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导读

诗歌的起源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起源于祭祀，有的认为起源于巫术，最具代表性的是劳动说。《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朱自清则说：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语言不够劲儿，便用歌唱，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歌唱的机会更多。（《经典常谈》）

朱自清认为诗歌起源于情绪的自然感动和变化。情绪包括喜、怒、哀、乐、好、恶等。借助精练、富有节奏韵律的语词，把情绪宣泄出来，就成为了诗歌。

中国的诗歌源远流长，远在《诗经》结集之前，就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诗歌。如口耳相传的《击壤歌》、《卿云歌》，以及记载于《吴越春秋》中的《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据考证，这些诗歌距今已有五千年之久。诗歌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的功能，如巨大的情感力量，简洁明快、富有韵律的语言，使它成为了最具艺术魅力的文学形式。《诗序》说：“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乎诗。”从《诗经》、《楚辞》产生以来，一直到现今的白话诗，诗歌在任何时代，都未曾中断过。某种意义上可以讲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

乐府

一、乐府的产生及演变

乐府本来是负责乐曲、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机构，即音乐机关。汉乐府是指汉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采制、加工保存下来，汉代称为“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经后世文人大量仿作，与古体诗、近体诗、律诗等共同构成中国古代的主要诗体。

据《汉书·礼乐志》记载，孝惠帝二年，任命夏侯宽为乐府令，这是“乐府”名称的首次出现。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汉书·礼乐志》）

《汉书·艺文志》也有详细的记载：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

汉武帝时，国家空前繁荣强盛，为制礼作乐，点缀太平，汉武帝正式设立乐府。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据《汉书·礼乐志》记载，乐府发展至成帝末年，人员达到八百多人，形成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哀帝登基后罢免乐府裁减大量乐府人员，所剩部分划归太乐令管辖，此后，汉代乐府建制消亡。

乐府机关的任务职能在于：采曲作乐，服务于宫廷祭祀、宴飨，这部分作品为郊庙歌辞，等同于《诗经》中的“颂”；通过所收集的民歌“观风俗，知薄厚”，以检讨政治得失，及时予以调整，这部分则是采集民间流传的歌谣，称为乐府民歌，等同于《诗经》中的“风”，它同时也是汉乐府中的精华所在。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形式上由杂言趋向五言，是中国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并且产生了长篇巨制式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内容上女性题材作品占据了重要位置，这些作品的故事情节较为完整，思想内涵丰富，细节描绘典型，采用叙事的写法、通俗的语言，创造出了一批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不仅奠定了叙事诗的基础，而且使叙事诗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汉乐府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汉乐府民歌主要收录在《乐府诗集》中，现存40余首，多数是东汉时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当时底层百姓的艰难困苦，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感情表现真挚激烈，表现形式朴素自然，语言清新活泼，句式以杂言、五言为主，长于叙事铺陈，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先河。

《乐府诗集》为宋人郭茂倩所编，是收录汉迄五代乐府诗最完备的一部诗集，100卷，根据思想内容和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歌辞、横吹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12大类又分出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等，清商曲辞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

“乐府诗”自产生以来，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六朝时把乐府里合乐、可以吟唱的诗称为“乐府”，这样，“乐府”便由音乐机关的名称变为诗体的名称了，“乐府”取得了文学身份，成为一种文学体裁。

六朝人不仅视乐府为一种诗体，并且重视这种诗的音乐性，但到了唐代就抛开了音乐的成分，单纯注重诗的内容，把一种具有强烈社会政治内容、在形式上不受格律限制的讽喻诗称为乐府。白居易定义新乐府为：“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意。”（《新乐府序》）白居易等人继承发扬了汉代乐府诗反映社会的现实主义精神，把乐府诗提高到一个自觉反映社会现实的新阶段。

宋元以后，又恢复了六朝人的音乐观点，把合乐能唱的词曲叫做乐府。

元代以后散曲盛行，称散曲为乐府，别集如张可久的《小山乐府》，选本如杨朝英的《太平乐府》等。这说明乐府一词的含义是不断变化的。

二、乐府诗的类别

西汉依采集的地区划分，东汉则按照用乐的性质与礼仪的配合关系划分为四品：

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用之；二曰雅颂乐，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箫镜歌乐，军中用之。（郑樵《通志·乐略·乐府总序》）

这种分类方法过于简略，民间的乐府歌辞被排斥在外。南宋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则分为十二类。近现代学者综合各家分类方法，将汉乐府分为三大类：宫廷乐府、民间乐府、外来乐府。

