茂陵》《巫山一段云·北山烟雨》《长湍石壁》等，皆有遗山风格。在朝鲜词人中，应推巨擘。”将其创作特征和所处时代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尤其指出其词风与元好问相近。《髯翁论词绝句》中另有两首专论元好问，其中一首云：“纷纷布鼓叩苏门，谁扫刁调返灏浑？手挽黄河看砥柱，乱流横地一峰尊。”诗后所附《题解》说：“苏轼集传到北方以后，金人学苏词的不少，但谁能扫去刁调小声而返到灏浑的大气派呢？元好问在金末，上承苏轼，卓有成就。他的词大气灏浑，如赋三门津有‘万象入横溃，依旧一峰闲’，可作为他的词集《遗山乐府》的赞语。”所述可以和李齐贤部分的内容相互参照，从中不难勾勒出“东坡—遗山—益斋”三者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

夏承焘还主持编纂过《域外词选》，对进一步推广李齐贤词作起到不少作用。他在《前言》中交代过编选的缘由：“予往年泛览词籍，见自唐、五代以来，词之流传，广及海外，如东邻日本、北邻朝鲜、南邻越南各邦的文人学士，他们克服文字隔阂的困难，奋笔填词，斐然成章，不禁为之欢欣鼓舞。爰于披阅之际，选其尤精者，共得一百余首，名之曰《域外词选》，目的在于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书中朝鲜词部分仅以李齐贤一人作为代表。尽管《前言》中说在编选过程中“选其尤精者，共得一百余首”，实际上李氏现存词作已悉数入选，并无删汰，篇幅几近全书的一半，由此也足以彰显其重视程度。在作者介绍部分，还有一些涉及对李氏词作的评价，如称：“其词写景极工，笔姿灵活。山河之壮，风俗之异，古圣贤之遗迹，凡闳博绝特之观，皆已包括在词内。”显然又参考过上述况周颐《蕙风词话》中“益斋词写景极工”“笔姿灵活”等评论。而从学术渊源而言，夏承焘也确实受益于况周颐颇多，在早年的日记中就提到：“灯下阅《蕙风词话》，间参己见，笔之于上，渐有悟入处。拟遍阅《彊村丛书》及《四印斋所刻词》，着手效况翁为之，留待十年后见解较老时再是正之。”（《天风阁学词日记》1929年2月6日条）可知早有计划将《蕙风词话》与《彊村丛书》等比照研读，并计划待自己学识增长、见解成熟之后再效法况周颐去评骘历代词作。从他对李齐贤的研究来看，与早年规划确实颇为符合。

除了对李齐贤词作予以评析赏鉴之外，在文献整理方面也出现了后续的相关成果。朱孝臧在校订过程中主要依据明刊本《益斋乱稿》，虽然个别细节尚未臻精善，但已经为后人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最直接的影响便是促进了唐圭璋对李齐贤词作的进一步整理。从1931年起，唐圭璋就着手编纂《全宋词》，而“在辑宋人词的同时，也辑金、元人词”（《自传及著作简述》），并最终完成《全金元词》的辑录。在此过程中，便颇多受惠于《彊村丛书》。他在回顾总结自己的工作时坦言：“前人辑录唐宋词集，往往兼及金元。……清末，王鹏运、江标、吴重熹、吴昌绶、陶湘、刘毓盘、朱孝臧等辑刊词集，盛极一时。朱刻《彊村丛书》搜集尤富，凡金五家，元五十家。其后赵万里、周泳先等复有补辑。是编意在保存金元两代词篇，综合诸家，益以新辑，并据南京图书馆所藏丁氏八千卷楼善本词集及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本词集校补。”（《全金元词·凡例》）足见在整理过程中，对《彊村丛书》相当倚重，对其得失利弊自然也有相当全面而深刻的体会。依照《全金元词》拟定的体例，当时在中国生活过的域外词人之作也在收录之列，其中就包括李齐贤在内。唐氏在1978年发表《〈彊村丛书〉中所刻元词补正》一文，再次强调“清末，朱孝臧校刻《彊村丛书》，为近代搜罗最富、校订最精之词学丛书”，同时也指出“其中元词，由于原据底本未审，或由于刻工误刻，未能即时校改，以致脱误较多”。在随后所举的例证中，恰好有一条涉及李齐贤词作的文字校勘：“原用明刊《益斋乱稿》本，兹据万历刊本《益斋乱稿》校订，一处有误。《巫山一段云》‘绝壁开嵌窦’一首：‘唯期驻鹤仙。’‘唯’，万历刊本作‘谁’，是。”利用另一种明万历刊本，来纠正《彊村丛书》所据底本的舛误。不过在1979年正式出版的《全金元词》中，唐圭璋在李齐贤部分有按语云：“《彊村丛书》用明刊《益斋乱稿》本，不知用何本，其中有误字，兹据南京图书馆藏明朝万历刊本校改。”可知仍是以《彊村丛书》本作为底本，再辅之以别本校勘。由此也足证《彊村丛书》校订精审，依旧值得信赖。

经过朱孝臧、刘毓盘、况周颐、夏承焘、唐圭璋等诸多词学名家的悉心校订和细致研讨，高丽词人李齐贤的《益斋长短句》在中国现代词学史上又重新被“发现”。受此影响，现当代学者主持编纂的一些词选，如夏承焘、张璋编《金元明清词选》，王步高主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唐圭璋主编《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钱仲联等撰《元明清词鉴赏辞典》等，也都选录李齐贤的词作，加以详尽的注释或鉴赏，对于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位高丽词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成为中韩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