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国童蒙教育源远流长，蒙学读物编撰也由来已久。先秦汉魏六朝是蒙学教育的初期。这一时期的蒙学读物，以识字为主要功能。周宣王时期的太史籀著《史籀篇》，其目的在于教学童识字。秦朝的李斯、赵高、胡毋敬以《史籀篇》为蓝本，将籀文改为秦篆，分别写成《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汉代十分强调学童的识字能力。据《汉书·艺文志》载，萧何在制定法律时，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因而，汉代人将《苍颉篇》《爰历篇》《博学篇》三部著作合并，题名为《苍颉篇》，每章为六十字，共五十五章，成为著名的字书。此后，汉代还出现了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等字书。而以《急就篇》影响最为深远。此书共三十四章，文字以类排列，从陈说姓名到解说物名，从介绍当官为宦到歌颂太平盛世，真可謂“包括品类，错综古今”（颜师古《急就篇注叙》）。从汉魏到隋唐，此书是一部在民间流传极为广泛的蒙学教材。产生于南朝梁武帝时期的蒙学名篇《千字文》，就其编撰意旨而言，仍以识字为目的。据唐代李绰《尚书故实》记载，梁武帝为了教育儿子读书，让殷铁石选出一千个不重复的字，交给周兴嗣，并说：“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周兴嗣利用一夜时间，将这些字编成四字一句的韵文，如“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晨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这些文字一经组合，不仅连贯押韵，而且文意完整。由于构思精巧，文采飞扬，人们往往视《千字文》为美妙的文章，反而忽略了它初始的编撰用意。

到了隋唐五代，蒙学读物的功能为之一变。这一时期蒙学读物的显著特点表现为，识字的功能已逐渐减退，而知书达理的功能不断增强。也就是说，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和传授历史知识是这一时期蒙学读物的主要特色，前者以《太公家教》为代表，后者以《蒙求》为代表。《太公家教》是唐中叶以后在我国北方广泛流传的蒙学读物，王重民认为：“这个童蒙读本的流传之广，使用时间之长，恐怕没有第二种比得上它的。”（《敦煌古籍叙录》）它主要是辑录前人的嘉言警句而成，像“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焉”，语出《论语·述而》;“女慕贞洁，男效才良。行善获福，行恶得殃”，显然由《千字文》而化出。其内容以伦理道德说教为主，它强调“教子之法，常言自慎。言不可失，行不可亏”。其行文以四言为主，亦杂以长短不一的句式，这种体式对后世的《增广贤文》《名贤集》有一定的影响。唐代李瀚撰写的《蒙求》，采取经传故实，编为四言韵语，对仗工整，韵律纯正，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谢安高洁，王导公忠”，其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医药、占卜等等，确实是一部知识性的教材，因此，“自中唐至于北宋，是书为童蒙课本，最为通行”（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

