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诗家三杰”之目，首见于梁启超（1873—1929）《饮冰室诗话》（以下简称《诗话》）第二十八、三十九则，其称：

昔尝推黄公度、夏穗卿、蒋观云为“近世诗界三杰”。吾尝推公度、穗卿、观云为“近世诗家三杰”，此言其理想之深邃闳远也。（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梁启超两则诗话中反复提到黄遵宪（公度其字，1848—1905）、夏曾佑（穗卿其字，1863—1924）、蒋智由（观云其号，1865—1929）三人并称“近世诗家（界）三杰”，这绝不是一种偶然的说法，而是在梁启超“诗界革命”论从酝酿到成熟的结论。

一、 “三杰”并称之缘由

梁启超最先认识的是夏曾佑。他在《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引夏曾佑赠诗句云：“壬辰在京师，广座见吾子。草草致一揖，仅足记姓氏。洎乎癸甲间，衡宇望尺咫。”（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六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二月，梁赴京参加会试，当年即与夏结识，但“初时不过‘草草一揖’，了不相关”（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次年癸巳（1893）至二十年甲午（1894）间，谭嗣同亦赴京，与梁、夏居处毗邻，过从频繁，“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见面就谈学问”（同上）。除了谈学问，三人还相互交流诗歌，“穗卿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常喜欢用诗写出来，他前后作有几十首绝句，说的都是怪话”。值得注意的是，夏曾佑当时所写的“怪话”诗，可以说是肇始梁启超“诗界革命”运动的最早源头之一。

稍后，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梁启超在上海结交黄遵宪，一同创办《时务报》（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梁亦从这时开始接触黄诗。据《诗话》第四则交待：“丙申、丁酉间，其《人境庐诗》稿本，留余家者两月馀，余读之数过；然当时不解诗，故缘法浅薄，至今无一首能举其全文者，殊可惜也。”（《饮冰室诗话》）梁启超当时读过黄遵宪诗以后，虽然没有强烈的感悟，却为其将来提出“诗界革命”的理论埋下了种子。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冬，梁启超在赴美途中写作的《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又谓：“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夏穗卿、谭复生，皆善选新语句。……上所举者，皆其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征也，夫诗又其小焉者也。”（《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三集）指出黄遵宪、夏曾佑、谭嗣同等人的诗歌创作正是“诗界革命”来临前的征候。

“三杰”中，蒋智由结交梁启超最晚，时间约在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据丁文江、赵丰田两先生合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一九○二年（光绪二十八年壬寅）”条下，引蒋智由《与思成世讲书》一文称：“鄙人之与令尊先公交，约当辛亥革命之前十年，自壬寅遂始，一时以国事文字讨论商榷。”（《梁启超年谱长编》）当时梁启超、蒋智由皆居日本，但最初交往的一段时间都是书信联系，未曾谋面。又在此以前，梁曾无意中读到过蒋诗，甚为叹服，这即《诗话》第四十六则所云：“余自去年始获以文字因缘交蒋观云。往在美洲，见《清议报》‘文苑’有题因明子稿者，大心醉之，顾以为夏穗卿作，盖其理想魄力，无一不肖穗卿也。……及东还始知其误。……于是乞交因明之心益热。”“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曾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冬至次年春夏赴美檀香山，期间他曾读到蒋智由以“因明”署名的诗歌，当时还误以为是夏曾佑所作。梁返日不久即与蒋结识，不时以诗相往还（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四十七则：“余与观云至今未识面，今春贻以一影像，媵一绝句云……观云报我一影像，亦媵一偈云……”），并于光绪二十八年初至三十三年丁未（1907）冬，共同创办《新民丛报》，开辟“饮冰室诗话”“诗界潮音集”等栏目，大力鼓吹“诗界革命”，“近世诗家三杰”之目亦在这期间提出。

通过上述考察可知，“三杰”都是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朋友。其中，黄遵宪作为梁的同乡，更当使梁存有一份揄扬之心。夏曾佑和蒋智由入选“三杰”之前，在诗界已有齐名之誉。据近人汪国垣著《光宣诗坛点将录》“步军头领十一员”中“蒋智由”条下称：“观云居沪时，为杂报文字，喜入哲家言，与别士有‘二俊’之目。”（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三百年来诗坛人物评点小传汇录》）按，蒋曾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担任上海《选报》总编，“别士”为夏之笔名。由此可知蒋、夏在当时诗界已小有名气，所以梁启超拿他们与黄遵宪相提并论，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除了地缘、文学等因素以外，“三杰”并称还有政治因素上的考虑，黄遵宪等作为早期维新派人士，曾支持梁启超推行“戊戌变法”，彼此在政治上可谓志同道合。所以，“三杰”不仅仅作为文学意义上的诗人并称，同时还当作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一种宣传手段。至于谭嗣同之所以没有入选“三杰”，原因可能他早在“戊戌政变”中被害，不宜与生者并称齐名。

二、 “三杰”并称与“诗界革命”之关系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社会颇多动荡，进入了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各项社会改革运动自上而下次第开展，各种新思潮从政治层面深入发展到文化层面。在这样的情势下，古老的旧体诗歌也迎来了她发展史上的转型期。光绪、宣统年间，一批由改良主义政治家发起的“诗界革命”，在全国诗坛掀起了一次诗歌改革的浪潮。