1.宫廷乐府

包括郊庙歌、燕射辞、舞曲三种。郊庙歌、燕射辞属于宫廷乐，是由《诗经》的雅颂发展而来，把《楚辞》的部分艺术表现手法以及汉朝人自己的创意融合在一起。郊庙歌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形式华丽典雅，思想内容贫乏，包括祭天地的郊乐和祭祖先的庙乐两部分。燕射辞是朝廷君臣田猎聚会享用的歌辞。舞曲中的部分曲目来源于民间的乐府，主要用于宫廷的宴飨娱乐。

2.民间乐府

民间乐府主要包括相和歌、清商曲和杂曲歌词。这类乐府大都以恋爱、战争、社会问题、神仙故事等为描写内容，质朴清新，真挚凄婉。相和歌的意思正如《宋书·乐志》所说：“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它是汉代本土街陌的歌谣，即通俗的民间歌谣，当时有十七曲，今存七曲，以《薤露》、《蒿里》为代表。清商曲是东晋南朝时期，流行于长江流域的一种民间歌谣，即清商新声，分为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和大曲，总称清商曲。杂曲歌辞历代都有，大都只有歌词，没有固定的乐器，不能入乐，声调也不详，或出于佛老，或来自夷狄，或来自于军乐，因不好归类，所以总称为杂曲，《乐府诗集》共有杂曲十五篇。

3.外来乐府

外来乐府包括鼓吹曲和横吹曲，均为军中乐府。风格雄健，气势高亢。合唱的乐器基本来自境外。鼓吹曲，只有汉代的短箫铙歌，以箫、笳为主要乐器，现流传下来的仅有《铙歌十八曲》，主要内容是歌颂天子的武功、战争、田猎，间有恋情、民歌。横吹曲为军事歌辞，乐器以鼓、角为主，马上吹奏，由张骞从西域带回境内，歌辞均已亡佚。梁朝的《鼓角横吹曲》属此类。

另外，区别乐府诗还是古体诗，从诗歌的标题即可看出。一般乐府诗的标题常用“歌”、“行”、“弄”、“乐”、“曲”、“篇”、“吟”、“叹”、“调”、“辞”、“唱”、“引”、“操”等，如《子夜歌》、《怨歌行》、《江南弄》、《白头吟》、《采莲曲》等，因此，只要看诗题，便可判断是乐府诗还是古体诗。

三、乐府诗的分期

1.两汉乐府诗

“乐府”虽然正式设立于汉武帝时期，但乐歌早在楚、汉之际就已产生，这时期的代表作主要是项羽的《垓下歌》、汉高祖的《大风歌》以及唐山夫人的《房中乐》。作为乐府的先驱，它们共同的风格是悲壮沉雄。虽然艺术上脱胎于《诗经》，特别是《离骚》，但贵族气息较为浓厚，与表现平民生活的文学具有较大的距离。汉武帝设立专门机构后，广泛征集民间歌辞入乐，并采纳外邦乐曲配辞，作为新兴的诗体，乐府诗的地位才正式确立。

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男女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统，受屈原《离骚》的影响。两汉乐府大抵为哀怨悲凉的楚声，内容主要有：

（1）对苦乐不均、贫富悬殊的不满。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作品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都表现了平民百姓的疾苦和社会底层的呻吟呼号。一同收录在相和歌辞中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诗，则与《东门行》等作品迥然有别，展示了富贵之家的奢华生活。表现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贵之家的作品同被收录在相和歌辞中，形成鲜明的对比：一边是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边是奢侈豪华，不知人间还有忧愁事；一边是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养活，一边是妻妾成群、锦衣玉食。

（2）战争和徭役带来的深重灾难。汉武帝开始频繁地发动战争，造成农业生产荒废，百姓大批死亡。如《战城南》的悲惨和对阵亡将士的哀悼。再如《十五从军征》，从“十五从军征”到“八十始得归”，反映了兵役制度的黑暗。

（3）男女之间爱与恨的心声。爱情婚姻题材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

这些作品对男女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大胆泼辣，毫不掩饰。如鼓吹曲辞收录的《上邪》。《有所思》反映的则是未婚女子由爱到恨的变化及其表现。《孔雀东南飞》所写的是反抗包办婚姻，同时也表白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