宋元明清则是蒙学读物的繁荣时期。这种繁荣，不仅反映在蒙学读物数量繁多上，而且表现在门类齐全上。据粗略统计，这时期的蒙学读物的数量不下于千种，较此前的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就门类而言，这一时期的蒙学读物在继续保持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和传授历史知识两大功能的同时，内容越来越专门化。应该说，富有生命力的蒙学读物，像《百家姓》《神童诗》《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基本上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蒙学读物专门化的程度是空前绝后的，仅以儒家伦理道德说教类的读物为例，就可见一斑。这一类读物当以南宋陈淳的《经学启蒙》和清代李毓秀的《弟子规》为代表。前者开篇就说：“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心同然。性相近，道不远。”依次陈说君臣、父子、夫妇、男女、长幼等等的行为规范。后者以《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纲，演化为三字一句的韵语，阐说孝悌、谨信、仁爱、力学等伦理规范。《增广贤文》是辑录前人格言警句而专门进行说教的代表性读物，如“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句子，几乎老幼妇孺皆知，历来被视为处世良方。此时还出现了模仿儿童口吻以歌谣方式编写的读物，如吕得胜、吕坤父子的《小儿语》和《续小儿语》，陆平泉的《劝寻方便语》、天谷老人的《小儿语补》、李惺的《老学究语》、管淓的《家常语》。同时，还出现了专门针对女孩的读物，如《女小儿语》《女儿经》《闺门女儿经》《闺训千字文》等等。其中，《小儿语》和《续小儿语》既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又是代表作。《小儿语序》自称为“义理身心之学”，目的在于“一儿习之，可为诸儿流布;童时习之，可为终身体认，庶几有小补云”。此类读物刻意仿效儿童口吻，如《小儿语》的“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十差九错，只为慌张。沉静立身，从容说话。不要轻薄，惹人笑骂”和《续小儿语》的“心要慈悲，事要方便。残忍刻薄，惹人恨怨。手下无能，从容调理。他若有才，不服事你”，诸如此类，确乎明白易懂。总的来说，伦理道德说教类的蒙学读物越来越走向专门化，其功能与作用，正如清代罗泽南在《小学韵语》中所说的那样，是“涵养德性，务习少仪”。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综合类蒙学读物的出现。这类读物以其丰富的内容、齐备的功能、优美的文采等优势，压倒了其他门类的读物，而成为学塾中最基本的教材。明代程登吉的《幼学琼林》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它在广泛吸收前人许多材料的基础上，将内容分为天文、地舆、祖孙父子、兄弟、人事、饮食、文事、科第等三十三类，举凡天文地理、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以及鸟兽花木、神话传说，无不涉及，真可谓一部百科全书。无怪乎人们会说：“读了《增广》会讲话，读了《幼学》会看书。”此书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它包涵了一千多个习见常用的成语典故。它又名《成语考》《故事寻源》，原因亦在于此。此书对成语的释义简洁精当，如“心志相孚曰莫逆，老幼相交曰忘年”，“受人牵制曰掣肘，不知羞愧曰厚颜”，“仇深曰切齿，人笑曰解颐”，“所为得意，曰扬眉吐气;待人诚心，曰推心置腹”，读来明白无误。而大量的典故，像“李善感直言不讳，竟称凤鸣朝阳;汉张纲弹劾无私，直斥豺狼当道”，“晚年得子，谓之老蚌生珠;暮岁登科，正是龙头属老”，诸如此类，不仅优美风趣，充满智慧，而且富于启迪意义。当然，与上述蒙学读物同时流行的还有另一类别的识字课本。这类课本不以科举考试为目标，而以识字断文、日常应用为目的。其代表作是明代《新编对相四言》。此书右文左图，两相对照，自“天、云、雷、雨”始，至“粪斗、笤帚”止，收字三百八十八个，均以自然界和日常生活中的名物为内容，配图三百零六幅。此书影响深远，王重民在《中国善本书提要》中指出：“《对相》谓为每字或每词出一相，对刻于次行，以便童蒙，如今日识字图说。”“明初即已有此类课本。数百年前，此类儿童读物已通行，实教育史上所应大书特书者。”

自近代起，蒙学读物除了延续原有的传统外，还出现了新的特点。首先，不同的思想和新的知识渗透到蒙学读物中来，像太平天国颁布的《三字经》和《千字文》，即以宣扬拜上帝教教义和反对清朝廷为主要内容。而刘增的《梦园蒙训》则出现了五大洲、五大洋等新概念，以及报章、夷语、洋字等新名词。其次，出现了专门供学堂教学使用的识字课本。《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一种。胡适中年以后对童蒙时期学习过的这种课本依然赞不绝口：“中国自有学校以来，第一部教科书，就是《澄衷蒙学堂启蒙读本》（即《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这一部读本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历史性的价值。”

澄衷蒙学堂是叶澄衷于1899年在上海投资创办的学校。叶澄衷（1840—1899），原名成忠，浙江镇海人。他十四岁到上海当店员，1862年起自開店铺，几十年间成为上海的巨富和“五金大王”。有感于自己的人生经历，他在即将离世之年创办了这所学校。澄衷蒙学堂的一副对联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叶澄衷的办学初衷：“昔以孤幼旅寓申江，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须炳烛;今为童蒙特开讲舍，所望髻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澄衷蒙学堂自创建之日起，即由刘树屏主持校务。刘树屏（1857—1917），原名景琦，字葆良，号补臣，江苏武进（常州）人。到1902年出任安徽芜湖观察使为止，刘树屏在澄衷蒙学堂任职达三年之久，并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编成了《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一书。《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编写之时，正是我国社会处于风云变幻、即将转型之际。一方面，西学东渐已成强健之势，各种新观念、新学术蜂拥而入。另一方面社会传统虽受到冲击，但势力仍然强大，即便是科举考试制度也要到1906年才退出历史舞台。同时，上海是一个开埠城市，新的生活形态和科技进步已崭露头角。而编写者又是一位传统的文化人，既感受到新的风尚，又保持传统文人的固有特质。因而此书是新旧变革的时代产物。它既蕴涵着传统文化的因素，又反映出时代的特征。也可以说，它是由传统文人以传统方式编写而又体现新知识的小学识字课本。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编写宗旨是“专为小学堂训蒙而作”（《凡例》）。全书共四卷，选字3291个，所选多为常用词，正如《凡例》指出的那样，即“世俗所通行及书牍所习见者”。但也有个别例外，像表示化学元素的锌铂钾即被选取，这是由于当时翻译的化学书已经出现了化学元素的名称。同时，选字还体现了时代的烙印，如卷一选取了“亚、欧、非、美、澳”以及“英、法、德、澳”等字，反映出当时的世界地理观念。总之，此书选字体现了刘树屏“以有用为主”的编写原则。蒙学读物自编写之日起，就以识字为主要功能。而识字的目的就是应用，“以有用为主”的编写原则正好体现了蒙学读物的传统。《急就篇》收字2144个（据王国维统计，其中重复335字），《百家姓》收字2168个，《三字经》收字1248个，这些蒙学读物基本满足了童蒙识字的需要。直到现在，我国常用字基本上在三千字左右。完全掌握这些汉字的音义，基本上可以满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读说写，交际、交流都不成问题。选字数量恰当且注重实用，当是《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不断重印且广为流传的原因之一，也是给学习过此书的人留下终生影响的原因之一。