梁启超曾自称“吾读穗卿诗最早，公度诗次之，观云诗最晚”（《饮冰室诗话》），他对“三杰”诗歌的接受过程，实际也是“诗界革命”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可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接受“新诗”影响，以结交夏曾佑为标志。所谓“新诗”，又称“新学诗”，顾名思义，就是以“新学”作为诗歌创作的理论基础。“新学”的内容即上及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提到的：“简单说，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梁、夏、谭当年都是唾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年轻人，他们为标榜“新学”而创作“新诗”，“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饮冰室诗话》）。梁在《诗话》第六十则中又提到，当时创作这种“新诗”的首倡者是夏曾佑，“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体。提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綦嗜之”。“丙申、丁酉间”即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次年，其时梁正在上海办报，业余仍继续创作当年与夏、谭（复生其字）发明的“新诗”，并与“吾党数子”结成“新诗”的另一交流圈，在一定程度上又扩大了“新诗”的影响范围。尽管“新诗”被后来梁启超认为是“诚可发笑”，但唯有这种不成熟的创作实践，及其宝贵的经验总结，才可能为“诗界革命”的产生提供必要条件。所以说，梁启超等人在夏曾佑影响下的“新诗”创作，正是“‘诗界革命’的一个起点”（郭延礼《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二阶段是接受“新派诗”影响，以结交黄遵宪为标志。“新派诗”这一名目，来自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二首之二“费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一句（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该诗大致作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至二十二年丙申（1896）间（郭延礼先生《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一书，认为该诗作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第238页。但据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八该诗，同卷前两题《乙未[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九月初三夜招袁重黎……》，及后一题《上黄鹤楼》自注云：“乙未五月客鄂，方与客登楼，忽闻台湾溃弃之报遂兴尽而返。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使俄密约已以胶州许之一。”可知该诗当作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至二十二年五月之间），首次提出了“新派诗”之目。而目前学界一般认为黄的“新派诗”创作，可以追溯到十六年庚寅（1890）所写的《今别离》四首（郭延礼《中国前现代文学的转型》）。由此可见，其“新派诗”与夏曾佑等“诗新”创作，约略同时进行。这种“新派诗”的特点，即如今人赵慎修先生所言，其“题材虽新，但语言和艺术风格却力求典雅含蓄，力求把新的意境融铸在旧的形式风格之中”（赵慎修《谈近代“诗界革命”》，《文史知识》1988年第5期）。正如前文所言，梁启超最初读黄遵宪“新派诗”时，并无太深刻的感受，大抵是因他当时正沉醉于写作“新诗”，“颇喜挦撦新名词”，自然对黄诗以“旧名词”开创的“新意境”不太“感冒”了。然而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以后，梁启超写作“新诗”的热情也随之消退。经过反思，他提出“诗界革命”口号，认为真正的“诗界革命”，“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须以古人之风格人之，然后成具为诗”（梁启超《夏威夷游记》）。稍后他又在《诗话》第四则中指出：“近世诗人能镕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可见，黄遵宪“新派诗”的“旧风格”“新意境”都被梁启超纳入“诗界革命”理论当中，这正是梁当年读《人境庐诗草》稿本所受的潜在影响所致。

第三阶段是“新诗”与“新派诗”合流，以结交蒋智由为标志。梁启超于1899年提出“诗界革命”理论时，还没有真正付诸于实践，但从他同时读到蒋智由以“因明”署名的诗歌，而“心大醉之”的表现中可以看出，他已找到实践“诗界革命”的典范之作；半年后他又“在澳洲作《广诗中八贤歌》，首颂因明”（《饮冰室诗话》），诗云：“诗界革命谁欤豪，因明巨子天所骄。驱役教典庖丁刀，何况欧学皮与毛。”（梁启超《广诗中八贤歌》，《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六集）当中明确揭橥蒋智由就是“诗界革命”的“巨子”，可知在梁启超心目中，蒋比起作为“革命军月晕础润之征”的黄、夏、谭等人，在创作上无疑更接近“诗界革命”的“三长”特点。另外，蒋智由之所以成为梁启超大力揄扬的一杰，原因很可能是其“两年以来，得见观云诗最多，月有数章。公度诗已如凤毛麟角矣。穗卿诗，则分携以来，仅见两短章耳”（《饮冰室诗话》），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蒋诗被梁看重亦是情理中事。不过，蒋智由被推为“巨子”，主要还是凭借其创作实绩，以及对“诗界革命”的突出贡献。蒋智由的创作表现及成就，即如张永芳先生所指出：“一是‘新诗’与‘新派诗’合流的改良“新诗”，二是通俗化的诗作。在这两个方面，他的诗作都达到了该类诗的最高水平。”（张永芳《晚清诗界革命论》，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蒋诗的这两方面特征，也代表了“诗界革命”发展的两大趋势，在艺术水平上“相比较两年前谭、夏诸人的‘新诗’进步了”（杨世骥《〈诗界潮音集〉》，收入牛仰山《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19—1949）·概论·诗文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三、 馀论

综观历代文坛，有不少的作家并称之目，正是文学运动或流派领袖有意识标榜的结果，以此作为其开山树纛、构架门墙之羽翼辅助。例如北宋初“古文运动”领袖欧阳修之于“梅苏”，明中叶“复古运动”领袖王世贞、李攀龙之于“五子”“七子”，清初“娄东诗派”领袖吴伟业之于“太仓十子”、中叶时“性灵派”领袖袁枚之于“闺中三大知己”等等，类似情况至清末“诗界革命”，梁启超标榜“近世诗家三杰”就是当中的一个典型。一个文学并称的提出，往往是在评论家倡导某种理论主张的背景下，作为其理论主张之先行者或实践者的面貌呈现。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大力称扬“近世诗家三杰”，对他们作品中表现的创新意识和精神加以强调，正是本着革新古典诗歌、发扬文艺与时代共进的目标和宗旨，“三杰”成为“诗界革命”代言人，也是符合诗人实际情况的一种理性的标榜。

（作者单位：惠州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