（4）乐生恶死愿望的表达。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掘，把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得特别充分。如《薤露》认为人的生命短暂，如草上的露水。《蒿里》反映了魂归蒿里的不可抗拒，写出了对死亡的无可奈何。在描写死亡的凄惨悲哀时，更表现出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恶死和乐生联系在一起，汉乐府诗同时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通上。郊祀歌《日出入》由太阳的升降联想到人的生命，作者想象能够驾驭六龙在天国遨游，盼望神马驮载自己进入太阳的永恒世界。《艳歌》则以幻想的形式升上云霄，来到神界仙乡，描绘出一幅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

两汉乐府诗是通过人的神仙化、神仙的世俗化，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理想。无论是写人进入神国仙乡，还是写神灵来到人间，都把人和神置于同一层面，神灵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人神同游，彼此无间。

2.魏晋南北朝乐府诗

魏晋南北朝的乐府诗创作，在诗歌发展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既继承发展了传统的五言乐府，又对七言进行了开拓和创新，同时还回归了传统的四言诗，六言体在创作中也间有出现，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这一阶段文人乐府创作的变化和成绩。

这一时期，以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乐府诗创作一度达到了空前的繁荣。这些诗作大都表明了这一时代的文学精神，而这种精神则直接由汉乐府承继而来，即关注时事、描写乱离、同情疾苦，如曹操的《薤露》、王粲的《七哀》、陈琳的《饮马长城窟》、阮禹的《驾出郭北门》、曹植的《泰山梁甫吟》、蔡琰的《悲愤诗》。这些作品，基本采用五言乐府叙事体的形式，浅显通俗的语言，贯串丰富真挚的情感，表达慷慨悲凉的情怀。

南北朝民歌虽处于同一时代，但却呈现出迥然不同的文学风采。这是由于南朝和北朝长期对峙分裂，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民族风尚、地理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北朝在鲜卑族的统治下，北方男儿好勇尚武，所以其作品多为气势雄壮的“鼓吹”曲，内容则以战争杀伐为题材，即使是描写爱情的作品，也大多充满慷慨激昂的英雄之气。南方的山清水秀，造就了江南女子的多愁善感，所以民歌便形成徘徊低吟的清商曲。这些民歌内容上几乎全部为情歌，即使是咏物伤时之作，也不少婉转温柔的儿女情长。总而言之，南风民歌清新活泼，善于抒情，但内容较为单调；北方民歌粗犷雄健，风格遒劲，内容也较为广阔。

（1）“吴声歌”是流行于长江下游及五湖范围的民歌，六朝人称之为“吴声歌曲”，主要收录在《乐府诗集·清商曲辞》的“吴歌”中，共355首。以《子夜瞅》、《子夜四时歌》、《华山畿》、《读曲歌》、《懊侬歌》为主，大都是五言句的小诗，内容多写妇女的爱恋、失恋、相思、送别等。

（2）“西曲歌”是流行于长江中游和汉水附近的民歌，又称为“荆楚西声”。主要收录在《乐府诗集·清商曲辞》的“西曲”中，共176首。内容多旅人商妇别情和水乡情调，反映出当时南方社会的繁荣风貌，表现形式比“吴歌”更为勇猛热烈。

吴歌西曲的艺术特点首先是体裁简短，绝大多数为五言四句的小诗，少数为杂言和七言。其次是风格清新自然，音韵婉转流畅，比喻巧妙生动，想象丰富多彩。第三是语言上大量使用双关语、谐音词以及男女赠答的形式。以上这些特色对后代诗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直接促进了唐诗的格律化的完成。

3.隋唐五代以后的乐府

隋朝开皇初年，开始设置七部乐，后来扩大至九部，包括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胡旋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这些都是俗乐所用曲调。

唐统一后，随着疆域的扩大，文化出现空前繁盛的局面。经过几次整理，唐太宗时期设立了十部乐，除“燕乐”、“清商乐”外，其余八部都是边疆民族和国外的音乐。

隋唐五代的乐府诗，基本上以民间歌谣为主。这些民歌主要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的无名氏乐府81首中。清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以唐无名氏的形式收录了诗作103首。另外还有敦煌文库所发现的《敦煌曲》。今有王重民的《云谣曲》。任二北的《敦煌曲校录》收录了隋唐五代的乐府诗500多首。

因为词的兴起，宋以后的一些民间歌辞，便用词的形式来表现，部分收录在笔记小说中。辽金元的民歌，称为“街市小令”。因为元朝流行散曲，作品已经俚俗，所以这一时期保存的民歌较少。明清时也有不少优秀的民歌，因为正统文人的不重视，这些鲜活的民歌多已散失亡佚。