以往的蒙学读物，无论是以识字为主要功能，还是以宣扬伦理道德和传授历史知识为主要功能，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将所教之字联缀成韵文，让童蒙在阅读记诵中掌握文字。《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的编写与此不同，它注重学生对每字的字音、字义的理解，以字为单位进行注释。注释又分为简说和详说。简说分为释音、释义、引证，是专门为十岁以下学生设计的。详说分为注切音、释本义、释引申义和假借义，是提供给十岁以上的学生使用的。其注释已不完全遵循传统文字学的训诂，而是大量采用了科学知识，如卷二对“回”的注释：“格致声有回声，光有回光。其声浪光浪，皆因遇阻而回，故光射水面则映，声在空谷则应也。回光线与阻面垂线所成之角，必等于发光线与阻面线所成之角。回声之理准此。”已经不是在解释字义，而是在解说物理现象与数学原理，但读来却饶有趣味。当然，此书对大部分字的注释注重文化历史传统，如卷二注释“牢”“笞”“贴”等等。正是由于注释十分详尽，其注释的字数往往是本字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这些注释所蕴含的信息量远远超出本字的意义，这也是此前任何蒙学读物无法比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此书确实具备字典和百科全书的某些特质。如果学生能够全面掌握本字和注释的内容，那么他的文化水平已经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小学生所能比拟的。

此书插图七百六十二幅，将近选字的四分之一。插图的作用在于辅助学生理解本字的意思，插图的原则是“凡名字动字之非图不显者，均附以图”。像卷四“拜”“揖”“拱”三个行礼动作，仅从字面区分意思或许有一定的难度，但通过阅读插图，则一目了然。与以往的图文类蒙学读物相比较，此书的插图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一是采用“译本西图”，这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地图上，这是此前同类读物中所没有的，也表现出编纂者对西方文化借鉴的态度。二是插图取材于现实，反映出当时的科技进步和生活状态。如卷四“打”“拍”的插图分别为打台球和摄影的画面，“踏”的插图为人骑自行车，“听”的插图为人接听电话，富于生活气息，便于学生理解。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在内容的编排上充分吸取了此前蒙学读物的方式。一是选字以词性为序，而“一类之中，又以事类之”，因此它虽然是由一个个单字组成，但这些字的编排并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脉络可寻的，从中仍然能明显分出天文、地理、时序、称谓、礼仪乐器、蔬菜花木、鸟兽鱼虫等具体类别，这种编排法直接借鉴了《急就篇》《千字文》《蒙求》《幼学琼林》的分类思路。二是右文左图的编排方式。在传统的古籍编排中，常有图文混编的现象，或右文左图，或上文下图，或下文上图。插图基本上起到辅助的作用，即便于读者更好地理解文字表述的意义。像《新编对相四言》采用右文左图的编排方式，明清小说戏曲则往往采用上文下图或下文上图的编排方式。可见，此书的传统承继关系十分明显。

不可否认，此书也存在个别讹误。一是科学知识错误，如卷二释“椭”举例说：“地球南北径较东西径长七十八里。”实际上是东西径比南北径长四十二里。二是引证错误，如卷一释“溪”将《说文解说》的原文说成出自《尔雅》，卷二释“蠡”字将《汉书·东方朔传》的原文说成出自《史记》。此类错误在书中所占比例极少，只是白璧微瑕而已。

（作者单位：西泠印社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